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本色，人性的本相與正義的尷尬
—電視連續劇《懸崖》
在遍佈熒屏的諜戰片中，懸崖以其冷峻細膩的紀事風格，強烈濃郁的地方色彩獨樹一幟，贏得了眾多觀眾的喜愛，播放時收視率一直居高不下，播出後好評如潮。作為諜戰片，情節的扣人心弦，場面的緊張激烈，那是必不可少的。而難能可貴的是，這部連續劇還在人性的探索和生活的展示等方面做出了許多新突破，讓人心緒萬千，不能自已。
應該說，懸崖一劇最大的亮點是對周乙這個人物的塑造。他不只是一個足智多謀，英勇無畏的戰士，而且是一個奮不顧身護衛妻子兒女的丈夫與父親，是一個處變不驚臨危不懼敢於擔當的男子漢。這種正面的男子漢形象在熒屏上的確是久違了。作為地下工作者，他要承受與妻子兒子的分離，而去扮演別人的丈夫與父親。這已經夠痛苦的了，而更殘酷的是，他還要眼睜睜看着自己的妻子受折磨，甚至要親自來審問與拷打自己的妻子。這需要多大的忍耐力與承受力。但不管在何種艱難與危險的情況下，他都會用自己的勇氣智慧來給妻子以最大的保護與安慰。妻子孫悅劍被叛徒出賣拎着發報機無處藏身之時，他讓顧秋妍去找到了妻子，隨後又親自趕到保安局，把她們兩人從危險中解救出來。妻子怕連累丈夫與顧秋妍，提出提前下車，周乙卻斷然說：
“現在你哪兒也不能去，跟我回家。”
在這一時刻，作為丈夫保護妻子的責任感壓倒了一切，他沒有任何猶豫。而當妻子感激地把手搭在他肩膀上時，他又冷靜地提醒她：危險並沒有過去，還不是放鬆的時候。可以說，他既有情有義，又有謀有略。妻子被捕後，更是對他意志與智慧的考驗。他用一粒粒小藥片迷惑了如狼似虎的敵人，讓妻子住進醫院，免遭進一步的刑訊，減輕了妻子的痛苦。後來又巧妙地利用日本憲兵隊和警察廳，保安局之間的空隙，成功地救出了自己的妻子。在這一行動中，他的勇氣，智慧，創造力，談判能力，把握機會的能力都達到了最高境界。
由於特殊的身分與背景，作為男人，他還要看顧另一個名義上的妻子與女兒，他同樣盡到了自己的責任。剛開始時，他對顧秋妍表面上驢着一張臉，內裏還是時刻引領關照着她。他知道她沒有地下工作經驗，也不是很情願來做，也就逼着她儘快接受現實，適應環境。她沒有收拾好密碼本就下樓吃飯了，是他不動聲色地藏好了。一次又一次地，他在對她言傳身教。
“謹慎是一種習慣，要慢慢養成。”
“在戲演完之前，你我都得站着睡覺，像馬一樣，哪怕沒有人，哪怕你對面是一隻蒼蠅，都要把神經崩起來。”
“危險沒有過去，永遠才剛剛開始！”
沒有想到，顧秋妍還是沒太以為然，甚至認為他是神經過敏，多此一舉，直到付出了小叔子與其未婚妻生命的代價，她才真正認識到自己的罪錯，也瞭解到身邊這個男人的真正分量。後來的每一次行動，他都是以顧秋妍為優先考慮，要保證她能夠全身而退。對於顧秋妍的女兒莎莎，他也產生了真正的父愛。在救出妻子後，他還懇切要求顧秋妍讓他把莎莎帶走，只是由於顧秋妍的固執，才沒能如願。這也是他尊重女性的表現。後來，馬上就要逃出邊境的他，聽到莎莎失蹤的消息，又義無反顧地驅車回來，單刀赴會高彬和憲兵隊。應該說，此時，作為一個地下工作者，他已經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沒有必要返回了，但作為一個父親，他別無選擇。最後，他以假投降的計謀密授顧秋妍，用自己的死亡換取了顧秋妍母女的生還。他作為父親與男人的形象再次得到昇華。可以說，張嘉譯的演技已經爐火純青，把周乙剛毅，沉着，機敏，果斷，愛意，溫情表達得絲絲入扣而又不露痕跡。
此劇也注意到了情感的層次性與豐富性。前面談到的是真夫妻與假夫妻，真父親與假父親的情感，而劇中還處理了真假夫妻特別是真假妻子之間的微妙關係。雖然是工作的需要，可畢竟一對男女在一棟樓裏生活了六年。這種情感不是普通的男女情感，又是普通的男女情感。兩個女人之間也互有猜疑，試探與比較。第一次與妻子在哈爾濱見面，孫悅劍看似不經意地問丈夫周乙：顧秋妍怎麼樣，漂亮嗎？等等這類的話。反過來，顧秋妍也會對孫悅劍有同樣的好奇。顧秋妍的丈夫對她還是有不信任，她回老家分娩時，丈夫並沒有過來照顧。後來，他心裏也一直還是有些疙疙瘩瘩。孫悅劍也是一樣，在顧秋妍面前，她與自己丈夫的關係也不自然了。在這方面，周乙也不能免俗。顧秋妍帶自己丈夫回家了，他發現後狠狠批評了她一頓，雖然句句在理，可難保沒有夾雜自己個人情感情緒的因素。關於兩人的這種關係，顧秋妍後來在上級老魏面前剖析到：
“我們之間，早就超越血緣，超越了愛情，超越了普通人的情感。他不回來，我會惦記。我生病了，他會牽掛。如果說一個人精神上還有一個丈夫的話，那就是他。”
這些的確是人之常情，不刻意迴避，而加以合理反映，是可以的。但精神上的丈夫或妻子這種說法是危險的。這意味着人是可以肉體與精神兩分的，一個人可以精神上依戀一個人，而肉體屬於另一個人。我們只能說可以體恤人的處境與軟弱，而不能認同這一觀點與結論。
劇中考慮到了歷史的複雜性，正面寫到了國民黨的特工人員，寫到了周乙等人與他們在特殊情況下的合作。這是一個新突破。近年來的影視作品，已經寫到了國共在戰場上的友好，但在地下工作戰線，還是寫互相擠兌的多，如借槍就把國民黨軍統特務損得夠嗆。而此劇寫到周乙對國民黨特工多次暗中予以關照與保護，使他們逃過多次劫難。這是可以相信的。舉手之勞何樂不為呢？這也是在為以後的行動做鋪墊呀。最後，在營救孫悅劍這樣危險與重要的行動上，周乙向陳景瑜亮明身分，與他彼此聯手，精誠合作，終於大功告成。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劇中也沒有多從政治上做文章，而是以相互利益與兩人個人關係來做合作的基礎。陳景瑜在墓地與周乙握手成交時說：
“我不相信共產黨，我相信你；就像你不相信國民黨，要相信我是一個道理。”
他也知道以後互相之間還可能會有見面與交鋒，就預先打個招呼：
“山不轉水轉，來日方長。希望以後狹路相逢時，再拉對方一把。”
後來，周乙在戰友面前，對陳景瑜也有相當肯定的評價：
“他也是個了不起的人。出生入死，為祖國工作。”
最後，周乙在憲兵隊被捕，陳景瑜在屋內對着周乙的背影行禮。這的確是一種英雄相惜相重的情懷。
此劇對一些重要歷史事件及涉及其中人物也沒有做簡單化的處理。如白俄僑民在索契（Sochi）刺殺斯大林（Joseph Stalin, 1878-1953）的計劃。參與這一行動的重要人物瓦西里耶夫是一個貴族紳士，熱愛藝術，熱愛文化，欣賞美，他對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 1799-1837）與果戈理（Nikolai Gogol, 1809-1852）的詩文如數家珍：
“當歌曲和傳說已經緘默的時候，建築還在說話。”
他溫文爾雅，善待女性，把顧秋妍當作了一位天使，臨出發前還給她真誠的一吻。顧秋妍也為他的風度舉止所吸引，在告不告知這一重要信息上躊躇不決，最後，她也希望他沒有在這一事件中死去。此劇也賦予了他們行動一定意義上的正當性，斯大林的確犯有嚴重的錯誤，如肅反擴大化，把大批人投入集中營等。這些白俄僑民相信自己是在為神聖的俄羅斯而戰，是在制止撒但的勢力。此劇也不是從純政治角度來否定他們的行動，而是從二戰同盟國與軸心國的力量對比來說他們計劃的不合時宜。若他們刺殺斯大林計劃成功，無益會削弱同盟國力量，延緩日本戰敗的時間。
此劇也涉及到了東正教信仰生活，基本上保存客觀態度，還略帶一點欣賞。白俄僑民在秘密會議最後有集體的禱告。著名的索菲亞大教堂（Holy Sophia Cathedral, Kiev）的美麗身影多次出現，其莊嚴鐘聲也久久回蕩，還有穿着黑袍黑巾的修女，個個端莊慈仁，如同天使。劇中還特別強調，周乙有一個俄羅斯祖母，她是一個虔誠的東正教徒，在她心中，沒有恨，只有愛。她對周乙的影響很大。每次，他有甚麼沉重的心事，或者要做甚麼重大的決定，都要去祖母的墓前，似乎是向她訴說一切，要徵求她的意見，取得她的贊同。在這樣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內心深處，還有這樣一個神聖柔軟的角落。這是以往影視作品中所沒有表現過的。
劇中的反面人物也是有血有肉的，沒有臉譜化。周乙的那些警察同事，有迎來送往，杯觥交錯；有夫妻溝通，家眷閒談。即他們在工作與生活中，有彼此關照的一面，有一定的情誼。高彬對周乙有懷疑，提防，也有欣賞與愛惜。看到日本人即將敗落，他與周乙有一番促膝談心，共同商量兩人的後路。他說：
“你是我在警察廳最看好的人。我不會表達感情。我永遠不會跟第二個人講這些話。”
這應該說的是真心話。當他終於知道周乙就是他多年要挖出來的共產黨地下工作者時，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沒有找到時，渴望找到；真正找到了，不是高興，是傷心。”
這是他作為正常人人情的流露。高彬還是一個智商很高的人，他有許多話堪稱格言警句：
“要想魚上鉤，就得先把水攪渾；魚要是想法太多，就會自投羅網。”
“信任是階段性的，今天是朋友，明天就可能是生死不共的仇人…只有死人是可以信任的。”
有一次，他與周乙的一段精彩過招之後，周乙恭維了他，以為危險過去了，沒有想到，高彬最後還回敬了一句：
“你千萬不要相信另一個聰明人對你的讚美，如果你相信了，他會從心裏笑話你的。”
這種對人心的領悟，是一般人不能及的。拋開政治的因素不說，應該說以高彬為首的這幫警察是很勤勉很敬業的，也沒有貪污受賄等現象。可正是這樣一個標準的警察，對政敵共產黨人卻是殘酷無情。對他們採用極刑逼供，如不招供，將他們統統處死，一個不留，包括對一對參與不深的年輕戀人。此劇也把日本人還原為正常人，像澀谷先生，他所呈現的形象是彬彬有禮，愛才惜才。當然，他所幹的許多事情是滅絕人性的。劇中也不經意地寫到了日本人一些好的作風與習慣，如他們做事很認真，明天要銷毀的文件，今天還要分門別類，弄得整整齊齊。日本人對中國人人際關係的批評，也很有見地。寫中國人與日本人的關係，也不是像以往的影視作品中那樣，中國人見了日本人就點頭哈腰。高彬就很少與日本人接觸，但卻得到某些日本高層人士的賞識。周乙的大膽直言，也讓日本高官對他刮目相看。對於敵我雙方的理解，周乙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不要讓仇恨遮蔽了雙眼，影響你的判斷。對我們來說，這應該是一場沒有仇恨的戰鬥。不要把敵人當仇人…在這場廝殺中，沒有個人的仇恨，只有信仰的力量。”
此劇的音樂也可圈可點。片尾的主題歌具有濃烈的俄羅斯風味，與劇情相稱，歌詞也情感充沛，意境深遠。在紀連奎與孫悅劍等人走向日本憲兵隊焚屍爐時，採用了男高音與女高音的詠嘆。男高音象徵苦難與死亡，女高音表示釋放與拯救。此時此刻，任何語言都是多餘的，惟有音樂震撼顫動着我們的靈魂。
當然，此劇也不是完美無缺，我覺得在對任警官的處理上，還是值得商榷。劇中找了很多理由來說明殺死他的正當性。任警官認識孫悅劍與顧秋妍，這樣，就會把他們包括周乙完全暴露。任警官親手殺死了張平軍與其女友。劇中並且還通過周乙的嘴，把這種辯護理由上升為理論：
“在腥風血雨中，仁慈的代價非常大，有時候要用無數人的生命去填補。在我以往的經驗中，仁慈就是犯罪！大多數時候，它都是虛偽的。是人們對自己的靈魂進行催眠和說謊用的。所以一個男人要總是假裝仁慈，他不是個笨蛋，就是個騙子！”
可是，所有這些理由，在我看來，都經不起嚴格的推敲。要說怕暴露，每一個革命者及其同情者被抓捕時，周乙等人都面臨同樣的危險。他自己也說：
“一分鐘前是戰友，一分鐘後可能是叛徒。”
至於說用任警官殺死丈夫的弟弟及其女友來激怒顧秋妍，這更不太合適了。因為周乙自己也知道，當時，任警官是被逼無奈，就像他也不得不給自己的妻子用刑一樣。顧秋妍也說過可以爭取任警官，可周乙說時間來不及，也太冒險了。任警官死在自己特別親近與信任之人的手下，這在人情上是說不過去的。從道義上來說，這與信仰也不符。在最後的審判中，周乙與高彬有一段關於信仰的對話，周乙說了自己對信仰的理解：
“在不久的將來，會有一個新政府，沒有皇帝，沒有權貴，沒有剝削與壓迫，不會喪權辱國。讓人民能夠有尊嚴地生活，新政府，不會奴役人民！”
可是，他自己的行為卻是剝奪了一個年輕人的生命，不是因為他犯了甚麼十惡不赦的罪，而是因為他可能暴露自己。所以，面對高彬這樣的質問：
“你們的信仰是甚麼？人道？你連自己的同事都殺害，盡幹那些令人髮指的事情，這就是‘信仰’嗎？”
周乙的這段回答是沒有說服力的。
從任警官的死，以及從瓦西里耶夫及其同志的死，我們看到一切政治鬥爭的合理性是有限的。其中有糾結，掙扎，矛盾，有缺陷，遺憾，無奈。我們本來可能滿腔正義，可一不小心，也可能會落入其反面。我們只能以善勝惡，而不能以惡勝惡。我們只能從更高的眼光，才能看清楚我們在做甚麼？是對是錯？
“耶和華的眼目，無處不在；惡人善人，祂都鑒察。”（箴言15:3）
“我耶和華是鑒察人心，試驗人肺腑的，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他作事的結果報應他。”（耶利米書1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