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之罪？如何贖？
—喬懷特電影《贖罪》觀後
罪，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陌生的概念。我們幹甚麼都那麼理直氣壯，誰願意承認自己有罪呢？就是王朔筆下的小混混也扯着嗓子喊：“我是流氓，我怕誰？”就是被押進大牢的殺人犯也會執着地堅持：“要不是他惹急了我，我決不會用刀子捅他。”喬懷特（Joe Wright）通過電影贖罪（Atonement, 港譯：愛．誘．罪）把罪的概念帶給了我們，讓我們進入到對罪的深入思考之中。
一對原本極其相愛的年輕人，因為一個偶發的事件—被一個十三歲的小姑娘錯誤地指控，從而天各一方，最後，雙雙在戰難中殞命。而這個小姑娘長大之後，逐漸明白了事情的真相，開始了漫長的贖罪之旅，直到風燭殘年。
這是這部影片的基本情節，十分簡單，幾句話就說完了。是的，這就像我們自己的生活，沒有多少可說的，可那些漫長的時光，卻是一點一點熬過來的，對於一個帶着歉疚的心來說，更是如此。
那麼，我們首先要問，這是誰之罪？是怎樣的罪呢？又是如何犯的罪呢？
一開始，布蘭妮是一個十分單純而好幻想的女孩，她並不想傷害任何人，她完全是按照那個時代的原則與道德規範行事的，但她卻犯了罪，而且後果很嚴重。她的罪首先是盲目的罪，無知的罪。一方面是對性的無知，另一方面是對真相的無知。在她生活的那樣一個年代，很容易把性與不道德畫上等號，甚至把它與犯罪聯繫起來。這對於一個年僅十三歲的小姑娘來說，更是難以避免的。想一想我們自己的少男少女時代，就十分容易理解了。而對事情的真相呢？也常常如此。可能我們明明只有一知半解，或者根本不確定，我們卻常常要說是如此如此，布蘭妮也犯下了同樣的錯誤，她對警察堅定地說：“是他幹的，我看見了他，我親眼看見了他。”
其實，這還只是罪的表層，而深刻的動機則在於嫉妒。在這個沉默寡言醉心寫作的小姑娘心中蘊藏着對英俊帥氣的羅比深刻而強烈的愛，這種愛因着不被察覺，不被重視而更加瘋狂地廝長，它的強烈程度也許不亞於辛西麗亞對羅比的愛。她甚至毫不猶豫地跳入深不見底的水中，為的是要試驗羅比會不會冒着生命危險來救他。羅比本着良心救起了她，而她卻把這行為當作了愛的標記。當她在書房發現羅比與辛西麗亞幽會親熱時，是性的罪惡感刺傷了她，更是心底的嫉妒刺痛了她。在這樣雙重的打擊之下，她理所當然地要加以防衛；而在這樣痛苦與憤懣的情緒之中，她視力上的偏差也就自然而然了。心理上的先入之見會引導人的感覺產生極大的偏差，“智子疑鄰”的故事早把這一點告訴了我們，“白雲蒼狗”的成語也提示我們同樣的道理。
影片把罪的複雜性，隱蔽性，可怕性深刻地揭示了出來。沒有任何一樁罪是沒有理由沒有原因的，但它仍然是罪。布蘭妮沒有因為自己的年幼無知而原諒自己，而是在不斷通過自己的行為來贖罪。聰穎過人的她放棄了上劍橋大學深造的機會而到戰地醫院當了一名普通的護士，也許她覺得：她傷害過的那個人當兵上了戰場，她應當為他這樣的人做出犧牲。她堅持不懈地給辛西麗亞寫信，希望與她會面，獲得她的諒解。她也很想能夠把真相公之於眾，但有許多事情阻礙了她，留給她的時間也並不多。在短短五年之後，羅比就因敗血症而死在撤退返鄉的頭一天，而辛西麗亞也在防空洞內被洪水奪去了生命。有的罪犯下了，可能就再也沒有贖的機會了。這是布蘭妮一輩子的遺憾。
那麼，布蘭妮的罪到底贖了沒有？她是否應該如此歉疚到死呢？
答案並不那麼簡單。罪其實不是一個個別行為，而是一種普遍現象；一個個體不能完全承擔所有的罪責，有些罪責也是一個個體所承擔不起的。這個錯告與錯判的事件也是如此。有罪的並不只是布蘭妮一人。首先，不能辭其咎的是當時的當事人羅拉。她應該知道事情的真相，知道當時是誰跟她在一起，即使她不明確地知道，也不應該同意布蘭妮對羅比的指控。而更大的可能是：她知道真相，但她害怕那個人被判罪，也害怕自己受牽連，所以，就認可了讓羅比當替罪羊。後來，她與那人結為了合法夫妻並且在教堂舉行了婚禮，這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據。他們即使在後來也沒有去把事情澄清，他們也缺乏足夠的承擔力量，也許他們的內心也是歉疚的，這只有提供給我們的想像了。其次，警察與法官也是有責任的。怎麼能夠在沒有其他人證與物證的情況下，僅僅憑一個未成年孩子的證詞就隨意抓捕人並判之入獄呢？羅比的行蹤還有那兩個出走的孩子可以證明呀！也許，那天在家的每一位都沒有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沒有努力地搞清真相，洗刷羅比。當然，就是羅比與辛西麗亞兩人，也不能說是毫無過錯的。羅比的情感不穩定，他也忽略小布蘭妮對自己情感，要命的是他還給錯了信，還有他們那年輕人的衝動…這些都是促成他們後來悲劇的要素。
再說，羅比與辛西麗亞最終不能團聚的主要原因不在於錯判，而在於戰爭。這更不是布蘭妮所能夠負責的了。羅比是從牢房走上戰場這不錯；是以兵役來代替刑期這也不假；可是他是死於在戰爭中所患的敗血症。即使羅比不被錯判，他也不能夠逃避保衛祖國抗擊敵人的義務，也就是說，他還是難保不死於戰火。再說，沒有這場錯告與錯判，羅比與辛西麗亞能否衝破重重阻力而結合，又結合以後能否真正如所想像的那樣幸福，這也是一個未知的事情，當然，我們沒有必要過多地去假設。還有，有些罪錯不是我們能夠單方面改變的。就說這個錯判吧，布蘭妮有必要再去澄清嗎？因為不公正的懲罰，羅比已經承受了，而羅拉也已經與當年那人成了一家人。公布事情真相又能夠給誰帶來好處呢？總之，布蘭妮沒有必要承擔如此的重負，沒有必要試圖用自己的力量去解決所有的問題。
布蘭妮之所以長期不能釋懷，恰恰是因為她以為所有的罪責都要由她來背負，而她在他們生前卻又沒有來得及償還。應該說，這種形式的懺悔與認罪僅僅是向着自己良心。它是必要的，但又是遠遠不夠的，並且可能是最終無益的。它很大程度上是求得自己心靈的一種安慰，一種平靜，這其中仍然潛藏着人的自私與自義，這仍然是罪。那麼，真正的懺悔與贖罪應該是怎樣呢？又應該向誰懺悔與認罪呢？其實，它應該是向着神的。一個人犯罪了，他的良心有不安，這是自然的，因為神把良心給了人，神把自己的律刻在了人的心板上；而犯罪首先真正得罪的是神，而不是人。是神告訴人：不能說謊，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不要嫉妒，不要張狂，不要求自己的益處。人破壞了神的誡命，神的律令，就首先要向神認罪，當然，也應該向人道歉。神斷不以有罪的為無罪，也不會以無罪的為有罪，而更重要的是：“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翰壹書1:9）布蘭妮若來到神的面前認罪了，她的一切罪就被赦免了，她就沒有必要背負那沉重的罪債了。如果一個人一定要把這種罪感背負到底，那實際上是一種對神的赦罪與救贖的不信，是對自我贖罪之功的堅持，這就構成了新的罪，且是極大的罪—不信的罪與自義的罪。保羅在給哥林多人的信中這樣說：“如今我歡喜，不是因你們憂愁，是因你們從憂愁中生出懊悔來。你們依着神的意思憂愁，凡事就不至於因我們受虧損了。因為依着神的意思憂愁，就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以致得救；但世俗的憂愁是叫人死。你看，你們依着神的意思憂愁，從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訴，自恨，恐懼，想念，熱心，責罰。”（哥林多後書7:9-11）我們不能僅僅只有世俗的憂愁與後悔，而應該有依着神的意思在神面前的真心悔過。我們犯罪得罪的是神，能夠赦罪的也只有神，解鈴還須繫鈴人，我們還是只有來到神的面前，向他認罪悔改，求他赦罪施恩。這才是唯一正確的解決之道。
在影片中，我們也不能排除布蘭妮在神面前的懺悔，也不能否定她真實的贖罪行為，特別是她在戰地醫院的殷勤服侍。影片中布蘭妮奉院長之命去安撫那個瀕死的法國盟軍士兵一幕十分感人。那個士兵把她當作了少年時見到的那個火爐旁的小姑娘，兩人手拉着手回憶起了往昔的美好時光，然後士兵深情地望着她，輕聲道“我愛你”，而布蘭妮也立刻篤定地回答“我愛你”。士兵怔住了，凝視了布蘭妮幾秒鐘，默默地流下了一行清淚，帶着滿懷希望去到另一個世界。也許他們真的曾經相見相識，也許那只是那個法國士兵的一種幻想，但不管怎麼樣，布蘭妮使他安然地離去了。羅比生命的最後一刻，是照片上那所海濱的白色房屋成為他的希望；而布蘭妮則用她的行為和言語給法國士兵帶去了真正的安慰。“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25:34-40）布蘭妮做在法國士兵身上的一切也就是做在羅比身上，這就是在她身上所真實體現出來的贖罪。至於是否要在幻想的場景中向辛西麗亞和羅比當面道歉，那已經不重要了。而在那個虛構的場景中，羅比因憤怒而幾乎失去自控，似乎他還不能夠完全接受她的道歉。這其實有損羅比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而它所表達的真實意思是：布蘭妮還沒有完全饒恕自己，她要用這種方式來再次譴責自己。這並不是恰當與正確的，這還是她高舉了自己的良心而不是神的公義。關於良心的責備與神的裁判，老約翰給我們有一段十分深刻的教導：“從此就知道我們是屬真理的，並且我們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穩。我們的心若責備我們，神比我們的心大，一切事沒有不知道的。親愛的弟兄啊，我們的心若不責備我們，就可以向神坦然無懼了。並且我們一切所求的，就從他得着，因為我們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悅的事。”（約翰壹書3:19-22）就是說，我們的良心並不是最後的依據，因為我們的良心也會出錯。有時候，良心的責備是真的，應當的；而也有時候是假的，不恰切的，惟有神才是最終的審判官。所以，我們應該從良心出發向神申訴，祂更偉大，更睿智，更有憐憫；祂知道一切，包括我們最隱秘的動機和最深刻的意念；他的審判才是最公正的，只有祂才知道甚麼樣的責備對於我們是最有效最有益的。神若不定我們的罪，我們也毋須定自己的罪了。當然，最重要的是要遵守神的命令，行神所喜悅的事，而不隨意定罪，在神面前安穩也包括在其中。神給我們的是完全的饒恕，完全的釋放，完全的改變，完全的新生。“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哥林多後書5:17）
影片中大量採用了閃回的鏡頭，體現了編導對生活真相的一種認真探尋。正敘的鏡頭體現的是小姑娘布蘭妮的視角，這是她眼中所看到的事件，而閃回鏡頭是敘事者或者說成年布蘭妮的視角，這是對事件的重新解釋。如辛西麗亞在花園水池邊脫衣那個場景，乍見之下，讓布蘭妮和觀眾往一個很情色的方面去聯想，而後來的閃回鏡頭卻告訴大家，那不過是辛西麗亞在情急之下要跳到水池中去搶救那個失手掉下去的價值連城的花瓶。還有辛西麗亞與羅比在書房之中的那場激情戲，他們兩人之間的那種不可遏制的激情和布蘭妮對他們的想像之間是有這巨大距離的。還有羅比那天晚上給辛西麗亞的情書，那麼多的版本，到底哪一封是他真實心意的表達呢？應該說都是，又都不是，所以，可以說他給錯了信，又可以說他沒有給錯。所有這一切都告訴人們，真實並不就是我們親眼所見那麼簡單。真實不只是外在所呈現的東西，它還包含着沒有呈現出來的東西，而那是十分廣闊與複雜的，不是我們一眼就能夠看明白，一句話就可以說清楚的。既然一個具體事件都那麼複雜，那又何況我們整個的人生呢？事情的真相常常在我們的眼見之外，人生的答案也往往不在我們的想像之中。影片中多次響起老式打字機的打字聲，帶來一種歷史感與生命感。這是生命的書寫，不同的敲擊會帶來不同的文字，每一次敲擊都會留下痕跡，所以，人生的每一次敲擊都必須審慎。
影片把羅比與辛西麗亞愛情的磨難與二次世界大戰的恢宏背景聯繫了起來，這表明悲劇並非完全出自偶然，許多人在與他們一起共同受難。不斷插入的BBC電台對戰況的報道增加了現場感與真實感，而徐徐展開的戰場畫面更把人們帶到殘酷與無奈的情境之中。羅比與他的兩個戰友跋涉在空曠荒涼的歐洲大陸上，到處是饑饉，疲倦，疾病，死亡。撥開枝葉繁茂滿目青翠的樹枝，呈現在眼前的是橫陳在草地上的一具具身穿緇衣修女的屍體，她們容顏依舊，似乎剛剛離去；沿着敦刻爾克海灘前行，聽到的是一聲聲射殺馬匹的槍聲和馬兒的悲鳴，看到的是士兵們的百無聊賴，意氣消沉。如此深重的苦難，怎麼是愛人那“回到我身邊”親切呼喚所能夠穿越的呢？惟有那些士兵們發自心底的頌讚，才能讓人們依然感受到那來自於神聖的力量：
你釋放我們心靈的緊張與壓力，
讓我們的生命皈依；
你那美麗的平安
為我們灼熱的渴望帶來生氣；
以你的冷靜與慰藉
令痛苦消除，肉體休息；
你那寧靜的微聲
穿越地震，風暴與烈焰，
持續不斷，綿綿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