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名詩多面看
裴多菲（Sandor Petofi, 1823-1849）
裴多菲（Sandor Petofi, 1823-1849）是著名的匈牙利詩人，他短短的一生，寫下了許多為爭取民族解放而戰的革命詩歌（其時詩人的祖國正處在奧地利帝國的鐵蹄踐踏蹂躪下），呼號着：“我們宣誓，我們宣誓，我們不再繼續做奴隸！”（民族之歌）。二十六歲時，他親身投入浴血戰鬥，死在沙俄侵略者的矛尖下，以生命殉自由。他的詩被譽為“匈牙利自由的第一個吼聲”；在中國首先大力推介他作品的魯迅（1881-1936）先生，稱讚他為“詩人和英雄”。這位年青的自由戰士與詩人，對生命與愛情，也抱着一片真情，充滿理想與夢想，縱情放歌，留下不少感人的抒情詩。把這兩方面思想內容融為一體的，是那首名詩—自由與愛情。此詩在中國最流行的譯文，是同樣為自由而灑了熱血的青年作家白莽（又名殷夫，1909-1931）所譯：
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兩者皆可拋！
殷夫 1909-1931
這裏沒有華麗的詞藻，它用鮮血寫成，跨越國界，成為那個民族解放運動時代的共同號角，自由之歌！詩人的人格，情操，與詩的藝術感染力，使它無愧為世界文學史上的華章！
此詩又宛如一首箴言詩，把生命—愛情—自由，放諸三個不同的“位階”，一級比一級更重要，更高貴；為換取那“高”的，寧可拋棄那“低”的。抱此理念，在各國文學史裏，留下許多為自由而不惜犧牲生命與愛情的動人故事！
然而，縱觀人類歷史，儘管殉情，殉義者付出慘重的生命代價，人類始終未能獲得完全的自由，不能打碎沉重的精神枷鎖，更不能戰勝罪與死亡的禁錮，威脅。
因此，人們對“生命—愛情—自由”三者，除了從裴多菲這“一面”看外，還作了“多面看”，但藉人的智慧，始終得不到完美的答案。因為人們不知道，自由的枷鎖不僅是外在的，更根本的是來自生命本身。聖經說：“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雅各書4:14）人受“死的毒鉤”拘勒（哥林多前書15:56），生命“原來是一片雲霧”，我們的智慧有限，只能是隔着一層“霧”看“生命”，“愛”與“自由”。人“忘了神他們的救主”（詩篇106:21），不去靠救主耶穌去根治生命中潛藏的罪這個致死的“痼疾”，結果人即使用自己雙手，把某種“捆綁”暫時解除了，旋即又會被另一種更隱蔽，更無奈的東西“捆鎖”着；人一方面充當“解放者”，一方面又作“捆鎖者”。聖經說：一切受造之物都處於“敗壞的轄制”（羅馬書8:21），何來“真自由”？財富能使人得“自由”嗎？不！貧富造成的鴻溝，使大多數不幸者墮入貧窮，疾病，死亡的深淵！而那富有的“幸運兒”，“他們的金銀不能救他們”（西番雅書1:18），他們即使“賺得全世界”，也不能拿甚麼“換生命”（馬太福音16:26）；眼前的金融“海嘯”又一次證明，“貪財是萬惡之根”（提摩太前書6:10），貪財者的心必被“刺透”。科技能使人從“必然的王國走向自由的王國”嗎？也不能。只要看看“溫室效應”，全球暖化帶來各種天災人禍，疾病肆虐，人陷入無法解脫的無窮的“隱憂”。還有製造商利令智昏，食物摻假，污染，日用飲食也會隱藏着損害健康，使人有喪命之危，人們為健康，醫療昂貴忐忑不安。把煩惱的世事“忘掉”吧，學古代哲學家莊子那樣：“乘天地之正（自然的本性），而御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之辯（變化）”，讓精神無所依傍，遊於無窮的宇宙中（逍遙遊）…這切合實際嗎？莊子的思想顯然是消極，厭世，虛幻的，充其量只給受痛苦捆綁不自由的人一點暫時的麻醉與安慰…
當然，人為爭取自由所流的血，付出的寶貴生命，其歷史功績將留在史冊上。但聖經啟示我們：“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馬書3:23）；又說：“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約翰福音8:34）。從這一面看來，人皆為沒有自由的“奴僕”；“罪的奴僕”怎能去徹底釋放“罪的奴僕”？人只能按聖經所啟示：
“天父的兒子（耶穌）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約翰福音8:36）
這是“基督耶穌裏的自由”（加拉太書2:4）！人若不取得這“自由”，人就不能擺脫罪與死亡的“捆綁”，得着永恆的生命。人在地上流血犧牲爭來的“自由”，雖有偉大的歷史意義，但只能是相對的，不徹底的；按真自由的標準衡量，是“帶着鎖鏈的跳舞”。
可惜，人常常不自覺自己是“圈在罪裏”的奴僕（加拉太書3:22）。生命本身的不自由，需要“生命的主”（使徒行傳3:15）來釋放。好像一個人生了毒瘤，要由醫生給他做手術，而不可能靠自己給自己動刀割除。在耶穌降生前約七百多年，聖經裏一位神所默示的先知以賽亞，就以第一人稱的親切口吻，預言全人類的“醫生”，唯一的“拯救者”耶穌基督降世拯救罪人：
“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以賽亞書61:1）
七百多年後，耶穌降生了，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書2:8），代我們贖了罪，使凡信的人“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羅馬書8:21）。牢獄的鐵門已打開，人們憑信便可走出來，呼吸自由的空氣。但人呀！為甚麼不從罪與死的“監牢”中走出來？
明明那位“生命的主”，兩千年前降臨世間，曾“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羅馬書1:4）。歷史的記載鐵證如山，當時有“五百多”人看見過復活後的耶穌（哥林多前書15:6）。和耶穌一起傳道，一起生活過的使徒，更感極其榮幸地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意即耶穌）”，我們“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約翰壹書1:1）這是“永遠的生命”，已向世人“顯現”了（約翰壹書1:2）。可是，人們“因自己無知，心裏剛硬”（以弗所書4:18），否定“生命的主”，而侈談“生命學”。或說生命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莊子）；或說是“輪回轉生”（佛學）；或說易經裏的陰陽八卦，蘊藏着生命的奧秘與密碼；或以為生之美存於死之美中，故對死亡應“有大歡喜”（魯迅野草）…這些理論，沒有一個道出生命的真諦，沒有一個對付罪的“敗壞轄制”，沒有一個為生命內在的不自由而呼號！
只有聖經揭示生命的奧秘，要告訴人“永生之道”（約翰福音6:68），它要喚起人們對生命的真自由的“呼求”與“渴望”。聖經裏寫了一個犯了姦淫罪的以色列君王大衛，他向耶和華認罪悔改時寫的一首詩說：“我因唉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淚，把床榻漂起，把褥子濕透。”（詩篇6:6）大衛身為君王，一國之尊，卻認識到自己是“罪的奴僕”。他“因為依着神的意思憂愁，就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以致得救”（哥林多後書7:10）。這首詩在情調上與裴多菲那首名詩不同，它流露出極度的哀傷。然“哀慟的人有福了”（馬太福音5:4），耶和華“拯救靈性痛悔的人”（詩篇34:18）。可以說，大衛的懺悔詩，是奴僕奔向永遠自由的樂歌！
聖經裏還有另一首奴隸與其主人同唱的“自由之歌”，一曲響徹雲霄，在時空中永遠迴響，預示着未來的全人類的“自由之歌”！這就是聖經裏的腓利門書。
這是發生在兩千年前一個真實的故事。那是尚存奴隸制的羅馬帝國統治年代，在腓利門的家中，有位名叫阿尼西母的奴僕，偷了主人的東西奔逃（腓利門書:18）。輾轉抵達羅馬，在監牢中結識了為傳福音而坐牢的使徒保羅，從保羅聽了真理之道，悔改認罪，歸信主耶穌（腓利門書:10）。保羅鼓勵他勇敢歸回信了主的主人家。臨行前，保羅寫了一封信函—腓利門書，讓他隨身帶回給主人腓利門。
今天聽來，這好像是一個平凡的故事。不！在某種意義上，這比歷史上一切為自由而流血的革命更偉大，且富有永恆的意義！當時，奴隸沒有人身自由，逃奴的命運只有處死。然而，這位逃奴對主人來說，“不再是奴僕，乃是高過奴僕，是親愛的弟兄”；這“不拘是按肉體說”，他們親如同胞兄弟，而且“按主說”，在永恆中是弟兄（腓利門書:16）。阿尼西母逃亡，當時的“暫時離開”，而今在主耶穌裏，腓利門從此“永遠得着他”（腓利門書:15）；他們彼此永遠互相“得着”。兩個不同階級的人，之間的對抗隔閡消除了，主的寶血“廢掉冤仇”，使敵對的兩者藉着耶穌“造成一個新人”，“成就了和睦”（以弗所書2:15）。生命起了變化，身分也起了變化，昔日的奴隸自由了，奴隸的主人也自由了，這是超越時代的自由憲章！
至於三個“位階”說，裴詩以為人靠捨棄生命，便可以換得愛與自由，這把人（實質上是“罪的奴僕”）的生命之作用看得過“重”了。然裴詩用一個“誠”字將生命置於最低“位階”，又把生命看“輕”了。聖經卻從真理的高度告訴我們，神視人的生命極其寶貴：“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3:16）一個人的生命藉着耶穌獲得重生了，他就永遠活在愛裏，永遠活在“基督的自由”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