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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克理:近代宣教先鋒

稽譚

 

  沒有學位,沒有顯赫的家世,沒有錢財和當權的朋友。出身貧苦的鞋匠學徒,竟把聖經翻譯成二十多種語文,可以同威克里夫,馬丁路德,廷岱勒並列;如果不是因為他屬於非國教信徒,他可能躋身威斯敏司大教堂中。他也成為近代宣道的先鋒。他的名言:“望神行大事,為神作大事“,擴大了基督徒的遠象。這是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 1761-1834)。

  他於1761年八月十七日生於英國保羅司浦(Paulerspury, Northamptonshire),父親艾得門(Edmund Carey),出身織布匠;但頗通文字,改業國教會教區書記兼小學校長,學校就設在教堂旁邊。
  威廉從小好學,跟父親學習之外,他也自學拉丁文,並且對數學深有興趣。十四歲的時候,父親送他去到附近皮丁屯(Piddington),在尼高拉(Clarke Nichols)鞋店中,作鞋匠學徒。十八歲那年,有一天,他在鎮上的商店買東西,在找回的零錢中,不慎接受了一枚假幣;因為尼高拉也託他順便買點甚麼,他就把那假幣放在店主找回的零錢中。尼高拉質問他;不善說謊的威廉,承認那原是自己的。錯事被人發現後,心中甚為不安。有個先進的學徒青年華爾(John Warr),看出他心中的不安,把福音介紹給他。他參加非國教者的聚會,漸漸明白聖經的真理,他重生了,在神面前禱告,認罪,悔改。
  在工作餘暇,威廉從尼高拉收藏的書架上,讀聖經和屬靈書籍。他也向一名織布匠鍾斯(Tom Jones)學習希臘文,並讀原文新約。他的信心建立在聖經的根基上,一切以“經上記着說”為依歸。威廉發現自己有語言的恩賜,一種語言在一兩年內即可精通。他又學了希伯來文,和幾種現代歐洲語文,包括德文,法文,荷蘭文和意大利文。
  鞋店的情形改變了。尼高拉忽然染病去世;寡婦的表弟歐勒德(Thomas Old),是威廉一同聚會的,接管了鞋店。新店主的妻妹多莉(Dolly Plackett),也在聚會中相識。1781年六月十日,威廉同多莉結婚,新娘比他大幾歲。婚後他們租一個很小的村舍居住,生活簡樸,卻甚快樂。威廉成為受歡迎的講員,在鄰近社區的非國教教會中講道。他自己也受浸成為浸會信徒。
  1783年,歐勒德去世了,遺下孀妻和四個孩子,需要威廉克理照顧。他承受了一個鞋店,需要在雨中雪裏奔走找生意;更加上受到貧病交迫的試煉。他生了重病,幾乎死亡;後來終於好了,頭髮卻脫落甚多:剛過二十歲的年輕人,就已經童山濯濯。
  為了經濟的壓迫,晚上在店裏教導學生以增加收入;架上陳列着書籍,壁上挂着地圖。朋友們戲稱之為“克理學院”。那是名副其實的“學店”,學校就在小店中;但他不是賣文憑的那種人。他越研究世界地理,越感到把福音真光照進黑暗的負擔。
  在教會的討論中,他覺得主耶穌的“大使命”,不應該隨使徒們的逝世而結束。他在寢室的壁上,挂滿世界地圖,並且標識着城市,人口,和宗教。他天天為了失喪的靈魂禱告。這個小人物的心,擴展到廣大的世界。同時,照着神所給他的異象,積極準備自己。打從1783年開始,他就是浸禮會的會友;1787年,被按立為家鄉附近一個教會的牧師,仍然兼作製鞋業。但他早已預備好福音的鞋了。
  1789年,克理受聘任萊斯特(Leicester)浸信會牧師。三年後,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感受到他對於福音的負擔,出資幫助他印發一本小冊子,名為基督徒應盡力傳福音使外邦人歸正。書中說到世界上有76%的人,還沒有聽到過福音:“我們要為主積極出去,到所有的地方,直到每個關閉的門敞開。”
  那年,北翰浦屯(North Hamptonshire)浸聯會開年會,他在會中分發那小冊子,並向大會提議討論“大使命”。當時的大會主席賴蘭長老(John C Ryland),倚老賣老,當眾教訓他說:“年輕人,坐下!當神要叫外邦人悔改的時候,祂知道怎樣去作,用不着你我操心。”
  不過,克理並沒有長久安坐不動。漸漸有些教牧同意他的主張。他進一步聯合十二位教牧,組成英國浸禮會宣道協會,會員繳納會費,支持國外宣教工作。
  1792年五月三十日,法國正在革命的邊緣。在北翰浦屯區浸聯會中,克理宣講了一篇劃時代的信息,經文取自以賽亞書第五十四章2至3節: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
  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
  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
  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
  你的後裔必得多國為業,
  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

信息結束時的名言:“望神作大事,為神作大事”,為許多人輾轉傳誦。
  少年的約翰賴蘭震動的說:“克理兄,我想,你確切證實我們忽略了神的事工。”
  不過,看來又要像許多這樣的教會會議一樣,大家感而不動,聚會將要悄然結束。
  克理再站起來講話,指責與會者,像窺探迦南應許之地的探子們,不採取行動前去得地。
  主席福勒(Andrew Fuller)感覺到震動,有壓在身上的責任,使他宣佈繼續開會討論。
  克理把“繩子”的比喻,作了一個延伸:印度是幽暗而深不可測的礦坑,他願意去救那些將沉淪的靈魂;但誰願意在地面上拉住那繩子?福勒當仁不讓的承諾拉住繩子。言出有信,福勒始終支持差會的工作。
  近代宣教運動的火焰燃起了!
  這個新差會的宣教基金在哪裏?收集了十三英磅的自由奉獻,其中有克理售賣小冊子的收入一鎊。
  “誰可以為我們去呢?”宣教士在哪裏?
  有個多馬(John Thomas)醫生,曾在印度住過五年,並懂得孟加拉語,在倫敦聽到這個消息,志願奉差遣前往;推動成立差會的克理,願意作多馬的助手。
   1793年,新差會派遣多馬醫生和克理,到印度加爾各答。克理的妻子多莉,起初對印度聞而生畏,拒絕與丈夫同行;後來經多馬醫生勸說,才答應同去,但為了照管四個孩子,要求帶她的妹妹凱蒂(Kitty)同去。
  船票的費用增加了那麼多!但福勒如諾負責籌維。
  經過許多周折,1793年六月十三日,威廉克理一家和多馬醫生乘丹麥輪船馬利亞公主號Kron Princessa Maria),離英駛向加爾各答。
  登船後,發現船長對宣教士甚為友善敬重,給克理家最大最好的艙房,他們可以聚會,並常有十多名船員參加。船長與他們同桌進餐,殷切關注他們的生活。這真是意外的驚喜。在船上,多馬教導克理基本的孟加拉語。他們更計畫到把聖經翻譯成孟加拉文。
  航行遇到過風暴,繞過好望角,近六個月後,才抵達加爾各答。
  初抵印度,生活甚難適應。所請一個印度語文教師,提議申請政府的屯墾土地,在那裏建立信徒聚居的社區。克理認為是好主意,就去到叢林邊緣,開始搭造竹屋。但他妻子知道叢林中有虎和毒蛇,懼怕不肯住在那裏,只得放棄。
  遠離家鄉的克理,正在進退維谷之間,多馬醫生忽然寫信告訴他,英國東印度公司設立在莫奈巴提(Mudnabati)藍靛製作廠,需要一名監督。那裏是比較開發的城鎮,居住環境也好,多莉感覺滿意。只是凱蒂認識了一個東印度公司的英國職員,二人相戀而預備結婚,不能同克理家遷往莫奈巴提;好在他們不難找到佣人幫助家事。
  次年,克理因在經濟上已經能夠自給,寫信給差會請求停止經濟支援。他的工作不甚繁重,又有季節性,能夠有時間講道,教導,並開始翻譯聖經成孟加拉文;他們的家有個相當大的園子,可以種植克理所喜愛收集的植物。
  不過,多莉感覺孤單,又不喜歡印度人,時常抱怨不滿。加以悲劇臨到:他們五歲的兒子彼得,忽然染上霍亂,不久就去世了。多莉甚為悲傷,漸漸精神失常:她懷疑丈夫與許多婦人有染,向孩子們說威廉的壞話,都是出於幻想;她又嫉妒,有時更威脅傷害威廉。多馬醫生長久觀察的結果,認為應該禁止她自由,關閉在房間內,晝夜需要人看守。但她時常喊叫,擾亂。在那樣的環境下,威廉仍然能夠進行譯經工作不輟。孟加拉文的新約完成了。他學習了印地文,又學習梵文,作為了解多種印度語文的基礎。
  威廉藍靛工場的總監厄德尼(George Udny),是關心威廉的朋友。他給予威廉工作上的方便,更欣賞威廉奉獻譯經的心志,讚揚其成就。威廉頹喪的說:“但怎樣出版呢?”
  有一天,厄德尼歡喜的告訴威廉:“在加爾各答有一個印刷廠!”但要多少錢?錢從哪裏來?
  厄德尼說:“不必擔心,算是我給你們差會的禮物。”
  威廉去加爾各答買備了印刷用品,油墨,紙張;不過,有了機器,誰來操作?
  1799年,實際統治印度的東印度公司,來了威勒斯利三兄弟:查理(Richard Wellesley)為新任總督;弟弟亨利(Henry)是他的私人秘書,另外一個弟弟亞瑟(Arthur)主持軍事(後來的威靈頓公爵)。他們對宣教工作不表同情。
  同年五月,厄德尼來訪,告訴威廉,因為藍靛市場不振,莫奈巴提工場將關閉,公司到八月以後,將不能再支持威廉。
  約在同一時間,威廉收到一封信,是去年十月自英國寄出的:有個華德(William Ward, 1769-1823),擅於印刷,曾聽過威廉講印度宣教事工;差會於十月十六日接納他的申請,派他來幫助威廉克理。因為英國當局不歡迎宣教士,近加爾各答的丹麥殖民地塞蘭坡(Serampur)總督璧伊上校(Colonel Bie),發給他丹麥護照,並歡迎他們同去永久居留。
  持丹麥護照的華德,順利的來到英國殖民地區,正好幫助克理搬家。厄德尼來通知克理,他奉調到加爾各答,任東印度公司的理事。看到神及時的預備,和奇妙引導,大家一同希奇感謝主。
  1800年一月一日,威廉克理全家和所有印刷設備,裝載上船,移往塞蘭坡。在那裏,有前莫拉維亞差會失敗遺留下的會所,並有學校,總督璧伊撥給他們應用;給他們地設立印刷廠房,並把政府的文件交他們印刷;每到主日則讓他們使用總督府邸,作為教會聚集的所在。總督自己,也在座聽克理講道。
  接着,差會派來馬士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和其他三個家庭,與克理同工。馬士曼出身織布工人,繼為教師多年,也是語文學者。因英浸宣會支持的經費有限,馬士曼夫婦創立了三所學校,二所教導歐洲人子弟,璧伊送丹麥學童去讀書。所得學費全幫助宣道;一所免費學校為印度兒童。
  三月中,七十二歲的璧伊上校,為宣教士和他們的家庭舉行正式宴會;教士夫人們用椅轎迎迓抬進總督府第,宴會長達二小時。他們感到所受的待遇,與本國的政客有何等不同!
  那年五月,印刷了孟加拉文聖經第一頁,那也是宣教事工的新頁。
  克理的孩子們,因為母親多莉詆毀父親威廉,威廉則忙碌無暇照顧,變成對福音全無興趣。馬士曼夫人要他們入學,對他們嚴加管教,漸漸正常;華德則給他們溫和耐心屬靈輔導,先後清楚悔改重生皈主。威廉非常歡喜,以華德為他們屬靈的父親。同年十月,威廉的長子非力斯(Felix),以孟加拉語作第一次的講道。
  1800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培勒(Krishna Pal)悔改歸正,成為第一名印度基督徒,由多馬醫生和非力斯,進到河中,為他施行浸禮;胡扶立(Hooghly)河岸邊,有許多印度人希奇旁觀,璧伊總督歡欣的流着淚。由於培勒的見證,他的親人中有三人相繼皈主。
  1801年三月,孟加拉文新約聖經出版,塞蘭坡差會舉行特別感恩聚會。威廉克理講道:“把基督的道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裏”(西三:16)。馬士曼特地作了一首詩歌。在場有四名受浸的孟加拉信徒。他們寄一百本初版的新約,給英國浸禮會差會主席富勒(Andrew Fuller);富勒歡然呈獻一本給英王。璧伊上校買了第一本孟加拉文新約聖經,呈獻給丹麥國王。
  威勒斯利總督,雖然對非國教教會的宣教事工,不肯予以贊助,但對於英國公務員文化程度的低落,深以為是統治者的恥辱:自己沒有文化,怎能夠管理教化別人?因此,他授權由在加爾各答英國國教會的布朗牧師(David Brown),協同步凱南牧師(Claudius Buchanan),籌畫設立“東方的牛津大學”,定名威廉堡學院(Fort William College)。四月八日,克理收到布朗的來信,延聘他為威廉堡學院的孟加拉文教授,月薪為一千盧布。四天後,布朗由璧伊上校陪同,親來訪問克理。
  克理談起他的抱負和計畫:目前孟加拉文舊約聖經,也已經大部譯成;如果神假以年,將繼續把全部聖經翻譯為孟加拉文之外,還有北印地文(Hindi),阿薩姆文(Assamese),及歐利亞文(Oriya),瑪拉得文(Marthi),旁雅部文(Punjabi),谷雅拉(GujRti)文,泰魯固(Telugu),加納來文(Kanarese),更要把全部聖經譯為最重要的經典文字梵文(Sanskrit),因為梵文是印度文化之母。布朗聽了這聞所未聞的偉大計畫,大為驚異,以為克理是最合格的教授人選。只是克理堅定持守他的浸禮會信仰;威勒斯利總督以為,牛津大學從來不接受非國教會的教授;布朗和步凱南則說,如果你要最好的人才,克理確是全印度第一,可能是世界第一的語文學者。折衷的辦法是:給克理以講師職位,月薪當然也減低為五百盧布。克理為了福音,不是計較名位的人,以為能夠讀些孟加拉文的新約給學生,是一大樂事,並且希望影能夠響未來公務員的信仰,就欣然接受了。
  於是,他禮拜二,去加爾各答的學院,工作到禮拜五,回塞蘭坡;在授課之外,還有個別指導。後來,因為考布魯克(Colebrooke)法官從梵文教師退休,克理接過他的工作,又加教瑪拉得文;在1806年,成為東方語文的正教授;並且政府所有的重要文告,要先給克理審閱才可以發表。他事繁而不匆忙,前後繼續了三十年之久;以所得薪資,加上馬士曼學校每月達二千盧布的學費收入,都集中用於支持宣教事工,並增加印刷設備,後來發展了二十六個教會,一百二十六所學校,學生達一萬餘名。
  他們的印刷廠,頗具規模,印發聖經及書籍,工作人員達到五十餘人。並設有在當地自造紙張的工廠,只有高級紙張需要從英國進口。華德學過印刷及新聞,後奉獻勤修神學,參與宣道事工;是傑出的印刷者,善於管理經營。三人同心合意,配搭洽當,是最理想的團隊,建立美好的見證,被稱為“塞蘭坡三子”(Serampore Trio)。英國傑出政治家,國會議員兼人權運動者衛博福(William Wilberforce),稱之為“英國的殊榮”。後來英國浸禮會差會老一代的主持人逝去,新起一代的人,以先人的血汗辛勞,建立自己的光榮,對工場情況全無了解,也不求了解,反而發號施令,爭權攘利;使克理等人時覺掣肘。
  克理並將部分聖經譯成其他二十九種語文及方言,又編訂六種不同語文的文法及字典。加上與馬士曼合譯的,使印度共有四十四種聖經譯本。他們也把印度文學中的名著史詩,譯為英文介紹給西方。
  1802年,克理為第一名婆羅門階級的印度人施浸,也為一名回教徒施浸。是福音進入各階層結果子的新里程碑。他不僅自己傳福音,更鼓勵印度信徒作宣教士;這在當時是嶄新的宣教戰略觀念。為了促進文化和社會福利,他首創印度的醫藥宣教事工,儲蓄銀行,並神學院,女童學校,和孟加拉文報紙。他也建立了印度第一所現代印刷所,造紙廠,和蒸氣火車。他也翻譯西方的農業及園藝書籍介紹到印度,並推廣農業改良試驗;於1820年,成立了印度農藝學會。由於他們在學術上的成就,聖經和文字宣道,總體的宣道戰略,基督徒小群發展到數千人了,很多屬於高階級。多種譯文聖經出版以後,傳播速度和深度,更急劇增加。
  1805年,訂立了“塞蘭坡公約”(Serampore Compact),表述宣教會的異象和規律,成為後來差會效法的榜樣。其中特別申明:

宣教士必須時時以人不朽的靈魂為念,堅持異教徒歸主的目標。
要了解異教徒的信仰,才可進而折服他們。
必須不忘記宣講“基督釘十字架”救贖罪人的信息。
栽培新信徒,教導他們當盡的責任。
培養本地人的恩賜,任用本地教牧,鼓勵本地宣教士。
必須把聖經譯成所有的語文。
宣教士們自己必須熱切恒久的禱告。
必須為了事工的目標,無保留的奉獻,絕不想到自己,物質,或家庭。

  1806年,有一位語文學者拉撒(Joannes Lassar),從澳門來到,有福音遠象的塞蘭坡福音站,立即延聘他教導中文。有些人為了好奇來學習;馬士曼卻認真的和孩子們一同研究,因為他有語文恩賜,極快有成就。結果,他翻譯了第一本歸正教的中文聖經,於1822年出版,稱為“馬士曼譯本”。後來,他也翻譯了一些中國文學作品。
  威勒斯利總督聽聞印度有獻女嬰祭河的事,囑克理調查。克理列舉事實,作成報告。總督看了,以為那是犯殺人罪,立即下令禁止。
  1807年,克理獲美國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授予名譽神學博士(D.D.)學位。同年,他的妻子多莉去世。克理按立他兒子非力斯為牧師,往緬甸宣教。另一兒子雅比斯(Jabez)往摩鹿加群島宣教;幼子維理(Willy),在塞蘭坡北的區域作宣教工作。
  1813年,塞蘭坡宣教站的人員達到二百名,有十部印刷機忙於工作。
  克理關心社會問題。印度有個傳統的惡俗,就是把寡婦用火燒死,給亡夫殉葬,稱為“蘇替”(Suttee, 梵文作Sati);他親見之後,深痛惡絕,以為是極不人道。他收集事實,統計單在加爾各答及近郊三十哩範圍內,一年之內就有438名寡婦被活活燒死!他得到了政府,和印度“大聖人”泰戈爾(Maharidhi Debendranath Tagore,諾貝爾文學獎詩人泰戈爾的父親)的支持,於1829年,政府正式禁除這惡俗。
  1823年,英國浸禮會宣教差會的當事者,誣蔑馬士曼財務不清,克理力證其無辜,而不被接受。六十六歲的克理,憤然拒絕接受他幫助設立的差會繼續支助。不久,他們經過律師合法轉移一切物業,歸於英國浸聯差會,個人一無所有。

  1834年六月九日,威廉克理服事了遠方的人四十二年後,在印度塞蘭坡逝世。
  他的宣教行動,激勵後來宣教差會相繼建立。因為他編寫了孟加拉文字典及文法書,被尊為“孟加拉文之父”,留下了深遠的影響。後來印度的大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於1913年,成為第一個得諾貝爾獎的亞洲人;他的得獎作品是詩祭Gitanjali),是用孟加拉文寫成,並自己譯為英文。

  這位印度的使徒威廉克理,為了遵行主的“大使命”,作近代宣教的先鋒,把一生奉獻給遙遠神秘的印度次大陸。環境是那麼困難,成就是那麼大,更有長遠的影響,喚醒了教會,注意從事宣教運動,所結累代的果子,無法數計。在他長臥之處的墓碑上,卻寫着:

  貧窮,可憐,無助的小蟲,
  我落在主慈愛的臂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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