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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甚麼奉獻給你

—張藝謀電影《千里走單騎》

石衡潭

 

“當時,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天國裏誰是最大的。耶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當中,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馬太福音18:1-4)

  “千里走單騎”是一個我們所熟悉的關於關公的故事,它表現的是傳統中國人重然諾,輕富貴,講義氣,報恩情的精神。這樣一種精神,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已經非常陌生了。張藝謀把它從傳統深處打撈出來,是何用意呢?是要喚起人們對傳統的關注?還是想讓人們深入眼前的現實呢?我看是兼而有之。傳統並沒有真正死去,而是或隱或顯地存於我們的現實之中,當我們潛沉到現實的深處,就會遭遇那古老的傳統。如果在三國時代,真的存在過關公與劉備之間義薄雲天,生死相許的信任與真誠,那麼在我們今天,還能不能夠穿越種種主觀與客觀的迷障而達到人與人之間的相知?這是影片給每一個觀眾所提出的問題,影片也正是圍繞此問題而展開了這個古老故事的現代講述。

走進心靈的千里孤行

  高田老人與兒子健一之間存在着深深的隔膜與結怨。具體的原因影片沒有告訴我們,只是高田後來說,這是由於他的過失造成的。當健一的母親去世的時候,健一不能原諒父親,高田也沒有辯解,而獨自居住到了一個偏僻的小漁村。有一天,兒媳婦打電話來告知健一身患重病並請求他去看望,高田以為這是他們父子和好的一個機會,卻沒有想到仍然遭到了兒子的嚴詞拒絕。高田從兒媳理惠給他的錄影帶中瞭解到兒子與麗江居民李加民的一個約定之後,就毅然決定孤身來中國麗江拍攝李加民演唱的儺戲千里走單騎。這是一個很普通的現代故事,卻道出了掩藏在許多人心靈深處的痛苦與酸辛。孤獨,是現代人心靈的常態,而溝通則成為現代人最大的難題。現代社會,熙熙攘攘,多為利來,多為利往。每個人都被各種面具所包裹,每個人都以角色身分與他人交往,我們談論的要不是利益利潤,就是今天天氣;不是爭吵得面紅耳赤,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真正心靈的溝通非常之少或者幾近闕如。其實,最難溝通的還不是陌生人或者一般交道者,而是與你最近的人—你的至愛親人。我們對前者沒有太多的要求,這樣,與他們的交流反而會比較自然與輕鬆;而我們對後者則有很高的期望,我們很想與他們分享自己的幽微的隱秘,很想讓他們分擔自己曲折的艱難,可是我們卻常常會發現事與願違:我們的期望值越高,我們的失望就會越大;我們傾吐的越多,我們受的傷害就會越深。所以,我們越來越害怕交流,越來越緊閉心門。為甚麼會這樣呢?是因為我們越來越自我,是因為我們越來越失去體會他人的耐心與能力。

  高田先生在兒子最需要父愛的時候沒有在他身邊,這使他失去了奉獻父愛的機會,當他想要彌補時,卻為時已晚了。但他並沒有放棄,在得知醫院對兒子肝癌晚期的診斷後,他沒有再次去醫院看兒子,而是選擇了來麗江拍儺戲。這看來不符合常情,其實卻是明智之舉。他體會到,兒子所需要的並不是父子之間表面的和解,而是真正的心靈溝通。瞭解兒子之所愛,實現兒子之所願,才是作為一個愧疚的父親真正應該而且能夠奉獻給沉吟在病榻的兒子的,也只有這樣才能使他們的心靈真正地靠近,使他們之間的隔閡徹底消除。所以,高田的麗江之行,實際上是對兒子健一心靈的探索之旅。這一番探索並不是了無阻礙,一帆風順的。一開始,高田就遇到了他事先所沒有料到的情況:兒子健一所欣賞的李加民因情急傷人被捕入獄了。麗江的村民不能奉獻給他李加民的原唱,而只能給他提供別的演員的代唱。他們認為重要的是這齣戲,而哪個演員來唱無所謂。而高田的想法則恰恰相反,關鍵的是兒子去年許諾過的那個唱戲的人,而不是那個人所要唱的戲,所以,他堅持要去監獄拍攝李加民演唱的千里走單騎。這看起來是高田的倔強與不近人情,實際上反映了兩種人生態度的根本差異。在現代社會,提供給人們的是物,是物化的產品,一切的一切都被物化了,就連地方文化也被物化了。儺戲本來是雲貴高原地方文化的精髓,是千百年來生於斯死於斯的民眾喜怒哀樂的表達,而現在卻成了供遊人好奇取樂的一種文化商品。儺戲所要表達的內在精神沒有了,面具背後那個有着愛恨情仇,萬千遭逢的人不見了,只剩下了面目猙獰的面具,千篇一律的唱腔。在這樣一種環境和背景之下,高田的心情不被翻譯蔣小姐所理解,他的要求不被旅遊公司所接受,就是十分自然的了。只有村民導遊邱林多少能夠體會到高田的心情,他認為高田的這種固執與關雲長的義氣就是一回事,所以,他願意給高田提供幫助。當然,在邱林身上,我們也看到商業社會對他的影響。在他幫助高田的最初動機中,賺錢還是第一位的,這從他那迅速而熟練地把支票揣入懷裏動作可以看出來。但隨着事情的進一步的發展,隨着他對高田拳拳之心的進一步瞭解,邱林也逐漸地發生了改變,他從一個為錢而效力的導遊變成了一個愛子心切父親的支持者,他的被動跟隨之行也變成了主動幫助之旅。他退回了高田先生的支票,不計報酬全心全意地來幫助他實現願望。在高田行為的感動之下,孫翻譯,李主任,獄警都改變了他們固有的觀念,都在為他的監獄拍戲之舉開綠燈,行方便。

忠實於自己的李加民

  眼看一切都順理成章,水到渠成之際,現在身陷囹圄的李加民卻無端又添加了一個新的難題,並且完全改變了故事的發展方向與進程。李加民由高田的愛子之行而想到了自己從未見到過的兒子,他不能在自己骨肉分離的情況下去成全別人父子和好的願望,他情不自禁地哭泣起來,戲沒有辦法唱下去了。是的,不是我不願意奉獻給你,而是我拿甚麼奉獻給你。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借波洛涅斯(Polonius)之口說:“你必須對你自己忠實;正像有了白晝才有黑夜一樣,對自己忠實,才不會對別人欺詐”(“to thine own self be true; And it must follow, as the night the day, Thou canst not then be false to anyman.”)。湯瑪斯•肯培(Thomas Kempis, c.1380-1471)也說:“你應先謹慎地關切自己,然後才能公正地表示對鄰人的關切。”是的,李加民就是這樣一個忠實於自己的人。思子愛子,本來是人最天然的情感,不管這兒子是婚生還是非婚生,可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他已經是戴罪之身,而高田千辛萬苦四處求情費盡心力才得到這樣一個機會,他還能夠毫不掩飾地表達自己,還能夠不容商量地拒絕對方,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這給高田以極大的震撼,也給觀眾以極大的衝擊。我們已經習慣了那面具上的僵硬表情而久違了這種真實情感的表達與流露。在這一刻,高田一定想到了自己的過去,他一定明白了自己是怎樣地失去了兒子的親情。我們很多人大概也一樣,為了那形形色色而又大致相同的外在之物而失去了我們的至愛情深。只有真情才能夠理解真情,也只有真情才能夠感動真情。高田從李加民的慟哭中體會到了真正的父愛,於是,在一個日本父親和一個中國父親之間達到了心靈的溝通。接下來敘事的動力不再或不完全是高田實現自己的父愛,而是他要全力滿足李加民的父愛。不過,在此高田又遇到了一個新的難題:他和邱林的要求遭到了以村委會和主任為代表的村民的阻攔。邱林與幾個村民代表長時間爭論不休,坐在一旁不懂漢語的高田則完全成了一個局外人,他這時候才體會到一點兒子健一來麗江時的心境,才開始真正理解兒子。其實,和主任等人並不是存心刁難,而是要李加民和這個日本老人理解他們曾經的付出和現在的立場。所以,當他們的意思通過蔣小姐的準確翻譯而得到傳遞之後,他們馬上就說沒有意見了,而且全村人還擺設了一眼看不到頭的長筵來歡送高田先生帶楊楊去見父親。人是需要溝通的,當一個人的行為能夠被對方所真正理解時,一切就變得容易了。不過,也許只有在這樣古風猶存的鄉村,人們才能得到和看到這樣隆重熱烈的真情回報。

接待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給影片帶來第三折的是這個誰都沒有放在眼裏的小傢伙楊楊。在和主任等村民看來,兒子認老子,看老子,這是天經地義的,也不需要跟孩子作任何商量,大人們決定就可以了。可沒有想到,就是在這個最沒有問題的環節出問題了。當送他們去監獄的拖拉機中途拋錨時,楊楊獨自一人悄悄地走進了山谷,開始,大家都還沒有注意,而當高田先生在山谷中找到他時,他們已經找不到回去的路了。這一老一少在月光沐浴下的山谷裏度過了漫長的一夜。通過一個小小的海嘯,楊楊由對高田最初的拒斥變成了最後的親近,他在這個日本老人的懷抱裏進入了夢鄉。高田也在對孩子的保護和照料之中,體會到了一個父親的真正歡樂。當他們被前來營救的人員找到時,已經是第二天早晨了。高田隱隱約約地感覺到,楊楊之所以獨自離開,可能是不願意去見自己的父親。於是,他想問個究竟,開始他遭到了和主任的拒絕,因為和主任覺得沒有這個必要;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和主任才去問了。果然,楊楊強烈地不願去見父親。這時候,高田先生再次改變了主意,不勉強楊楊去見自己的父親,因為他知道,這個孩子的心理還沒有準備好,就像兒子健一還沒有準備好見自己一樣。他在對楊楊的尊重和體貼之中,做了一個慈愛的父親所做的。這原本是應該做在自己兒子身上的,卻由於種種原因沒做到。我們在楊楊吹着海哨追着汽車給高田先生送行的鏡頭中,感受到的是真正的父子情深。楊楊從來沒有得到過父愛,高田也從來沒有實現過父愛。高田替李加民表達了父愛,同時也是將對兒子健一的愛表達在楊楊身上。後來,從兒媳理惠的電話中他得知,正是在他緊緊抱着楊楊的時刻,他的兒子健一離開了這個世界,不過他不是帶着對父親的怨恨離開的,而是帶着對自己的悔恨離開的:他理解和原諒了自己的父親。也許這是冥冥之中上蒼的安排,要用這樣的方式來消除他們父子之間的隔閡,實現他們父子之間的和解。人與人之間真正的交流也許不一定非得借助面對面的方式,因為心有靈犀一點通,心靈的真正相契與溝通才是至關重要的。有了這樣的心,即使做在他人身上,也會傳遞到對方心裏。耶穌說:

“凡為我名接待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來的。”(路加福音9:48)

“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25:40)

應該說,這幾節聖經是對這部影片的最好注解。

複調與對比

  影片成功地運用複調手法來表現人類溝通這一永恆主題。影片中有多條線索,多種場景的對照,交叉與重疊。首先是古代與今天的對照,關雲長千里走單騎的故事始終是整個影片的宏闊背景,它與高田和健一父子的萬里孤行遙相呼應,只不過關雲長是為義氣,高田父子是尋親情。古代人肝膽相照,死生與共的真情在今天已經失落了,無論是在高度發達的日本,還是在對外開放的中國都是如此,似乎只有在麗江那些偏遠的村落才有些許的留存。其次是日本與中國的對照,日本在經濟方面已經走在中國的前面,而在中國,即使像麗江這樣的古城似乎也在步日本現代化的後塵,高田先生的尋情行為在當代中國無人理解,卻又實實在在是中國古人的遺風。當然,影片中最直接最重要的對照還是日中這兩對父子的關係與命運。在高田與健一的父子關係之中,表現了日本式的執着,倔強,含蓄,堅毅,而在李加民與楊楊的父子情感上,則顯露了中國人自然,真誠,忍讓,謙和,但在對兒子之愛上,他們又是共通的,所以,是高田的代子還願引發了李加民的思子之情,又是楊楊的一顰一笑牽動了高田的慈父之心。其實,不管是古人,還是今人,不管是在日本,還是在中國,人們都需要真正的溝通。而溝通中最重要是原則其實不是我需要甚麼?我能夠得到甚麼?而是對方需要甚麼?我能夠奉獻甚麼?我拿甚麼奉獻給你?當對方需要真誠時,我們就要摘下面具;當對方需要真實時,我們就不要尋找替代;當對方身處困境時,我們要伸出援助之手;當對方面臨挑戰時,我們要為他呐喊加油。
  影片在人物關係和情感的把握上是比較到位的,但在個別細節的處理上,私心以為尚有可商榷之處。如影片結尾處高田改變主意不再拍攝李加民演唱千里走單騎的錄影了,而且一再拒絕獄警的這一提議,直到最後才應允他的這一請求。我認為這多少有點破壞了影片在前面所塑造的高田先生執着深沉,善解人意的形象。面對這樣的隆重的場面,他應該入鄉隨俗,欣然就座,而不是一推再推,勉強接受。畢竟這一場演出是由他提出來的,又是獄警,囚犯和李加民為他共同精心準備的。
  總的來說,這還是一部非常優秀的影片。它觸摸到了我們那根掩藏在深處的敏感而纖細的神經:我們是需要關懷的,尤其是來自親人的關懷;我們是需要安慰的,特別是從至愛那裏來的安慰。對於我們的至愛親人,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常回家看看,不僅僅是刷刷筷子洗洗碗,還需要用溫柔的雙手去撫慰他們隱秘的憂傷,以關注的目光去點亮他們潛藏的希望。如果我們早早領悟到這一點,也許就不需要那充滿艱辛的千里孤行了,那畢竟是錯失過後的一種補償,是別無他路的最後一搏。子欲養而親不在,父欲愛而子已亡。這是何等大的人生悲哀!人們啦,當柔和!當謙卑!當審慎!因為“你們的心如何,你們並不知道。”(路加福音9:55)

  實際上,這部影片也可以看作是張藝謀導演的千里孤行,不過這回他不是衝着財源滾滾的票房而來,而是直奔人類心靈的深處,人性的本源,其實,這才是我們真正的財富,最後的家園。如果說,這部影片是張藝謀這個中國當代電影的“英雄”在經歷了商業世界的“十面埋伏”之後向樸素大地的回歸,是他給哺育他成長的普通觀眾的真誠奉獻的話,那麼,作為觀眾的我們也應該回報他以鮮花和掌聲。


本文選自作者電影評論集電影之於人生
山東畫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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