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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東來的更正教宣教士

于中旻

 

  在2007年,教會熱鬧的記念更正教來華二百周年。其實,遠在這之前,改革宗已經先發先至,到今算來該是三百八十年了。
  荷蘭是個小國家;荷蘭改革宗一向是個小宗派;但他們是首先抵達亞洲的遠方宣教先鋒。第一位宣教士是干治士。
  喬治.干治士(Georgius Candidius, 1597-1647),生在德國Pfalz,母親是蘇格蘭人。在歐洲三十年戰爭(1618-1648)中,隨父母移居以寬容知名的荷蘭。在那裏,他入荷蘭有名的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就讀,1621年繼升神學院,也就是十九世紀改革宗神學家凱柏(Abraham Kuyper)的母校。畢業後通過考試,干治士成為阿姆斯特丹中會牧師。
  當時,改革宗是荷蘭的國教會。進大學有雄心的青年,不是讀法律踏入仕途,就是修神學服務教會;同樣是安定舒適的職位,並且受到尊重。
  有另一位青年單卡慈(Sebastian Danckaerts, 1593-1634)牧師,號召同工往東印度群島。不過,他們的職責,限於牧養照顧那裏的荷蘭殖民者,不是向異教徒宣教。干治士接受挑戰,撇棄安福尊榮,與單卡慈同往荷屬巴達維亞(即蘇門答臘,今印度尼西亞)。干治士被安排去摩鹿加群島(Maluku Islands),成為那裏的第一位牧師。
  那時代派往的國外的教牧,被認為是殖民地政治節目的一部分,遲至十九世紀的歐洲國家,仍然普遍保持這樣的觀念。他們流行傳統“上帝,黃金,光榮”(God, Gold, Glory)的原則,但常是混亂或任意決定優先。年輕識淺的干治士牧師,偏要對真理執着,以道德權威,公開指責當地殖民地總督費伯(Jacques Febre)淫亂敗德違法的惡行。不僅沒有結果,反使他成為不受歡迎人物,被趕逐出境,到當時荷蘭的行政中心巴達維亞。費伯意猶未足,跟蹤誣衊中傷干治士;後來雖然查明所控缺乏事實,但對費伯的惡行,當局亦未予追究。
  當葡萄牙開展東方貿易的時候,曾有航海者到過台灣,看到那島的天然景物,驚訝的叫“Ylhas Formosa!”意思是“美麗島”;因此,“福爾摩薩”成為西方人給那島的名字。但葡萄牙人着意經營澳門,未能顧及美島台灣。
  162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澎湖群島(Pescadore Islands)建立堡壘駐軍。但只維持到1924年,明朝福建總督的軍隊,就把他們當作海盜趕走。荷蘭人並沒有揚帆遠航,而於1624年末,移到了台灣西南部的安平港,在那裏建造堡壘(Fort Zeelandia),華人稱之為“紅毛城”。
  有了這個據點,漸漸建立起荷蘭殖民地,以其傳統冒險耐苦的精神,高度組織能力,經營建造。幾乎是接踵而至,西班牙於1626年,由馬尼拉派艦隊佔據尚屬空虛的台灣北部,在基隆,淡水建築堡壘,設立政府,為久遠之計。荷蘭人屢試把他們趕走,但缺乏足夠的兵力。在1642年,菲律賓不穩定,西班牙人才主動撤退。
  在荷蘭統治下,商人,水手,兵士,在當時的荒島上迅速增加起來,最熱門的貿易項目,是收購土人獵取的鹿皮製革,輸往日本或中國,可以獲得厚利,或種植甘蔗製糖,採伐樟木。中國沿海的移民也來了,向荷蘭當局租地墾殖。還有一種可以獲利的事業,就是從事海盜,劫取商船。當然,那時歐洲的海盜與海軍,在技術上相同,所差的是名義。在台灣和日本海域活躍的鄭芝龍,就是得荷蘭政府許可的著名海盜。
  1627年,干治士牧師抵達台灣。但他不滿足於僅在東印度公司殖民者中工作,而到附近的新港社,開始向原住民宣教。
  台灣島位於日本和菲律賓之間,其土人被後來的移民排擠,漸侷限中央山脈地區,所以統稱為“高山族”;其實有不同的部落,與日,菲,夏威夷,並馬來半島的原住民,都是來自太平洋島嶼,語言風俗略有差別,但人種則相似,與漢人則不相同。
  干治士牧師先博訪周咨,了解原住民的生活習俗與宗教,然後說服公司當局,深入各村社中,進行向他們的宣教。他單獨披荊斬棘,艱苦可以想見,辛勤工作一年半之後,約有一百二十名承認皈信基督,只是對於真理認識尚淺,未曾受洗。
  1629年,一名阿姆斯特丹宣教士祐紐斯(Robert Junius)來到,協助干治士,二人同心,同工,同勞,效果顯然增進。信的人很多,成為有史以來更正教在亞洲的第一個宣教地區。
  這二位早期宣教士,不僅有火熱的心,並且具有遠見卓識。他們沒想到度假,而是立定心志,着力學習語文;不是以能夠應付會話為足,而孜孜屹屹,深知非十年努力不為功。
  他們也知道文字事工的重要,翻譯聖經為當地語文,最先完成馬太福音和約翰福音;祐紐斯並翻譯了基督教要義教義問答。干治士有名的著作台灣島志略,更是最早期的權威記述。
  荷蘭歸正教,不是只用外來宣教士,也培養任用本土教牧,有數十名加入宣教教導行列,並肩作戰,於發展教會增長有很大效果。照荷蘭歸正宗的規章,成立了兩個中會。
  荷蘭宣教士們,也知道重視基督教教育,宣教的同時,建立最早的基督教學校。入學就讀的學生,一度曾達六百餘人,有八位荷蘭教師,及五十四位本地基督徒教師,以五種重要的本地方言教導,並在下午教荷蘭語文,以求更有效的開發民智,達到傳播的目的。祐紐斯更且建議,就學生中選拔四至六名,送至荷蘭深造,以為將來的成就,將遠出荷蘭教士之上。可惜,荷蘭學校教師中,有的品德不端,其中一名惡行昭著,且被土人斬首。
  他們對於土人,並不歧視或鄙視,視在基督裏蒙救贖的信徒,是成為神家的人,合而為一,不再是外邦人,因此,不能不贊成異族通婚。這在當時是很進步的觀點,與白人優越的想法,冰炭不相容,卻不是不符合聖經的。後來繼起到台灣宣教的馬偕等人,才遵循這樣的原則。
  干治士多年冒險犯難,朝惕夕乾,席不暇煖,忙於宣教,仿佛是“靈魂待救,何以家為?”遲至1936年,與東印度公司當局發生意見,可能原因是對原住民教牧待遇及經費問題,干治士離台灣往巴達維亞,才找到時間在那裏結婚。同年末,他捲土重來,回到他所愛的“美麗島”。這次工作時間較短,只維持到1638年,就返去德國。幾年後,似是得到鼓勵和支持,干治士有意憑信心三度來台宣教。他啟程往巴達維亞,到了那裏,卻被留作當地的教牧,並任拉丁學校的校長。
  1647年四月,更正教到亞洲的第一位宣教士干治士逝世。台灣名勝的日月潭,西方地圖有的仍沿用“干治士湖”(Lake Candidius)之名,就是為紀念他。
  到1643年,祐紐斯離開台灣,據紀錄,島上有約一萬七千信徒,受洗的成年人五千四百名。其中絕大部分是台灣土著,少有中國大陸新來移民。
  荷蘭人在台灣宣教,正像佳種落在初墾的沃土上,比較容易生根。原因是原住民的宗教,只是精靈崇拜,不像大陸來的移民,有儒家及佛道的信仰背景,所以接受基督教是相當單純的事。當他們聽到福音真道,會全個村落,部族的群體皈信;這樣,也就不會受到壓力及迫害。
  1644年,明朝覆亡。
  原來海盜出身的鄭芝龍,曾一度轉而效忠大明朝廷,看到朝廷逃難,就投順滿清。但鄭芝龍和日本侍妾所生的兒子名叫大木,卻不直其父親所為,繼續忠心事奉逃難南奔的小朝廷。明帝看這年輕人忠誠可嘉,賜姓“朱”,名成功,成為與皇帝同姓,所以稱為“國姓爺”。
  其實,鄭成功這位“爺”,還不到二十歲。他號召群眾,立志恢復明室。來歸從的同志,一時風起雲湧,氣勢相當可觀。他一都率領軍隊,從舟山登岸,轉戰江浙,進薄南京。但後援不及,統御困難,遭受敗績,退守廈門,金門海域,侷促飄搖。只侵掠沿海地區,終非久計;為了尋取較穩固的基地,鄭決定要進入台灣。
  鄭成功帶着號稱二萬五千軍隊,在安平附近着陸。那時,台灣的各種人口總共只約有二十萬,其中晚來的中國福建沿海移民及流動人民,超過原住民和荷蘭人;遠航半個地球,孤懸海外的殖民者,對於主權爭奪的前途勝敗,不難預見。但“紅毛人”勇敢不屈,嬰城固守,攻守戰長而慘烈。鄭軍對付忠於敵方的軍民,包括宣教士和無辜的嬰孩,都視為非我族類,而加以屠殺。
  有一位翻譯聖經的韓博羅(Antonius Hambroek),在堡壘外的村落工作,因而被俘虜。“國姓爺”命他進入城堡,勸諭守軍放棄抵抗。但韓博羅卻鼓勵他的國人堅持奮戰。總督告訴他,為了安全,沒有必要再回敵營覆命;韓卻固執守信,要循交戰慣例,不顧兩個在圍中的女兒,回去見鄭成功。國姓爺把他和俘獲的宣教士並家屬,一起公開斬首示眾,連婦女嬰孩也不能倖免。據說:後來荷蘭人被迫撤退,韓博羅遺下的一名女兒,年輕貌美,被收為國姓爺的妾媵。1662年,鄭氏家族接替荷蘭人,成為台灣的統治者。
  按當時的觀念,所有為荷蘭人工作的人,都算是通番,包括通譯,宣教士,和高山番族,都打入異類。這樣,基督教一起受到迫害,是難免的事,幾乎是當然的。原住民雖然失去了土地,財富,但仍然有不少人保守他們的信仰。
  鄭成功以三十九歲的英年崩逝,由他的世子鄭經繼位;不成器的“經兒”放棄了反攻的理想,縱情聲色,也是早年撒手而去。在他死後一年,幼子克塽降歸了滿清。時在1683年。
  鄭氏和滿清更迭統治,至1895年割台灣給日本,對“高山番”和基督教的迫害,是唯一持續的政策。不過,當年在亞洲第一宣教地區植下的信仰,仍然不絕如縷,並沒有被連根拔除。在今天的台灣,偶像和色情遍地,烏煙瘴氣,被稱為“當世哥林多”;在比較清潔的山地,不僅出產水果,也在基督教冷落的情景下,番社教會雖然沒有富麗堂皇的教堂,沒有在象牙塔裏皓首窮年的神學家,他們有的是原始單純的信仰,堅固清潔,一枝獨秀,結出屬靈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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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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