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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選讀

王國維的觀堂集林

 

  王國維的觀堂集林,由中華書局重版的版本,除保留了原來的二十二卷之外,另新附了別集二卷,共有文章二百七十多篇,凡三十八萬餘字。王氏一生所作的關於古代史料,古器物學,文字和音韻學的研究結晶,大抵都已囊括淨盡了。


王國維

  王國維(1877-1927)是民國初年的一位對古文獻,甲骨金石和商周古史的考證有重要成就的學者。用郭沫若先生的話來說,王國維的“頭腦是近代式的,感情是封建式的”,“…他遺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的產物,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樓閣,在幾千年來的舊學的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並曾以“‘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的現代文化上的金字塔”來比喻觀堂集林。自然,能夠正確地以批判的態度來繼承王氏的學術成就,對於我們是異常有用的。

  觀堂集林的內容是多方面的。考證銅器,碑刻和木簡等古器物的文字約有一百篇;卜辭和古史的研究文字,文章篇數雖不多,但分量甚重;音韻的考證有十多篇;古籍的跋尾和闡發,更多至六十篇以上。另外,對西北歷史地理和司馬遷生平,還有詳細的論述。精當之論,隨處可見。如“說孟”,“說斝”,“說觥”,“說俎”等文,對銅器的形制便有許多創獲。盉之為器名,許慎也並不了解,他在“說文”中寫道:“盉,調味也。”王國維見陝西寶雞出土的柉禁酒器中有一盉,便懷疑盉是調味之器,就不該放在酒器之列。“說盉”一文,就是為了闡述盉是酒水調和之器,所以節制酒的濃淡等問題而撰寫的。斝的名堂屢見“三禮”,但傳世卻沒有自銘為斝的酒器,“韓詩說”則只有散而無斝,王氏“說斝”一文列舉五證明“禮經”中的散就是斝,因知斝,散實為一器。“記現存歷代尺度”一文,從漢代至清的十七種尺的變化比較,結合歷史,指出了歷史尺度由短而長的原因,主要是官府在以布疋課稅時乘機盤削,加重對人民的剝削。“明堂寢廟通考”,根據古籍和銅器銘文的記載,考證出過去紛紜莫辨的古代封建統治者的明堂,宗廟,大寢和燕寢的建築制度。當然,卜辭研究是王國維學問精粹所在的主要部分之一。他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根據“山海經”,“竹書紀年”等眾多的古代文獻,論證卜辭所記的殷代先公先王的名字,與“史記殷本紀”的記載是基本吻合的。這不但確定了卜辭的時代問題,同時對其所載史實,也就可以據信了。諸如“殷周制度論”及其他說禮制,說都邑,說文字的作品,無不詳徵博引,多所發明。限於篇幅,在這篇短文裏就恕不詳細列舉了。

  王國維的成就不是偶然的。其早年原研究哲學,文學,人間詞話王國維戲曲研究論文集等,便是他年青時候的作品。辛亥革命後,王國維隨羅振玉東渡日本,這才專致力於歷史考古的研究。他仔細地鑽研和批註了乾嘉學派大師們,如戴震,程易疇,錢大昕,汪中,段玉裁和王念孫,王引之等人關於文字,音韻和金石古器物諸方面的著作。其時,甲骨發現不久,銅器,碑刻,木簡和敦煌遺物又有大量的面世。王氏即以其學問基礎和從乾嘉學派私塾而來的考證方法開展研究。這就是王國維頗為自得的所謂“二重證管據法”和“分類研究”。王國維說︰“古文字古器物之學,與經史之學實相表裏。惟能表達觀二者之際,不屈舊以就新,亦不拙新以從舊,然後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於後世。”這就是說,紙上材料與地下材料並重,通過互相印證,來復原歷史面貌。而用分類方法進行研究,也確比古人“治全經”的做法要高明得多,可以專精一問題,王國維的“釋幣”,“胡服考”,“簡牘檢署考”等,就是採取這方法寫成的。顯然,這是融合乾嘉考據學與西方“實證論”的一種治學方法,成就是肯定的。但因為缺乏正確理論作指導,在王國維的某些考證裏,便不可避免地顯得瑣碎,尢其遺憾的,是沒有能夠提高到本質的探討,像對殷制無嫡庶之分,無宗法之制,不是嫡長繼承制而是兄終弟及制的說法,根本是錯誤的。王國維的成就是沒有疑問的,但應該指出,除了世界觀之外,他研究上也還有別的缺點。取精去糟,繼承發揚,用以發展我國的文化事業,這應該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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