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聖樂看作曲家最後的心靈超越
從音樂家生命末期的作品，看到他如何反省一生，而尋求上帝救贖的手。他們也許不是偉大的音樂家，也許不是偉大的音樂作品，卻是真誠的救贖渴求而讓人感動不已。
我能收集到的最早期的聖樂，就是葛利果聖歌（Gregorian Chant）。那是一種非常重禮儀和歌詞的聖樂，曲調單純在幾個音符間滑行，沒有和聲，沒有分部，也沒有女聲。我常聽人家笑葛利果聖歌簡直就是在唸經。
近年暑假我去了一趟歐洲。就在維也納，我被蓋於約西元1100年左右的聖司提反教堂（St. Stephen's Cathedral）震撼了！
聖司提反教堂（St. Stephen's Cathedral）
初見教堂的外觀，我就覺得這古老教堂會說話。
教堂因年代久遠，外表露出像被煙燻過的黑色色澤，而教堂裏面，充斥一種莊嚴肅穆的氣氛，我發現所有的遊客，不管在外面是多麼的喧嘩，進入這教堂，都跟我一樣立刻安靜下來。
教堂裏面透着沁涼。堂頂高遠。地下室，放着數座老死於此教堂的主教神父們的棺木，也是年代好久遠了。
我安靜坐在椅子上默想，想這教堂歷經戰爭浩劫，竟奇蹟似的存到如今，見證人類生命的短暫，在浩瀚歷史中實渺滄海之一粟，唯有教堂高聳指向的上帝榮耀，是從亙古直到永久。
現在流行一種文化復古風潮。非洲的，南美的，中國中原的，以及葛利果，都在這風潮中突然走紅起來。當我坐在音響前面聽葛利果時，腦中浮現那會傳講歷史的古老教堂，以及中古時代的質樸人們，坐在教堂裏跟他們屬靈的父親吟唱對答，心中不禁露出一個疑問：現代人對葛利果的熱愛，有多少是出於對宗教信仰質樸的需要？
阿雷格里 Gregorio Allegri
葛利果聖歌之後開始出現對位曲式，那時到了文藝復興時期（Renaissance）。文藝復興時期的聖樂還沒有明顯的貴族氣息，仍舊十分清純，對位，又給聖樂帶出許許多多的變化。我最喜歡的是阿雷格里（Gregorio Allegri, 1582-1652）的“垂憐曲”（Miserere）。據說這首曲子被教會緊緊收藏了不外流，怕被一般俗人破壞了其樂曲的神聖性。垂憐曲歌詞取自詩篇第五十一篇，曲式中緊連三段節節升高的樂段，將詩人大衛出自內心深處的懊悔表露無遺：“神啊！求你按你的慈愛憐恤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塗抹我一切的罪孽。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裏面重新有正直的靈…。”據說，是神童莫札特（W. A. Mozart, 1756-1791）去教堂禮拜，聽到這首曲子後，心中立刻記牢了，回家默誦出來，終於讓曲子流傳出去。有時候，當我心中有些重擔，是無法用言語禱詞說出來的，我就在這首曲子面前沈默，讓音樂表達出我心靈深處的祈求。
音樂史上的巴洛克（Baroque）與古典（Classical）前中期時代，算是聖樂的高峰。重要曲目如巴哈（J.S. Bach, 1685-1750）的“馬太受難曲”（St. Matthew Passion），韓德爾（G. F. Handel, 1685-1789）的“彌賽亞”（Messiah），海頓（Joseph Haydn, 1732-1809）的“創造”（The Creation），都是這時代的產品。但就其聖樂產量之豐，與好作品的比例而言，這兩個時代卻出現過多的拙劣之作。韓德爾有太多作品沾染意欲討好貴族的企圖，華麗喧鬧但不清純，很難釐清是為獻給上帝還是獻給貴族。莫札特在薩爾斯堡（Salzburg）期間，自己都承認：“做宗教曲目是應要求而做，至於我自己呢！還是離敬虔越遠越好。”那時他很年輕。到將離世前幾年，因為生活過度不節制，創作量太大，感染肝腎病變，其作品才突然躍升，像得到某種神秘啟示似的，出現極品。海頓呢！實在太拘泥於格式，好像真正的禮拜敬虔，都被某種形式框住，無法自由的向上帝傾訴。海頓晚年覺得他這一生的音樂創作，一直少掉一個最重要的東西，後來悟通，寫出“創造”（The Creation）這頌讚上帝創造的聖樂曠世巨著。“創造”的頌讚，才真的讓人覺得不再受某種格式囿限的，打破框框自由與上帝交談。
 巴哈 J.S. Bach |
 韓德爾 G. F. Handel |
 海頓 Joseph Haydn |
 莫札特 W. A. Mozart |
孟德爾頌 Felix Mendelssohn
或許那樣的時代，正是中產階級與貴族勃興的時代，在他們的優裕生活與某種跟宗教領袖奪權過程中，宗教變成一種約定俗成的想當然已，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優越典雅的文化，因而扼殺了心靈誠實的向上帝禮拜，也無意鼓勵作曲家的敬虔。形式，就變成一種溝通方式，一種彼此保護。巴哈是個例外。他卻窮困潦倒以終。最偉大的“馬太受難曲”，竟然是百年後讓孟德爾頌（Felix Mendelssohn, 1809-1847）來發揚光大。而“馬太受難曲”，對基督受難的過程，是用了多少的情感來詮釋的啊！
當我聆聽這時代的作品，有時竟會出現一種戰慄感。因為我在我們這時代，一樣看得到某種華而不實的信仰，以及可以將華而不實包裝起來的形式。
浪漫時代（Romantic）已是個經過宗教改革的時代。不管是蛻生而出的基督教，或透過耶穌會刺激出來的天主教，都開始着重個人與上帝之間獨特的關係。浪漫時代的作曲家，地位也較能獨立，既不受制於貴族，也不受制於教會。浪漫派因此像一個有非常多選擇的十字路口，在掙脫束縛後的激昂人性裏，自由的選擇是向上帝或背離上帝。
銜接古典與浪漫的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已經在其“莊嚴彌撒”中，透露出不為形式拘格，出自心靈深處很人性的向上帝的吶喊，尾隨而至的浪漫時代，更在音樂家創作的曲子中，處處顯露神性的與人性的交戰。
譬如古諾（Charles Gounod, 1818-1893），終生想作神父，卻終生作了作曲家。其宗教音樂就充滿了激昂的向上帝的熱情。
 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
 古諾 Charles Gounod |
李斯特（Franz Liszt, 1811-1886），終生自由選擇的向上帝虔誠，卻一直無法斷掉其風流韻事，直到晚年，終於不顧一切的進修道院做修士，期望其內在神性終能戰勝人性。
羅西尼（Gioachino Rossini, 1792-1868），早在青年時期就因戲劇大大出名被肯定，卻在聲望最高的三十七歲，突然完全停止創作，沈寂十多年。當他再復出，創作的竟是聖樂。他在音樂中放入他的禱詞。離世前幾年，羅西尼創作了一首他唯一的彌撒，在應當是最悲壯的垂憐曲中，卻仍舊是他一向的戲劇玩世不恭的風格。他為此很懊惱，向上帝禱告說：“或許我天生只能做戲劇家，但我好想創作聖樂獻給你，也希望你悅納。”
 李斯特 Franz Liszt |
 羅西尼 Gioachino Rossini |
浪漫時代是神性人性交戰的時代，在人透過宗教改革掙脫教會控制，獲得充分的宗教自由，人徘徊在十字路口，在上帝與自我間掙扎做取捨選擇。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有可能是最壞的時代。
然後就發展到二十世紀。時代背景告訴我們商業物質侵蝕着世人向靈性發展的渴望，民主的相對性拆解掉相信有絕對真理的可能。現代到後現代的藝術文學發展，甚至拆解掉人自身的主體性。一切都可被懷疑，一切都可被拆解。這是無信仰的時代。而現代聖樂，就透過無調性，不諧和音，呈現“存在主義”式的吶喊上帝。與其說是頌讚上帝，毋寧說是吶喊出人跟上帝的疏離。這是聖樂的底線。越過這條底線，就是“新時代音樂”，上帝消失，只剩下泛靈。
現代聖樂給人的感覺是焦慮的。但仍有幾支清流。一是黑人靈歌（Soul music）。黑人靈歌雖帶出藍調（Blues）爵士（Jazz），以及現在我們習慣接受的“敬拜讚美”式聖樂，但早期的黑人靈歌，卻是黑人苦難中向上帝的盼望。最著名的幾首黑人靈歌，都陳述出苦難，以及信仰的堅定不移。另外，就是猶太人的詩歌，以及俄國詩歌，他們共同的特點，都是長期活在苦難中的民族。
原來聖樂一樣是譜出一個聖經約伯式的真理：人類透過苦難，便將信仰濾掉了不純的雜質，顯出誠摯的信心，盼望，與向上帝的愛。
浪漫時代掙脫巴洛克與古典時代的教會權威框框，卻在神性人性交戰後，自由選擇了走進拆解真理無神無信仰的焦慮框框裏。然後在二十世紀末，突然出現了對最古老聖樂葛利果的發燒熱，並配襯着一股宗教復興的文化背景，包括基督教的，更多是各種靈異的。誰知道在科技一日千里之刻，人類心靈卻往返循環週而復始的在繞圈圈，這告訴了我們甚麼呢？如果聖司提反教堂有生命，應會傲然微笑，應它早在九百年前，就得知人類用歷史文明苦苦追尋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