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樂
從藝術到靈性
何崇謙著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出版
從生活經驗，我們知道，愛好自然的人，縱然會不拘小節，甚或風流佚宕，但絕少會成為巨奸大憝。
當我們面對自然景物，會欣賞其美與敬畏其崇高，這是觀山水風景的普遍感受。藝術家擷取而成為他們作品的中心，並且介紹給未見過的人，使他們也能夠分享。
本書的範圍，主要在於介紹國畫中的董其昌（1555-1636），和石濤（1641-c.1718）並美國赫德遜河畫派的托瑪斯．科爾（Thomas Cole, 1801-1848）及弗德萊克．丘哲（Frederic Edwin Church, 1826-1900）的畫作。
他們的共同點，是旅行廣闊，受名山大川的氣勢，才成為寫風景的名家；而在中國畫中，此類作品簡單的稱為山水畫。不過，其畫意不僅在於描繪自然，還及於人在自然界的地位。
在西方的藝文傳統，傾向於以曠野代表危險，以至邪惡，所謂“綠色世界”，與文明相對。“文明”（Civilization）的觀念，從字源來看，是由城市化來的。因此，發展，進步，等於是征服自然，很少以自然為欣賞頌美的對象。
到殖民美洲，才與自然有新的接觸，衡量新的關係。接踵而來的，是工業革命，“進步”的巨輪，無情的蹂躪着原野，貪婪，砍伐，焚燒，把原野和原住民，即使不加以消滅，也一併壓縮到狹小的角落。
可是，人到底不能沒有自然的。忽略與自然的結合均衡，就失去了生活的根。詩人哲士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知道人不能離開自然，在愛默生的Walden Pond，築屋居住（1845-47），他在那裏寫的林中生活（Walden, Life in the Woods），宣示他的鄙視物質，喜愛自然，成為大西洋兩岸的綠色經典文學，是今天綠色運動的宗師。
但有人像原來的清教徒移民，以為美洲是“應許之地”，不啻地上的樂園，仿佛伊甸復得，以敬畏的情懷，看這新大陸。
風景畫的先驅科爾，則以為大自然，和清白，天真，幾乎等於宗教。他以巨幅的風景畫知名，特別是後來遨遊歐洲之後，則更加深的傾向於宗教，增加他作品的深度。
比他稍晚的學生並朋友丘哲，受科爾的影響甚深，成為赫德遜河畫派的繼承者。他的作品，不僅描繪自然，像鏡子一樣反映自然，並把自然映照在人的心裏：“一棵樹成了一個新的亞當，一個熾熱的日落是一個上帝的啟示。”（頁212）看見像“安第斯山脈的心”（Heart of the Andes）這樣的畫題，不能不憬然於其意義，而探求其“藉這洗禮和十字架而進入新生的伊甸園之路”的隱喻。（頁219）他也用水和彩虹，象徵聖經的神學意義。（參頁233）
Heart of the Andes, 1859
Frederic Edwin Church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中國繪畫中，李成，郭熙，以喜畫高山崇巖，枯樹煙景著名。董其昌和石濤，生在更早的時代，有中國歷史文化的背景，傳統的崇敬自然。
董其昌工於詩文，兼精書法，生當明代，因閹豎當權，有才而不能為世用，心遁禪理，往往表現於其作品。
清代稱江南第一的石濤，以故明室帝裔，削髮為僧，善畫山水，對失去的江山何堪追憶，不得不寄情虛幻煙雲中。
禪宗是佛教融合儒道的產物，大致是北宗近於儒，南宗偏似道；而宋明理學，則顯然受禪宗的影響。文人受其浸染，詩書畫作品，都因而有了變異。董其昌與石濤，似為中國的宗教畫家。他們的山水作品，雖然也可見雄偉，但總於寫實之外，有些虛幻空靈，頗似李白，王維的境界。
不過，從純知識論的觀點看，現象與真實之間，十分難以界定。從以為知道，到表現於形相，再到接受傳播者的領受，總無法不模糊的，如果稱為含蓄之美，也相去不遠。
詩人與先見，共同之點是“靈感”，是超越知覺，不能以平常的公式證實的。藝術家也是如此。
神是最偉大的藝術家。聖經說：“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手段。”（詩篇19:1）神創造的大手筆，是美的來源。人對美的欣賞能力，幾乎像宗教感一樣的自然。
自有永有的神，是宇宙的創始者。雖然人犯罪墮落了，藝術家的創造能力，仿佛是殘存的火花，能夠看見神的工作。所以藝術家有自然的宗教感，如果我們說，缺乏宗教信仰，不能成為真正偉大的藝術家，應該不算太過分。
本書作者引用約瑟夫．伯納丁的話：
為了述說作為終極實在和存在之基的上帝，哲學家和神學家在傳統上採用了真，善，美三個基本概念。…第三條途徑讓我們看到創造者顯示在自然之中以及在人類藝術創造之傑作上的觸摸。它常常是愉悅，溫柔，崇敬的路徑。（頁280）
作者同意大衛．米勒（David Miller）的意見：
只有當人的精神與永恆相聯繫，而以類比的方式思考這些形象，同時向外投射它關於上帝之觀念的不完美的直覺知識，並把惰性的物質變成有力的象徵時，自然的形態才會述說上帝，或指向上帝。（頁282）
從東方和西方的藝術來看，都可以跡尋向上的宗教情愫。統括來說，西方藝術就是基督教藝術，正如西方文學就是基督教文學；而中國藝術，雖然也有超脫的意向，只是缺乏特殊啟示，這表現於文學領域，在繪畫和音樂上，也是如此。作者指出，藝術有其感染性和影響力。他引用耶魯大學藝術史家班宗華（Richard Barnhart）的話：
如果中國藝術是真正的藝術，那麼這藝術世界，是屬於貝多芬，提香，莎士比亞，瓦格納和畢卡索的同一個世界。中國藝術家們不必顧慮受到西方的影響。我們都彼此影響。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都受到地球上每個國家每種文明的偉大藝術成就的啟發…我們今天都不是生活在一個為東方或西方所主宰的世界中。我們是生活在有史以來出現普遍對話的世界中。…讓我們本着創造的精神，親身的探求和勇氣來締造和生活的聯繫。（頁279）
作者寄望於藝術家，以“神形美學”（Incarnate Aesthetics）體現其“宗教信念和生命哲學”（頁281）。這個名詞和概念，雖然陌生，卻有其超越性。如羅秉祥教授所說的：“提升人的心靈境界，以視像淨化心靈，目應心升”（頁iii,“羅序”），是十分必要的。
二十世紀的音樂和造型藝術，都深陷於混亂和絕望中，甚或至誨淫誨盜，激濁揚穢；多麼需要“指路碑，引路柱”（耶利米書31:21），使人歸回正道。作者說得不錯：“沒有豐富的內在生命…沒有性格，就沒有偉大的藝術。”（頁282）因為誠於中而形諸外，藝術家必先正源，而後能夠有清流，華人基督徒藝術家，應該有此認識與負擔，並在這方面有所貢獻。
願人都能由欣賞自然，而認識創造的主，接受祂作個人生命的主，而能與詩人同說：“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裏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悅納。”（詩篇19:14）（文中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