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裨治文:美國第一位赴華宣教士

史述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於1801年四月二十二日,生在麻薩諸塞州貝勒塞屯(Belchertown)的一個務農家庭。得敬虔的母親培育,十一歲的時候,在一次復興聚會中,裨治文受聖靈感動,有清楚重生悔改得救的經歷,參加公理會。他勤勞負責,要幫助父親幹活,耽誤了學校教育;致力自修向學讀書;到二十二歲,才得進入安賀斯特大學(Amherst College)。1826年畢業,到當時以差遣國外宣教士知名的安道華神學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在校的時候,裨治文對國外宣教的呼召,越來越清楚。
  神學畢業後,受美國國外宣教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差遣,於1829年十月十四日,自紐約登船遠航,遶過南美洲的崎角,到中國宣教。經過長而辛苦的海上航行,於1830年二月十九日抵達廣州。二月二十五日,他遵照差會的指示介紹,去見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開始跟那位先進的蘇格蘭宣教士學習中文。馬禮遜比裨治文大十八歲,於1807年首先來華,是英國倫敦會的第一位宣教士。那時,因為清政府思想閉塞,對洋人疑忌,不能公開以傳教士身分工作,在東印度公司任職;像馬禮遜一樣,裨治文得寄名美商同孚洋行,也居留在洋行貿易特區內,有時並旅行往返澳門,新加坡等地。
  以後,他在華工作三十年,有十七年以廣州及附近的澳門為基地,後十三年則在上海,也在上海離世。

  裨治文是一位有遠見的宣教士,滿有奉獻的精神,事奉的熱誠。他知道宣教語文的需要,超過懂幾句話,在市場上簡單交談就可應付。他認為學習中文,應該包括文化,宗教在內,注意“將人的思想奪回,使它都順服基督”(哥林多後書10:4,5)。
  1832年,英文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國叢報月刊)創刊,介紹有關中國的知識。由裨治文和馬禮遜共同創辦,裨治文主編。這不僅可見裨治文的熱心,也是他中文的精進,獲得相當普遍的認同和尊重。據裨治文自己說,這也是學以致用的方法。他見及洋人對中國一知半解,有時搞出可怕的笑話,覺得需要溝通東西的知識,才可以互相了解,藉以交通。撰稿者有宣教士,學者,外交官,馬禮遜,及少數中國人。叢報報導中國語言,文化,歷史,藝術,典制,風俗,宗教,迷信;中有德國宣教士郭實臘讀紅樓夢的文章,是西人對道有興趣的第一人;並刊載“中國女皇帝武則天”一文,可能是為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加冕的那年,表明中國已有先例;叢報並屢次刊文,指出纏足,及鴉片的禍害;纏足後來成為外國女宣教士努力的目標,到二十世紀初收穫美好的效果;反鴉片的文章,則前後刊載四十八篇,其中有十五篇為裨治文自己所寫,在美國激起反鴉片的浪潮,為中國仗義執言。裨治文的注重文字和教育,是非凡的遠見,可能是收到啟蒙運動的影響,也許與他後千禧年信仰有關。
  1833年,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繼受美國宣教會差遣來華,因那年輕人無適當學歷,預備來華作宣教印刷工人;裨治文見他可以培育,盡力提拔,使他由助理漸漸接替叢報編務。1853年,衛三畏隨美國海軍伯力將軍(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去日本,結果,雖然打破了日本的鎖國政策,卻使叢報編輯乏人,因而停刊。衛三畏並且放棄傳教,專任美國駐華公使祕書和譯員,後來成為耶魯大學第一任漢學教授。
  裨治文更多作譯寫,他把中國的孝經譯為英文。更感覺中國人並非智慧低,而是長久的蔽塞,造成對外面世界缺乏了解。裨治文用中文編寫了美國志略A Brief Accou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不僅是一本地理書,更介紹美國的歷史,制度,其用意在藉以顯明美國文化與基督教信仰的關係。
  1838年,湖廣總督林則徐奉欽命查禁鴉片。他是清廷少數有見識的官員之一,亟欲了解西學,讀過裨治文的中文作品,深知鴉片的禍害,並想要得到一本世界地圖,以了解外洋的情況。所以林欽差大人樂於折節同裨治文結交。
  1839年六月三日,林則徐下令將查獲英商的鴉片,在虎門焚燒,裨治文是應邀見證的目擊者之一;外商銜恨散播濫言,說是鴉片僅消毀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走後門流入市場;裨治文則在美國報刊撰文,詳細敘述事件經過,對執行的認真大加讚賞。不過,他無以阻止以後事件的演變,更遠不能改正英國見利忘義的行為。最不名譽的鴉片戰爭終於打了起來。
  1841年,裨治文獲紐約大學贈予神學博士榮譽學位。
  中英鴉片戰爭的結果,是中國戰敗。1842年,與英訂立南京條約,賠款之外,割讓香港,開“五口通商”:以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寧波等五通商口岸,洋人得以居住,貿易,並建立教堂,醫院。這是十九世紀不平等條約浪潮的先鋒。
  那時,他曾協助美國公使顧聖(Caleb Cushing),翻譯與中國政府訂立的“望廈條約”,規定禁止鴉片貿易,最惠國待遇等,近於平等條約。其中不難跡尋所受裨治文的影響。
  1847年,上海漸成為洋人聚居貿易的中心,裨治文也移居上海。次年,即創立上海文學與科學會,學人每月集會,並印行學報;不到一年,即改名為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由裨治文任會長,可見他的學術成就多麼受尊重。
  裨治文任一個小教會的牧師,並教導一個有名的聖經班。
  他的妻子伊麗莎(Eliza J. Gillett Bridgman),於1850年,在上海創立裨文女塾,是中國第一所女校,開中國女子受學校教育的先河。
  1852年,裨治文夫婦回美,只逗留四個月,那是他在華工作三十年來,僅有的一次休假。
  裨治文把一生傾注在中國,在漢學上的有卓越成就,動因是因為他摯愛中國人,而願了解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為了中國人今生和永世的利益而盡心盡力,遠非其他膚淺應付的人可及。因此,他以熱誠奉獻的精神,具特殊語文天才,和透徹的分析能力,治學嚴謹,博大精深,才可以作出偉大的貢獻,為所有洋人器重。他不僅是第一位美國宣教士,也是第一位美國漢學家,可能也是西方近代第一位漢學家。
  1861年九月,裨治文染痢疾。十月的皇家亞洲學會,他不能出席。至十一月,終於不治,在上海逝世。他把福音的光帶到中國,也以真理和科學的智慧,啟迪中國社會。
  1864年,裨治文夫人在北京創立貝滿女校,紀念她的丈夫。
  這雙美國第一宣教士夫婦,他們的生命,正如其名,注重“治文”,也成為溝通中西文化的“造橋人”(Bridg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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