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樂
日子背後的故事—余也魯日記
余也魯著 海天書樓出版
有一種文體稱為Essay，今人多譯為“論文”，實則跟一般的論文不同；論文不會有“我”字，是以純客觀立場寫的；這種文體則以“我”為出發點，所以也有人稱之為Personal Essay，可稱為雜文。
法國的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該算是雜文的始祖。他把自己的思想，和經驗的身邊事，隨手寫來，讀之趣味昂然。
蒙田的Essais文集，在1580年出版的“致讀者”寫道：“這是一本誠實的書…絕不存意迎合你，也不在榮耀自己…是要你知道我。”如此寫作動機，值得敬佩。
英國的哲人貝肯（Francis Bacon, 1561-1626），給英文世界寫下第一本偉大的Essayes。他精鍊的短論，是英文散文的典範，影響後世很大。
當然，寫日記，如果寫得好，也會成為這樣的文集。自己沒有寫日記的好習慣，大概是因為思想不夠深入，所以覺得乏善可陳，寫了一陣子，就不能繼續了。不過，對於持恆寫日記的人，總是敬佩和羨慕。
余也魯教授先生
余也魯教授先生，博學多聞，為文飄逸流暢，仿佛蒙田和貝肯；他編的書緣，連廣告也文藝化。每期收到後，總是優先閱讀，大約要二十五分鐘到半小時，遍讀每字不遺，已經是十多年來結的良緣。最近在新加坡遇到一位牧師，告訴我他也欣賞這份小刊物，內容豐富，得益處最多。如果他看到這本余也魯日記摘錄，必然更為欣喜，因為這本書，正是像蒙田文集，就是展開作者自己，能夠真正認識他。
書中有伉儷閒話，仿佛如浮生六記般自然可誦。書中有個人史料。如：“八零年代協助廈門大學和華南師大建立傳播系期間，我致國內電話費，經常每月逾二千港元。那時長途電話以三分鐘為一單位，收費近三十元。”（頁29）這表明他有遠見，樂於為善，才作這類影響久遠的事業。自然這也是傳播史上的一頁佳話。
當然，作為文人，少不了有談到文字的時候。其中從文字的音讀，應用，錯訛，別字，妙文。還有追憶同文故友，包括李如桐，湯相（新楣）等人，流露出真摯的情感（頁27-28）。在世界上能夠有幾個非為利害關係的好朋友，實在是難得的。
另有一段關於翻譯的事，這次是談香港首席名譯者陳恩明牧師：
我告訴他〔陳恩明〕夫人，他的耳朵極之靈敏，我在電話中念巴斯葛隨想錄中為人譯錯的一句：“To make light of philosophy is to be a true philosopher.”那人譯成“能嘲笑哲學，這才真是哲學家思維。”我還未說完，他笑了：“深入淺出嘛！”他對，真正的哲學家是能將哲學說得深入淺出的人。（頁64）
作者半生推廣傳播，着意培育人才，特別是聖經文學方面，造就傑出的基督徒作家。他訴說這心願：
很想為有潛質的男女預備一個寫作的環境。寫作首要是潛質，有創作能力的掌紋和腦紋，又不怕爬格子的辛苦。其次，須靠豐富的人生經驗，又肯從閱讀中去汲取他人的經驗，智慧和啟迪。做基督徒作家，用筆去傳揚福音，還必須在聖經上痛下功夫。（頁175）
可惜，今天的神學院裏，寫作與聖經，都不當作“學術”，要有應付人的功夫，才可以往上爬。其實，有必要爬上巨人的肩膀，可以眼界看得更遠。最不可少的，是爬雅各夢見“上天的梯子”：一道不用自己力量爬的梯子，是最古老的信心自動梯。
在地上，要走得遠。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增廣見識的途徑。遊學是古人早有的求知路。今天的教會，有飛遍世界推銷自己的佈道使者，有遊埠式的短宣，都不算希奇。作者在日記中另有奇想：“也許可以發動神學生互訪，特別是有文字恩賜的。作家很少不愛旅行，去親睹那些一般人夢想一遊的地方。”（頁173）這該不是難事，也該是要事。反對的人會說，耶穌基督足未踏出過巴勒斯坦；德國哲學家康德，一生只在他的城市。不過，擴展視野，是大好的事。有人說：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慘敗，幾至於亡國，是因為陸軍當政，所見不廣。話也許不無道理。
要走動，也需要安靜。
人若願意安靜下來，的確可以聽見上帝的聲音。…我讀大先知書，讀到以賽亞寫“耶和華對我說”，或者耶利米寫“耶和華的話臨到我”時，總納悶，上帝怎樣向他們說話呢？直到上世紀八零年代，卜居郊區近海“錦繡花園”，要為啟導本六十六卷書，每卷寫個只限三至五百字的簡介，讓一般人讀了都喜歡來閱讀那卷書。每次寫時都在深夜，伴我的只有月亮或者星光，茉莉或者松樹的清香，和秋夜蟋蟀的鳴叫。此時這卷書已讀畢數遍，於是跪在主前長禱，思緒如泉湧，才一字一句地寫下。…再讀所寫，仿佛出自另一人之手。十五年後今天重讀，仍不相信為自己所寫。我不能不相信是上帝的靈在工作。我是謙謙卑卑地如實記下藏在心底裏的這一句話。（頁52-53）
上主不負苦心人，啟導本聖經出版後，很為華人教會歡迎。據神學家也是翻譯人的趙中輝牧師說，其水平在NIV Study Bible之上。這是華人教會二世紀來可自豪的成就。
2007年四月十六日的日記，“竊書者富，出書者窮”，應該是出版者的悲憤。好在其他書被竊，啟導本仍在。
日記文體的好處，是寫了本來是為自己看的，不需要矯揉造作，只有政客的日記例外；也有人寫日記是為了回憶錄的檔卷。政客的日記也罷，回憶錄也罷，大都無足觀，因為不免存心謊言。宋代名相李綱，有正直的聲譽。據考，他的日記中也有故作不實的記錄。其他裝聖賢的大人物，就更不必說，不可說了。可憐他們有某些需要，某些原因，才不得不爾。
還有個問題，有些日記寫得太嚴肅，就流入枯燥；如果再長而厚，叫人望而生畏，除了作考據功夫，實在沒有讀的義務，沒有讀的快感，而付出時間，也難引起人興趣。
這本日記摘錄的好處，就是其可讀性高，不論掌故，思緒，記事，讀來都覺得平易，親切，清新，可列入散文選集。華人基督教出版社，多出翻譯的書，是從洋文，且多半是英文，譯作中文，還有些譯得更難懂，叫人不想領教。這樣的書如果譯為洋文，嘉惠洋讀者，是一件好事。也許，我們該忍耐期待，到回憶錄的出版，再行譯為外文。如果將來成為諾貝爾得獎作品（有人這樣建議，認為余也魯配得文學獎），也可以不至於使中國人臉紅，為國人得了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失去的面子補贖。
只是“夜記香港百天”，是夜裏產生，可不能當催眠書讀。（于中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