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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抑鬱的陰霾(六)

對抗抑鬱症

朱瀅蒨

 

  2007年九月,我第一次見醫生。我不斷想着應該如何向一個陌生人透露自己的感受,要知道這一向不是我擅長的事;醫生是非常專業的,他先讓我和他獨處,在他的誘導下,我罕有的說了很多,而且哭得很厲害。我一向很少在人面前流淚,可是醫生就是有本領讓我在同一時間做了兩件自以為不可能的事。最後,他把媽媽叫進診療室,正式宣布我患上了嚴重抑鬱症,給我藥物後着我回家好好休息,兩天後回去覆診。

  那個晚上我吃下了人生第一顆情緒藥(正確點說是半顆),並在沒有酒精和安眠藥的情況下嘗試入睡。我不知道自己為何會如此聽醫生的說話,他要我答應他不再喝酒不再吃安眠藥。自懂性以來,“答應”對我來說一點也不難,“實踐”才是問題,因為我從不重視承諾;一個慣性說謊的人怎可能重視承諾?可是那一次和之後的所有時間,我就是會莫名其妙地聽他的話;我只可以說,他是我少數欣賞和敬佩的人。

  情緒藥的威力驚人,它讓我度過了驚心動魄的一晚:我雖然一整晚躺在床上,卻是幾乎沒有睡過,不知名的怪聲在我耳邊隆隆作響,像很嘈吵的冷氣機,我感到血液在迅速流失,我整個人動彈不得,四肢疼痛不堪,我用盡全身的力氣才能把右手放在左手的脈搏上,我想知道自己是否仍然生存。這情況維持了好久,像一輩子那麼久。

  第二晚,我幾乎是哭着哀求媽媽不要給我另外那半顆藥,可是媽媽不肯,我只好硬着頭皮吃下它。情況大致與第一晚相同,只是沒那麼慘烈,我入睡了一段時間。這一晚,亦是沒有酒精和安眠藥的第二晚。

  覆診的時間終於來到,在覆診前媽媽和我去了附近商場買口香糖,我給收銀員一堆零錢,她數了數後說我給錯了錢,我非常不忿,幾乎要跟她正面衝突,最後媽媽及時把事情解決。在去醫務所途中,我仍然不斷激動地強調自己沒有錯,媽媽卻沒有多說甚麼,但我知道她很驚訝,因為我一向很少發脾氣;雖然事情的對錯已經很明顯,可是我仍然覺得錯不在我,是真心的覺得。

  見到了醫生後,我急不及待告訴他這件事,因為我仍然深深不忿,他平靜地說:“病徵來的。”那一刻我才驚覺自己病得多嚴重,原來我已經喪失了心智,也喪失了自我,我開始明白甚麼是他口中的“嚴重抑鬱症”。他很仔細地問我吃藥的感覺,我也如實回答,他說這是正常的,因為第二晚的不適有減輕的跡象,他高興地宣布我們應該用對了藥;我卻沒有太大感覺,也不知道有甚麼值得高興,我只知道自己病入膏肓。

  他再次誘導我說了一些心底話,我又哭了,並覺得自己很沒用;他說不要緊,而且我是必須對他坦白一切的,最後他叫媽媽進來,簡單解釋了我的情況和給我藥物,這次的覆診期定在一星期之後。醫生很好,有些事情我吩咐他不可以告訴媽媽,他真的沒有說;他說這是他的專業操守,雖然他未必認同我。

  我不想媽媽知道一切,是怕她不開心,怕她內疚,但同時我又覺得自己很可笑,這麼多年來我所做的就是想她不開心,想她內疚,為何目標達到時我又忽然關心她的感受?那一刻我才知道,我對她的愛比恨多很多;我可能誤會了自己,也可能誤會了她。

  那一星期我再沒有流過一滴淚,因為藥物令我的腦袋完全停頓,令我沒有情緒起伏;我不是變蠢了那麼簡單,我是變了一個沒有腦袋的人,我甚麼也想不到,一片空白,連報紙也看不到。讓我嘗試形容那感覺:我看到字,也明白當中意思,只是我的頭顱是空的,所有內容不會經過腦袋,經由眼睛直接飛到宇宙去。我呆呆滯滯的,媽媽問我財政方面的問題,我不是不想坦白,而是我根本甚麼也想不到,我連討厭自己變得如此笨拙的能力也沒有;我根本就是一個會行會走但腦幹死亡的植物人。

  從那時起,我沒有再見我的朋友,甚至沒有接聽電話。我知道他們很擔心我,但我實在沒有能力解釋和面對;後來我在自己的網誌(blog)中簡略地說明了情況,我已經不再是他們心目中那個總能帶來歡樂氣氛的伶牙俐齒開心果,我連讓自己快樂的本領也沒有。酒肉朋友很快已經全部自動消失,剩下來仍然鍥而不捨地希望關心我的,全是我的知己好友;雖然我離開了,但他們卻一直堅守在原地等我,除了感激,還是感激。

  再次覆診的時間很快來到,我告訴醫生自己沒有了腦袋和感覺,他說這是藥物的反應,待我適應了以後,它們是會回來的。他知道我擔心自己變蠢,坊間也有很多人說情緒藥會令人更痴更呆,他用了很多時間解釋這一切,不知怎的我選擇了相信他,可能是因為除了相信他,我已經甚麼都做不到。他也教我如何在沒有思考能力和感覺的情況下重組生活,都是一些很基本的知識:三餐要定時定量,餓了要吃不可瘦身,盡可能做點運動,作息要定時,不要午睡,不想見人便留在家,不可喝酒也不可吃安眠藥,要準時吃藥,不可自行停藥或改變分量。

  我已經二十四歲了,卻像幼稚園的學生般學習如何過日子;我更可悲地發現,他所說的,我真的全部也要重新學習,抑鬱症在一瞬間已令自以為聰明絕頂的我變成一個低能。醫生看穿了我的想法,不斷強調只要過一段時間,我必定會好起來,我的智商也會回來,我再次選擇了相信。

  醫生沒有騙我,我的思考能力和感覺真的慢慢回來了,我也沒有騙他,我再沒有喝酒和吃安眠藥。感覺回來的壞處,是讓我再一次被悲傷吞噬,很多時候我會不受控地哭鬧,把爸媽弄得很狼狽,我會在房裏大吵大鬧,亂丟東西,書呀,椅子呀,手提電腦呀,藥物呀…全都成了我的出氣對象,當然爸媽也不例外;我埋怨他們把所有責任都歸咎於我,“因為我才不離婚”是他們常說的話,也是我一直很討厭的話;其實他們的決定與我一點關係也沒有。

  從小,每次他們鬧離婚,我也拍手叫好,差點沒開香檳慶祝,因為我太厭倦亦看不起他們的相處方式。在現今這個世代,離婚已經是很普遍的事,可是他們就是喜歡把我當成他們“痛苦但分不開”的原因。他們經常分別跟我抱怨對方,大數對方的不是,把對方說成一輩子的仇人,說一早已經不愛了,說對方摧毀了自己的生命。我明確主張他們分開,爸爸給我的反應是:“你認為離婚可以解決問題嗎?”媽媽給我的反應是:“每個家庭都是這樣的!你想怎樣?”我的反應是在心裏罵髒話。

  爸媽從我小時候已經常罵我看不起他們,我承認我是,但我真的沒有辦法認同他們的做法,亦真心覺得他們真的很愚蠢,是互相依賴同時互相相害的表表者,也是兩個自以為偉大卻其實自私得要死的白痴。他們自以為為家庭為對方為兒女付出一切,其實也只為自己:一個沒有信心一個人生活因而要依靠另外一個,一個明知愛錯了人卻因為極其執着和主張完美主義而不肯放棄自己的婚姻,卻從不知道自己的自私無情傷害着身邊的人。

  每次哭鬧,我也會想起這些,他們的伴侶他們的路他們的不肯放手是自己選擇的,我的病卻不是,為何是我?由出生以來,我從沒有選擇權,我沒有選擇童年所受的傷害,我沒有選擇爸媽對我的態度和教育方式,我更沒有選擇抑鬱症,為何這一切都選上我?為何不可以是別人?

  現在回想起來,我真的很傻,自我選擇用放棄自己的方式來復仇的那天起,我所受的苦其實已是注定,是我選擇的。

  之後的每次覆診,醫生也不斷開導我,我也沒有聽進很多,我只關心我何時康復和何時可以復工。不知從哪裏來了一分鬥心,我要戰勝抑鬱症,我不但要勝利,我還要速戰速決。醫生也教我到政府醫院看精神科,因為那裏的藥物比較便宜,如果我能夠讓他們開出我需要的情緒藥,我的醫療費用會輕省一點。

  那時候,爸媽已經替我還清所有欠債,我口裏道謝並承諾不再亂花錢,卻沒有把承諾放在心上和真心感激。我只是有點驚訝,一向把錢看得很重的兩人轉性了嗎?我想他們是怕債主臨門而已。我有點不解,我也未怕他們怕甚麼?我不怕的原因是:“沒事的!死罷了!”反正我知道距離那天已經不遠了,只是那一刻,我不想跟抑鬱症死在一起而已。

  到政府醫院的精神科看醫生簡直是挑戰人體極限,那裏的環境差得不得了,正宗的“痴痴呆呆,坐埋一檯”。精神病人聚集在一起的威力很驚人,看着他們,我極害怕自己會變成他們的一分子,但亦是因為他們,我才有決心要盡快好起來;我不想也不會容許自己像他們一樣,我不可能接受自己不但不再聰明,而且更瘋了!我感激媽媽陪伴我到那裏去覆診,雖然她為我做了很多,但那是我病了以後首次真心感激她。

  除了定期覆診外,我每天下午也會到健身室做大量運動。很久以前我花了差不多三千元買了兩年健身會籍,可是卻一直把時間花在工作和飲酒上,根本用不着。在停工及開始看醫生後,時間太多,我不想見朋友又不想去街,可是留在家也不見得感覺舒服,惟有一整個下午留在健身室,跑步焗桑拿(sauna),消磨時間順道讓自己出一身大汗;反正醫生也說運動對我有益,因為會釋放快樂賀爾蒙,我也會快點好起來。

  沒有酒精沒有安眠藥加上大量運動,我在不知不覺間瘦了很多。我仍然會久不久便哭鬧,有時爸媽會知道,有時不會,我覺得他們不知道會比較好,因為我仍然不懂跟他們相處。爸爸也上教會了,他們在教會認識了一班好朋友,媽媽放在事奉的時間也越來越多;她問我會否覺得被冷落,常常一個人會否覺得悶,是否需要多點陪伴我,我連聲說不。我一個人根本沒問題,至少比跟他們相處好。

  我有想過,如果她早二十年問我這些問題,一切會否跟現在不同?我的人生會否好過一點?可惜人生是沒有如果的。

  “生命是一個過程。可悲的是它不可以重來;可喜的是它不需要重來。”這句話是很久以前,我在看完劉德華主演的童夢奇緣後寫下的。

  2007年十一月中,在我把自己隔離了足足兩個多月後,我終於鼓起勇氣跟我的好朋友吃了個晚飯,當面跟她說明了我的病情。我們是中一那年認識的,那一晚之前,我一直以為已經跟她說了很多自己的事,其實不然;我連對自己也交不出全部真我,更何況是對其他人?但這個好朋友卻從來沒有離棄我,即使我多任性多自私多自大多虛偽,她也一直在我身邊,更重要的是,她一直信任我,連我也覺得自己信不過的時候她仍然會相信我;我實在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人。從小,她便是我生存下去的其中一個最大原動力。

  我不怕失去生命,但我怕失去她。

  跟她見面後,我以為自己好多了,誰知很快又一次被莫名的具大悲傷擊倒,那是我第一次想認輸,第一次覺得我不可能戰勝抑鬱症。同年的十二月一日,我定了那一天為“復出”的日子,我休息夠了,我要重新過生活了。那天我跟我的大學同學們去海洋公園,她們全是我的知心友,我們在大學認識後一直做了多年好友。在我隔離自己的日子裏,她們明知道我不接電話,也會每天傳短訊關心我,又會在我的網誌上留言鼓勵我;我知道她們也很重視這一天,我也一樣。

  那天我應該用“完成任務”來形容,比“玩得很開心”來得貼切;當天晚上看回照片,我對自己的表現很滿意。很好,終歸也是我勝出了,早說過我要做的事情一定做到,這次也不例外,下一步是復工,然後一切將會回復原狀。

  我肯定事情就是這樣。

  我很快找到工作,在聖誕數天前正式上班,這一次我再沒有臨陣退縮,我又回到老本行,而且已經是個一人之下的年輕經理。新同事說我這個年紀能當經理很罕有,我不認同,因為這是我應該做到的,老闆也很快肯定了我的工作能力,說我適應能力很強,用了幾天時間已經能夠以公司為家,我也不認同,因為這也是我應該做到的。

  老實說,在第一天上班的第一秒,我已經知道自己力不從心;無力感依然強烈,抑鬱症也如影隨形,只是公司內沒有人察覺到而已。四方八面的讚美再也不能令我沾沾自喜,因為我自己知自己事,我只是在熬,我必定再次倒下,一切只是時間問題。

  不久,我要到大陸公幹三日兩夜,媽媽和一眾好友也很擔心,醫生亦不想我去,我當然沒有理會他們;在工作上,只要是我的責任,我絕不容許自己欺場。結果,那三日兩夜過得很快,我幾乎被工作淹沒。回港後同事們說我的臉尖了,上磅後我發現自己在那三天裏瘦了五磅,才驚覺那三天原來真是過得很辛苦很辛苦;這是身體告訴我的。

  我仍然定時覆診,卻沒有把自己的軟弱告訴醫生,只告訴他有時候我會不自覺地增加了服藥的次數;我打算繼續自欺欺人。醫生卻洞悉一切,他已經在為我辭職作準備,說支持不下去沒關係,說欲速則不達;我心裏明白,卻仍然未想就此放棄。爸媽和好友們也知道我很辛苦,常說辛苦便不要撐下去。其實,我比所有人也更早知道自己勢必倒下,我只是想站久一點,天真地希望人生可以這樣站久一點再久一點便到永遠。(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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