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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古今 ✐2006-04-01


科舉末代狀元王壽彭

陳群

 

  光緒癸卯狀元王壽彭(1875-1929),字次籛,山東濰縣(今濰坊市)人。以第三十七名貢士參加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恩科殿試中第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1905年曾隨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出國,赴日本考察政治,教育,和實業。著有考察錄一書。曾任湖北提學使,提學使兼布政使,代理湖北巡撫。創辦過“兩湖優級師範學堂”。辛亥革命後,任北京總統府秘書多年。1925年曾任山東省教育廳長,還曾兼任過山東省圖書館館長;1926年創辦山東大學並自兼校長。1929年,王壽彭病逝於天津。王工書法,時人以得其片紙隻字為榮。王還著有靖盦詩文稿

王壽彭殿試策仍存民間,王壽彭因“名字”中狀元的說法是無依據的。

  近些年來,隨着對科舉制度感興趣的人越來越多,關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恩並正科狀元王壽彭,現在社會上一直流行一種傳說認為:王壽彭之所以能中狀元,是因為其中狀元之年適逢慈禧太后七十大壽。因其名字暗合王壽“齊”彭祖(彭祖是神話傳說中的老壽星,活了八百歲),讀卷官為了討好主子,把本不是第一名的王壽彭的試卷故意挑出放在第一名,而使王高中狀元。
  前一階段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北京滿學會會長閻崇年先生的“清十二帝疑案”中也引用了上述傳說,可見上述說法流傳較廣。
  其實,上述說法是不正確的。按照舊制:每科殿試後,所有殿試策原卷屬國家機密,即存內閣大庫封存。由於一般人無法接觸到,加之一些好事者枉加猜測以訛傳訛,使得科甲人物傳說越來越多,有的甚至將傳說視為正史,這樣是貽害後人的。筆者親戚收藏有光緒癸卯科狀元王壽彭的殿試策,此資料完全可以證明上述傳說是不符合史實的。

  王狀元的殿試策保存相當完好,當年還曾經過一些前輩學者的鑒賞。如時年八十三歲的陳雲誥老先生(前清翰林,王壽彭癸卯科殿試同年,解放後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欣賞後曾為此殿試策題詞曰:

乙亥(1959年筆者注)冬月,似樓老兄得王次籛殿撰同年殿試策卷於市肆,屢經世變,墨彩如新,感題二絕句:天子臨軒署狀頭,江都三策冠時流。人間陵穀經千變,依舊文光射鬥牛;猶記乾清殿陛前,隨班鵠立聽臚傳。草茅新進初通籍,策廟當陽廿九年。


陳雲誥題詞

  孫似樓老先生(山東郯城人,著名學者,解放後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對該策也有題詠。
  根據清朝殿試讀卷傳臚的典制:殿試卷是殿試當日在皇宮太和殿由受卷,彌封官當場彌封收箱承送收掌官;殿試次日由收掌官交給齊集文華殿的讀卷大臣共同轉閱後排定甲,乙,以前十本(貼有擬名次浮簽的彌封卷)進呈;最後由皇帝親自對進呈殿試策欽定名次,招讀卷官入拆彌封(自乾隆二十六年後)。也就是說試卷是於欽定名次後才拆除彌封的。未拆彌封以前,讀卷大臣,包括最後確定名次的皇帝是不能預先知道被取中者名字的。


王壽彭的殿試策

  從王壽彭殿試策可以看到,卷前寫有姓名,履歷及三代的一頁折疊彌封痕跡明顯,“紙釘”,“彌封紙” 保留完整;“彌封官關防”印記非常清晰;讀卷大臣八人“姓”下皆標識為“○”(第一等);特別是進呈名次的“黃簽”猶在並明確寫着“擬第一”;“卷面”上朱筆填寫着“第壹甲第壹名”。
  以上史料,筆者認為足可以說清楚王壽彭當年殿試得中狀元過程了。王壽彭因“名字”中狀元的說法是以訛傳訛,是毫無憑據的。
  王壽彭當年對於他因“名字”而中狀元的說法曾作有一首打油詩:“有人說我是偶然,我說偶然亦甚難。世上縱有偶然事,豈能偶然再偶然。” 王狀元是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鄉試中舉,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連捷進士應殿試中狀元。似乎王狀元當年還蠻超脫的。
  另外,筆者想更正社會上的一種說法。王壽彭中狀元的那一年(1903年),並不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壽。慈禧生於1834年,1903年她69歲。而甲辰年(1904年)才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壽,當時稱 “萬壽節”。清末甲辰年(1904年)確實以正為恩,特賜“恩科”,加試了一科甲辰恩科會試。甲辰恩科狀元是直隸肅甯人劉春霖。
  再多說兩句,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之所以稱做“恩並正科”,是因為按清制,會試三年一科,凡遇丑,辰,未,戊年者為正科,不逢是年而舉行者,或為加科,或為恩科,(亦有例外)。辛丑年(1901年)是正科大比之年。由於1901年正值光緒皇帝三旬萬壽之年,故而以正做恩,而將正科改在次年壬寅年(1902年)舉行。但由於八國聯軍入侵,直到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年才把上述恩,正兩科合併起來舉行。“癸卯會試”對天下士子非常重要,因為自光緒二十四年會試之後,已整整五年沒有舉行會試了。而這五年之中,卻又連續舉行過兩屆鄉試。癸卯年(1903年)是集兩屆以上舉人應一屆會試。
  因筆者親戚收有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科一甲三人的殿試策,這裏再補充一點史料貢獻給讀者。光緒癸卯科殿試策讀卷官最初擬定進呈的鼎甲名次與最後欽定的名次是一樣的。狀元王壽彭(山東萊州府濰縣),榜眼左霈(正黃旗漢軍廣州駐防),探花楊兆麟(貴州遵義府遵義縣)。

1926年王壽彭創辦了山東大學並兼任校長,
山東省自此有了正規的省立大學

  王狀元處在一個動盪和變革時代,政治觀點難免比較保守。但他對近代教育還是做出較大貢獻的。他所著考察錄一書中就倡導改良教育,興辦實業。考察錄一書在當時很有影響。王狀元還是湖北新式教育制度的有力倡導者。他在湖北提學使任內,創辦了“兩湖優級師範學堂”。他制定學堂章程,並創立預算制度,使辦學經費專款專用,是為全國之首創。
  1926年王壽彭把當時山東省省立的工,農,礦,商,醫,法各專門學校合併,又增設文科,正式創辦山東大學並自兼校長,山東省自此有了正規的省立大學。山東大學校史和山東大學百年史記載“王壽彭的山東大學有完整的‘設學大綱’和明確的培養目標,比第一個山東大學堂前進了一步”。
  作為山東省教育廳長兼山東大學校長的王壽彭,提倡尊孔讀經。雖思想趨於保守,但辦學卻堅持魯文化的重傳統和齊文化的重創新並重,提倡古今並重“能將忙事成閒事,不薄今人愛古人”。王壽彭在興辦教育方面表現出極大的執着和投入。一是資金方面大投入。山東教育廳每月撥給山大25000元,教職工的待遇是:校長月薪400元,系主任及教授月薪300元至360元,這在當時不是一個小的數目。二是廣攬各類人才。山東大學設文,法,工,農,醫五個學院,計有中國哲學,國文學,法律,政治經濟,商學,機械,機織,應用化學,採礦,農學,林學,蠶學,醫學13個系,並有附屬中學。校設評議會,院設教務會,系設教授會。定期研究教學,人事,經費等問題。除專業課外,山東大還開設有選修課,學生畢業授學士學位。當時的教師來源主要有兩部分,一部分是科舉出身的經史學者,另一部分是從德,英,日取得學位的回國留學生。新與舊的結合,使省立山東大學充滿了生機。如文學院院長王憲五,清末拔貢,精通經學,古文,有“山東才子”之稱;法學院院長朱正鈞,曾留學日本;工學院院長汪公旭,曾留學德國;農學院院長郭次璋,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醫學院院長周頌聲,曾留學日本。當時山東大學全校共有教師330人,其中教授就有二百多名,在全國高校中也是陣容最強大的。
  據當年在山東大學讀書的學生回憶:“校長(王壽彭)對待學生,總是循循誘導,未曾加以訓斥。在督辦公署派人來逮捕學生中的地下黨員時,他宣揚當局怎樣優待學生,諄諄告誡學生要明哲保身。這話本不足以說服學生求進步的心理,但在他還是出於誠心愛護”(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山東文史集粹,第43頁)。關於王狀元,近幾年學界泰斗北京大學的季羨林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曾多次提到,他在山東大學附中讀書時得到過王壽彭的題字褒獎。稱對這段歷史,他銘感至深,對他的一生影響很大。

關於王狀元的一些軼事

  關於王狀元,筆者在其後人處見過他的照片。是一位個子不高,身材顯胖的大眼睛中老年人。從照片上看,確實是天庭飽滿,地廓方圓。滿有“福”相的。據參加過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傳臚的時人陳恒慶在他所著的諫書稀庵筆記中也記載着:當時沿途觀者信口評騭曰:“狀元美,榜眼偉,探花秀”。


王壽彭書法

  王壽彭的書法水平的確很高。時人評價受二王影響較大,字體俊美雅秀,端莊大方。據說當時一同應試者見了王壽彭的字“黑大圓光”,皆為之驚歎。在毛澤東的遺物中,有一隻蓋上刻有王壽彭書寫的朱子治家格言的銅墨盒,被有關部門定為國家二級文物。王壽彭的字跡工整,有古人之風,確實十分難得。另外,王壽彭留給世人的對聯,匾額,字幅,扇面等墨蹟不少。如在他家鄉濰坊曾為西南關五道堂“仙師廟”題名並書“仁術博施能濟眾,虔誠祈禱自蒙庥”。今濰坊市博物館存一刻石,即清末進士陳恒慶為曹鴻勳臨九成宮醴泉銘所作跋文,係由王壽彭所書。福建“資國寺”有王狀元題“清香滿室佛入定,明月出海天為高”的楹聯。保定古蓮池書院現存有一塊王狀元所書的碑,此系筆者親眼所見。
   關於王狀元還有一些軼事。據說當年“山東大學”的校牌是王狀元所書。而當年第七十六代衍聖公孔令貽去世,還是請王狀元點的“主”。慈禧太后去世後,用於引“神”用的牌位是由王狀元所書。另據說,濟南的“山東賓館”系王狀元所書,王狀元還曾為北京“天源”醬菜園題過詩,當年袁世凱頒發的“京師大學堂”匾,落款是大總統題,係由王狀元代筆。當然這些筆者也未考證過。有興趣的讀者不妨考證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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