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士”的“上下求索”

謝錫命

 

　　戰國時代偉大的詩人屈原（約前340－278）說：“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離騷）。這句話，道出屈原畢生對真理的執着追求：他不僅關懷他的國家－楚國的命運，而且上至古史政跡，天文星宿，自然現象，宗教信仰，都以其“博聞強記”的個人“智慧”，孜孜不倦地探索之。唐詩人杜甫，以“竊攀屈宋宜方駕”（戲為六絕句）自許；幾千年來，無論在屈原之前或之後，凡尋求真理的中國“文士”，也都不同程度，或暗合，或自覺地攀仰屈子精神，與之齊驅，即不但關心“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現實”大事，而且，探索着“形而上”的，屬於精神的永恆的東西。
　　有一段時間，人們懷疑中國有沒有西方定義上的“哲學”。這不免存有偏見，甚至近乎虛無主義。其實，中國文士，常常是“文史哲”相通。著名史學家司馬遷，善觀天文地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又是傑出的文學家；老子的道德經五千言，和莊子裏的三十三篇，更是天馬行空式的發揮人頭腦的“奇幻”想像力，去“追本索原”；漢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宋張載的“天人合一”，以及程朱理學，在這方面的探索，進一步走向系統化，哲學化。他們上追的“高度”，下窮的“深度”，較之希臘古典哲學，德國古典哲學，西方現代哲學，在對何謂“存在”，“本體”，“本原”這個哲學的根本問題的回答，並無遜色。因為他們的認識，都只去到一個“極限”－人的智慧所能達到的“極限”，無法登上真理的高峰。所以，按實質說兩者沒有差別。縱觀古今中外人類思想史，有許許多多不同的“本體”論，宛如一座座人造的“智慧之峰”。若這“峰”笑那“峰”，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
　　現在，隨着經濟實力增強，人們又走向另一個極端，認為復興以重視“修心養性”，和“天人合一”的儒學為中心的“國學”，在程朱理學的基礎上，中西合璧，必打造出影響普世的精神“軸心”，建設心靈的“樂園”。這又未免太驕傲，太天真了！
　　人們說，哲學是“報曉的雄雞”，使人明理有智慧，故古希臘哲學家又稱為“智者”。然而，人的智慧是有限的。聖經說：“在完全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但不是這世上的智慧”（哥林多前書2:6）。人的智慧均屬“世上的智慧”。聖經有一本“智慧書”－傳道書，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說：“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憑他費多少力尋查，都查不出來，就是智慧人雖想知道，也是查不出來。”（傳道書8:17）哲學上的“本體論”，就是屬於這個範疇的問題。這不是說，我們是“不可知論”者，乃是要作一個“按着真知識”（羅馬書10:2）去尋求真理的“完全的人”。這種“真知識”，能糾正哲學之“邏輯學”與“認識論”的偏見和缺陷，承認人不是“全智全能”，乃是“有所不知”，必須接受聖經裏那位造物主的“默示”而“被告知”。祂執問世人和一切世上的“智者”說：“從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贖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耶和華是創造萬物的，是獨自鋪張諸天，鋪開大地的。誰與我同在呢？’”（以賽亞書44:24）既然沒有一個從娘肚子裏出來的人，曾看過，見證過萬物的起源，人怎麼驕傲的頭腦發脹，失去起碼的自知之明呢？

　　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曾說：“我已攀登那成名的峰巔，發現那裏是一無遮蔽的凜冽而不毛的絕頂。導師啊！請在光線消失以前，領我走進靜寂的山谷，那裏，生命的收穫正成熟為黃金的智慧。”（漂鳥集）詩人富於哲理的話，顯然是對“名利”的批判，然對“峰巔”景象的描繪，與哲學家心造的本體論“峰巔”，又何其相似！
　　所以這樣說，不是對過去人們在本體論研究上的努力，輕率地加以否定，乃是抱着詩人同樣的心願，為了走出“不毛的絕頂”，得着“黃金的智慧”和“生命的收穫”。
　　我們應大膽地承認，人們靠自己的智慧攀登上的“本體論峰巔”，是“不毛的絕頂”。因為：
那是人用玄言玄語包裹的，虛構的，模糊不清，不確切，不真實的“本體”。
　　老子說：“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道德經）。這話，道出了一切“本體論”的特證：即越玄越妙，越妙越玄。他們自己進入“卓爾獨化至玄冥之境”（西晉玄學家郭象語），用玄語，暗示，比喻的話語來論說描述：或說天地萬物的根源是“道”（老子）；或說“氣聚則成萬物，氣散回歸太虛”（宋張載）；或說“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宋陸象山）；或說“無極”乃終極之本源（宋周敦頤）；或說“氣”也好，“太極”也好，總要“先有是理”，“理”才是萬物之始（宋朱熹）…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像瞎子摸象，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甚至用吊詭的話語：非物非非物，非人非非人，非因非非因，非果非非果，非本非末。讀者讀之，則恍兮惚兮，如墮煙海，不可捉摸。

　　說到“道”，現代哲學家金岳霖（1895-1984）說：“這一中國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用我多年所用的方法去究研它，我不見得能懂，也不見得能說清楚”（論道）。這些經書，在每個時代都有學者根據現實的需要，各自進行不同的詮釋。元代，對道德經深有研究的道教學者－杜道堅（公元1237-1318）指出，不同時代人們對道德經持不同看法，沒有一個公認的統一見解，以至每個時代的老子面目殊異：“漢人注者為‘漢老子’，晉人注者為‘晉老子’，唐人，宋人注者為‘唐老子’，‘宋老子’”（玄經原學發揮）。

　　更不可捉摸的是，哲學家說“本體”不會言語，人只能用“無言”來表達它。老子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道德經）“本體”自己不言語，人也無法用言語完全表達它：“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經）人一張開嘴說它，就已經不是它了。現代著名哲學家馮友蘭（1895-1990）說：“人必須說很多話，然後保持靜默。”（中國哲學簡史）這句話用現代語言，解釋了這個“玄之又玄”的邏輯遊戲：對哲學家想出來的“本體”，若說了很多話你仍不明白，他只能用“無言之言”來開你的悟性；對哲學家自己來說亦然，他說了許多話仍意有未盡，所以最後用“無言”來自悟，自足了。這也就是說，“無言之言”，可以遮掩哲學家智慧的“有限”，以便在“靜默”中，顯出自己智慧的“無限”。哲學家這樣想像出來的“本體”，怎可能是萬物之本，生命之源？人怎能憑此安身立命？
　　哲學的“本體”論，又把除罪的責任推給人，叫人自己救自己，它不能拯救人。
　　新儒學主張者認為，我們古典經籍裏，蘊含最豐富，最寶貴的道德教導，是古代文明中永不滅息，永不斷絕的思想光芒。這些道德，建立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上，有普遍的永恆意義。人通過“修心養性”，人的生命可“與天地參”，和天地萬物的“本體”相連結，與宇宙合一，有限就變為無限。這種德性從何而來？我們發現，原來全來自人自己。雖然他們說，“人德”是效法“天德”而來，然“天德”是怎樣知道的呢？是聖人觀天，“格物致知”想出來的。反過來也一樣，聖哲們又主張“以德配天”，即聖人們為了政治和社會需要，要建立一種倫理德行準則去教化百姓，就把這些道德規範昇華為“天德”，說它是“天德”的體現。所以“天德”，“人德”，全是人的“德”。這樣修煉出來的“人德”，雖有一定的感化作用，但不能使人離棄罪；若誇大其作用，就變為：經典的遺產有多厚，驕傲就有多高，罪性就有多重。雖然亞聖孟子說：“人人皆有聖性”，“人人皆可以為堯舜”，然歷史上從未出現這樣的奇跡。
　　中外古今的智者，哲學家，都想靠人的智慧“上下求索”，去回答甚麼是萬物所本，所屬和所歸這個最根本的問題。當今所謂後現代時期，重視科教人文，主張多元化。哲學本體論的研究，打上時代的烙印，既追求滿足作為“人”，一個大寫的“我”，“肉體”的，“感覺”的“我”在今生的物欲，又想通過對典籍作新的詮釋，尋找精神的安慰與歸宿。這種努力，也只能像過去的思想家，道德家一樣歸於虛妄。
　　那末，萬物所本，萬物所屬，萬物所歸的是誰？
　　聖經裏那位獨一的神說：“我是自有永有的”（出埃及記3:14），“我是初，我是終”（啟示錄21:6），世人“因着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話造成的”，“所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希伯來書11:3）。當然，也不是人腦臆想出來的“道”，“氣”，“太極”，“理念”；
　　祂的“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以賽亞記9:6），祂掌管宇宙萬物，行事作為“奇妙”（詩篇9:1），但絕非玄妙；
　　祂愛世人，絕不容忍罪，但不將除罪的責任推給人，相反，“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以賽亞書53:4），擔當世人的“罪孽”（以賽亞書53:11）；
　　祂是可以認識的。我們沒有見過神，但祂的兒子耶穌“道成了肉身”，來到世間（約翰福音1:14）。祂“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希伯來書1:3）。祂就是“太初”的“道”，“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萬物是藉着祂造的”，“生命在祂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約翰福音1:1-4）。
　　祂賜給世人“福音”，是“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羅馬書16:25）。祂願意用諸般的智慧，使“這奧秘如今顯明出來”，借聖經“指示萬國的民，使他們信服真道”（羅馬書16:26）。祂用我們能明白的語言啟示自己，我們也可用各族的語言來讚美祂…
　　在古代的智者和今日哲學家的“本體”論裏，我們看到的只是“不毛的絕頂”；在聖經裏，我們卻看到了盼望，看到了主的拯救，看到了永遠的福氣！體恤人的神，彷佛知道我們“上下求索”的甘苦，聖經告訴我們：耶穌就是那位從天上“降在地下”，為洗淨世人的罪而被釘十字架，三天後復活，“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救主（以弗所書4:9）。耶穌主動的由上而下，又由下而上，完成了救恩大功。人類還要上下求索嗎？不要了，聖經說：“這道離你不遠，正在你口裏，在你心裏”，“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羅馬書10:8,9）。
　　是的，我們再不要佇立在哲學本體論那“不毛的絕頂”。我們要感謝我們的導師耶穌，祂帶領我們走向－“生命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