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改還是遺忘？
—馮小剛《一九四二》
如何面對苦難，最能顯示一個民族的性情與特徵。1942年，河南三百萬人死於饑餓。可沒有幾個河南人知道這事，絕大多數人選擇了遺忘。直到作家劉震雲在當年親歷此難的美國時代週刊（Time Magazine）記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 1915-1986）所寫報導和書籍的幫助下把這段歷史鉤沉出來，又直到馮小剛導演以日誌般的形式將之真實地展現於銀幕。
其實，中國人是一個重視記憶的民族，中國最發達的就是史書與史學，不說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等傳世之作，就是野史稗官也汗牛充棟。可為甚麼唯獨對苦難卻諱莫如深，不願回顧呢？我想：這也許是民族療傷自愈的一種方式吧？可如何不通過反省與反思知道傷在何處？痛在哪裏？根源是甚麼？又怎能夠避免再遭滅頂之災呢？
遺忘在苦難發生的當時表現為冷漠與無視。政府高層的注意力在戰爭的勝負和地盤的爭奪，對民眾的生死多少有些隔膜。不說遠方的河南了，就是近在陪都重慶，為了歡送某重要外賓，居然置民眾於敵機轟炸危險之下，反復排練，致使多人遇難，最後還歡送依舊，只是慘狀被擋住了。蔣鼎文所代表的軍方則是只管執行上級命令，不僅不體恤三千萬民眾的饑腸轆轆，還要雪上加霜，徵收三千萬斤軍糧。地方官吏也都是只顧部門利益，對災民的慘狀缺乏切膚之痛，對於好不容易爭取來的如杯水車薪般的救濟糧還爭搶不已，更不必說那些借機發國難財的人了。李培基還是官員中比較忠厚有良心的，可是在他飛抵重慶準備向委員長面陳真相時，也因為周遭的氣氛和自身的軟弱而不敢開口。這是岸上之人的態度，那麼，處於苦難之中的人們又如何呢？老東家范殿元糧食滿倉，卻不願賑濟鄉里鄉親；少東家乾脆趁火打劫，要強姦前來借點糧食的花枝。最令人震驚的是：一個國軍士兵把前來討要毛驢的瞎鹿不假思索地一傢伙就將他的頭拍到滾燙的熱鍋裏。人與驢在他眼中根本都無所區別。對生命的褻瀆呀！
冷漠與無視源於自私與狹隘。人人只顧自己，對別人的死活自然不甚關心；大家只看到眼前，也就不管民族與國家，更無論靈魂與死後了。栓柱傳信回來說過兵了，大家想到的不是聯合起來，一致對外，而是立即操傢伙，為了一點點糧食物品而彼此廝殺。本來想多活幾天，沒料到立時喪命。混亂之際，佃戶瞎鹿不救身受重創的少東家反而咒他去死，以泄私憤，毫無寬恕與憐憫；逃亡路上，伙夫老馬借難民巡迴法庭來搜刮錢財，魚肉百姓，一點也不手軟；而遇到更強的，他又只有俯首聽命，不敢多言。敵機的瘋狂轟炸剛剛過去，倖存的軍民不是互相扶助，共度艱難，而是軍人以強凌弱，搶劫財物，強姦婦女。倖存的數千人千辛萬苦到達潼關，卻遭到陝西駐軍機槍攔阻，不准入境。不管士兵百姓，河南陝西，家鄉路途，到處都是遵循叢林原則，弱肉強食；自己剛剛被欺負，轉身又去欺負比自己更弱的人。瞎鹿如此，老東家也不能倖免。他帶着瞎鹿，栓柱去偷驢，結果驢沒偷着，瞎鹿卻把命送上了。這也是報應呀！少東家的罪不該死，白修德的驢也不應偷呀！神“注目觀看世人一切的舉動，為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他作事的結果報應他”（耶利米書32:19）。
也不能說在這場苦難中，中國人沒有表現出一點點的善良，只是這一點點的善良依舊產生在自私的底色上。老東家看到瞎鹿因要給老母親抓藥而被迫賣女兒，夫妻二人打成一片，他就從自家糧食口袋裏舀了一碗米給他們，可看到周圍人都睜大眼睛盯着，就又抹回去了一些米，臨了還叮囑瞎鹿將來回去後一定記得還。糧食財物被炸飛後，他又後悔當初沒有多借一點，因為這樣以來，損失就算瞎鹿一家的了。反過來，瞎鹿一家後來對老東家的照顧也夾雜着報復的快感，如花枝所說：看着他們家也有求我們的時候，心裏解氣。中國人就是在這樣的互相嫉妒與比較中維持着自己的生存與幸福。原小說作者和編劇劉震雲講了在災難後流傳的這樣一個故事：逃荒路上，老張要餓死了，他沒有去想中國政府，日本人和整個世界，而是想到了三天前餓死的好朋友老李。他說：“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
在深重的苦難面前，每個人關心的是自己如何活下去？如何比別人多活幾天？而不是去思考苦難為甚麼而來？怎樣才能止住？真正關注中國人的苦難並願意前來救助的是美國記者白修德等人。他奮不顧身前往災區調查與記錄真相，又多方努力報告給最高元首，並且通過報刊告知廣大民眾，促使政府對河南災民予以救濟。當然，在歷史的真實中，他有英國同行與共，也得到了神父的幫助。在中國人中，唯一的亮點是年輕神父安西滿。在危難之際，他立志要做中國的摩西，把自己的同胞帶到安全福樂之地。一路上，他不辭勞苦撫慰瀕死者，傳福音給活着的人。“離家已有一月整，挨凍受餓加上生病。梁東家本是富貴人，沒想到死在路途中。死得屈來死得冤，都怪你心中無信念。該放下時就放下，上帝就在你面前。”他是在中國影視中第一次作為正面形象出現的基督宗教神職人員。遺憾的是，編導者並不真正相信神，這個神父也只是他們所理解的。所以，小安神父的努力收效甚微。路途上，即使他反復禱告，餓死的梁財主還是死不瞑目。空襲中，儘管他用聖經去堵女孩迸血的胸口，可不僅不能救她，連聖經也被炸成碎片亂飛，要不是瞎鹿相救，他自己也要殞命。當他目睹了太多的苦難與死亡後，他自己的信仰也產生了動搖，他沒再堅守崗位，而是跑回教堂療傷。他問外國神父：“這一切都是上帝幹的嗎？”外國神父說“是魔鬼幹的”。他進而再問：“如果上帝打不過魔鬼，我們信祂幹嘛？”接着他還說：“魔鬼入了我的心”。這其實也是編導所理解的信仰：信仰一定是在現實中發生實際功用的。用普通人的話來說就是：神一定是靈的，靈驗的。若不靈驗，那就不是神，那就沒有神。小安神父的話仿佛是編導在替中國人代言：上帝不能勝過魔鬼，不能止息苦難，中國人不必不能信祂。
可是，果真如此嗎？非也。苦難之所以發生，主要確實如安神父所言是魔鬼入了人的心，人心中的罪惡發出來就造成了苦難。當然，神也允許了這一切的發生。這不是說神不愛中國人，而是神要拯救中國人的靈魂，要叫中國人悔改。
“神藉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們受欺壓，開通他們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離患難，進入寬闊不狹窄之地；擺在你席上的，必滿有肥甘。”（約伯記36:15-16）
當年，神面對屢次頑梗悖逆祂的以色列人採用了使他們亡國流離的嚴厲手段，最後，他們終於哭泣悔改，“你責罰我，我便受責罰，像不慣負軛的牛犢一樣。求你使我回轉，我便回轉，因為你是耶和華我的神。我回轉以後，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後，就拍腿歎息，我因擔當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耶利米書31:18-19）。於是，神的慈愛重新臨到他們：
“以法蓮是我的愛子嗎？是可喜悅的孩子嗎？我每逢責備他，仍深顧念他，所以我的心腸戀慕他，我必要憐憫他。”（耶利米書31:20）
“我使被擄之人歸回的時候，他們在猶大地和其中的城邑，必再這樣說，公義的居所啊，聖山哪，願耶和華賜福給你。猶大和屬猶大城邑的人，農夫和放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疲乏的人，我使他飽飫；愁煩的人，我使他知足。” （耶利米書31:23-25）
其實，從老東家個人的遭際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神的心意。老東家倉廩充實，富甲一方。逃難開始時，他對栓柱說：“別人是逃荒，我們只是躲災。”財富成為他認識神的障礙，正如耶穌所說：“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馬太福音19:24）於是，在日機轟炸中，神拿走了他的財富，轉瞬之間，他不但一無所有成為一個普通災民，而且還要俯身來求瞎鹿讓懷孕的兒媳搭人力車。土地是他重新發家的基礎，神也沒讓他在陝西呆下來。祖宗牌位是他的偶像，神也借着擠火車把它拿走了。兒孫是他的命根子，土匪紮死了他那不太爭氣的兒子，最後，孫子也被他自己悶死了。可以說，至此，他的道路全斷了，希望全沒了。按照傳統中國人的思維，只有死路一條了。當時他自己確實也是這種想法，他回答繼續前往陝西的難民說：“陝西有活路，我沒活路了。”可是，當他看到那個在母親屍體前哭泣的無依無靠的小女孩時，他內心的責任感重新被喚起，他的生命力也開始恢復，於是，他帶上小女孩頑強地活了下來。這是中國式的生存，但不是真正意義的救贖。編導能夠做到這一步—突破血緣家庭觀念而對陌生人有一種，已經非常不容易了，但是，他與主人公一樣，都還沒有接受那永恆的恩典—神子及其救贖。
可以說，神對中國人的心意一如當年他對以色列人，只是中國人沒有明白，更沒有悔改。中國人所選擇的是以幽默來自嘲，而更多的是遺忘，徹底的遺忘：三百萬人的餓死，居然沒有留下深刻印記。如此一來，苦難就失去了意義，成為了徒然。一切又重新開始，進入歷史的循環。果然，不到二十年，可怕的饑荒再次臨到河南人，中國人。河南人啊！中國人啊！“你們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嗎？難道果真是徒然的嗎？”（加拉太書3:4）還要吃多少苦遭多少難才能真正醒過來呢？
片末，響起了小敏作詞的讚美詩“生命的河”：“生命的河，喜樂的河，緩緩流進我的心窩。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頭上的烏雲，心底的憂傷，全都灑落。”分明是熟悉的歌詞，卻譜上了不熟悉的旋律，一下子真還沒有聽出來。可不管怎樣，但願這是新一代中國人真誠的感受與呼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