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及元代的宗教
蒙古的荒漠中，崛起了一位曠古的英雄：鐵木真。他統一了散漫而勇於互鬥的小部族，於1206年，建立強大的蒙古帝國，並開疆拓土，成為歷史上版圖最遼闊的帝國，被尊成吉思汗（Genghis Khan, c.1162-1227）。
成吉思汗 Genghis Khan 畫像
他不僅“只識彎弓射大雕”，實在也是了不起的偉大統治者。他的識見超遠，知人善任，而且心胸廣大，不囿於自己的親族小圈子，所以能夠成其大業。他能夠任用異族，而且重用仇敵族人，更是非常人可及。
其例之一是特擢耶律楚材（1190-1244），倚為股肱，甚至不以外人見疑，讓他參與議論繼承大事，是罕見的例子，影響元代的興盛。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是遼東契丹國主的後裔，父親精通漢學，於六十歲生楚材，眼見國祚不久，就仿佛舊約先知一樣（以賽亞書8:3-4），給兒子取了個預言性的名字，引左傳“雖楚之才，晉實用之”語，名“楚材”，字為“晉卿”。
成吉思汗攻取燕京，聞知耶律楚材的名，即搜訪得之，深加信任，隨侍左右。1218年，耶律楚材獻“西征”策略。成吉思汗的蒙古軍，以雷霆萬鈞之勢，橫掃歐亞，一時大小邦國，望風披靡。
蒙古征伐的初期，曾有時頗為殘暴，如對頑抗的敵人，會盡屠全城，以儆將來，並造成恐懼。西方把蒙古人描繪成“火與刀”的蠻族，並非無因。但後來的元朝，統治有序，極重效率。這轉變可能的原因，該是先是耶律楚材的輔助，和蓬萊道士丘處機（1148-1227）的諫勸，後有藏人八思巴（1235-1280）的教導，並受景教傳播的影響。
景教於唐初傳入中國後，得朝廷的贊助，曾經興盛繁衍。但景教教士及信徒，與佛教混合，並沒有在信仰上扎根，復涉及政治；到政治環境改變，迫害臨到，很快就消散了。少數的景教徒餘眾，往北逃避，到了蒙古各部族定居下來，而能滲入傳佈。
到1206年，成吉思汗統一諸部族，建立蒙古帝國，各部族中有很多信奉景教。
成吉思汗連年征伐，總帶他最寵愛，最信任的四王子拖雷（c.1193-1232）在身邊，稱他為“伴當”。拖雷的妻子是景教信徒，育有四子：蒙哥（1208-1259，即後之元憲宗），忽必烈（1215-1294，元世祖），旭烈兀（1217-1265）及阿里不哥（?-1266）。旭烈兀的元妃，也是虔誠的景教徒。
1227年，成吉思汗崩逝，臨終遺命由拖雷繼位。那時，拖雷適在京都。消息傳到，拖雷眾望所歸，多數人認同大汗的詔命。但要經過部族領袖推舉的程序。智慧的拖雷，一改蒙古部族爭議或武鬥的傳統，於1229年，自己謙讓窩闊台（1186-1241）繼位，是為元太宗。窩闊台應許在崩逝之後，以其弟拖雷之子，繼承他為帝。
元太宗的重要的政治舉措，是於1231年，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耶律楚材施政溫和仁慈，堪比歷史上的良相。
1235年，派“金帳汗”拔都西征，侵入歐洲，全歐震動，中西交通利便，仿佛“羅馬太平”重現。
蒙古帝王與聖經中的古列王（King Cyrus）一樣，對所有臣民的信仰，大都抱寬容的態度，對外來的傳教士和商賈，予以各種優待；有時規定不納租賦，不完捐稅。初期的遼人契丹名臣耶律楚材，信佛通儒；丘處機則是個道士；更有藏人八思巴（藏文“聖者”的意思），最受元世祖尊崇，先後封為國師，帝師，大寶法王，曾受命訂立蒙古文，並總理政事。景教祭司和天主教神甫，也在羅致優遇之列。
景教徒在元朝蒙古語，稱為“也里可溫”，意思是“蒙福之人”，或“信奉基督福音的人”。那時，從歐洲擄來的人中，多羅馬天主教徒；蒙古人難以分辨，也任他們同稱為“也里可溫”。
1245年，羅馬教皇英諾森四世（Innocent IV, c.1195-1254），盱衡局勢，以為抵禦蒙古，似不可能，唯一可行之道，是屈求和平，紓解回教的困迫，當然如果能夠使蒙古歸化基督教更為理想。於是，派遣代表團，由聖方濟會的若望．卡皮泥（Giovanni Carpini, c.1180-1252）率領，於復活節登程東行，於次年四月初，途中晉見威赫一世的蒙古西征統帥拔都（1207-1255）。1246年四月八日，又一個復活節，獲准繼續東進，七月二十二日，抵達蒙古大都和林。那時，蒙古定宗（貴由，窩闊台長子，1205-1248）新立，教廷代表團躬逢登基盛典，然後於八月二十四日覲見大汗。定宗的母后虔誠奉景教，在宮廷附近，建一教堂，為宗親及侍奉的近臣婦女，按時舉行彌撒；所有聖職教士等，皆受朝廷俸祿，如同官員。
可能是因為左右信奉景教的臣僕影響，教廷特使，並未得到大汗甚麼特別禮遇，經幾次陛見，被留待命。最後，若望詢問定宗，是否決意信教？據說，定宗似是不耐的回答：“朕奉教與否，天上真神知道；爾教皇若願知道，可以親來問朕。”到十一月，始得賜詔齎返報教皇，只不過申明蒙古大汗是奉天承運主宰天下，着其率領公侯來朝云。
代表團在酷寒的嚴冬中，悻然登上回程，但內心更冷，途中到了基輔，仿佛慶得生還，然後回報教皇。
定宗之後，憲宗（蒙哥，拖雷長子）相繼統治，他有一位虔誠的母親，即顯懿莊聖皇后，終身篤信景教，撫養他長大。自和林遷都開平（今熱河屬），稱為上都。他曾任用一位景教徒為丞相。但他心不專誠，愛中國文化，傾向佛教，認為宗教之不同，好像一手有五指，表明：“佛教如掌，餘皆如指。”顯然的，他似是宗教混同的信仰。
法王路易九世（Louis IX, 1214-1270），甚為虔誠，是唯一死後被封為“聖”的法國王。他於熱心發動十字軍之外，也願與元朝大汗建立外交關係。於是聖方濟會士威廉．洛伯路（Guillaume de Rubruck, c.1220 - c.1293）於1253年奉差東行。
洛伯路到了和林，覲見憲宗。據他報告：在那裏見到宮廷附近，有華貴的巨大帳棚，豎立十字架，內設祭壇，台上陳列銀製十字架，並有設聖像，高燃華燭。臣民崇信景教者極多；侵歐擄來的天主教徒，也享有信仰的自由。憲宗對各宗教都尊重，也參與其各別的崇拜，並不覺得不合。
但各宗教共存而不和平，有時會互相排斥分爭，不僅為了信仰，也為了人主的寵幸，信徒的宗奉。
消息傳到憲宗耳中。他下詔邀集各教領袖，互相坦誠質辯，以求定其邪正是非，並着博識公正的人，持平判斷，據實復奏。
到時，各教人士都來了。佛，道，回，景，相續發言，後來的羅馬天主教代表洛伯路才說話：先說明唯一創造天地萬物真主宰，再闡明正教教義，然後闢斥各教為歧途謬妄，聽者稱善。監辯官奏聞天聽。但贏得辯論是一回事，贏得人心靈是另一回事。第二天，憲宗召見，告洛伯路：“朕亦知天地萬物唯一真神，故敬之不敢稍懈；然敬真神，各有其道，何必盡出一塗，他教亦未可厚非也。”可能是講的人固然博學善辯，但是，使徒保羅對哥林多教會說：“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使人信從的，“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哥林多前書2:4-5）使徒更明白宣告說：“除祂〔基督耶穌〕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傳4:12）主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翰福音14:6）可見基督教與一般宗教不同的，是神子耶穌基督十字架救贖的真理，這是特殊啟示的中心。
1260年，拖雷的兒子，英武睿智的忽必烈（1215-1294，在位1260-1294），即帝位於開平，是為元世祖。他崇信傳統的景教，但亦愛佛教的智慧。忽必烈繼於1264年，入都燕京，改年號為至元。1271年，改國號為元。
1275年，義大利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至上都開平，覲見世祖。二年後，元遷都燕京。馬可波羅隨從，受任官職約二十年。
 元世祖忽必烈 |
 馬可波羅 Marco Polo |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詔設崇福司，掌理景教事務。同時，元朝也與羅馬教廷有信使通問。
1295年，馬可波羅才回到威尼斯。據他所記見聞，說中國的甘州基督徒很多，建有“十字寺”，憲宗和世祖的母親，逝世後，依基督教禮儀在宮廷治喪，奉安在那裏。
馬可波羅在他的東遊記中記述：景教徒甚多在大都，與王公貴族們交結，於全國通衢大邑，以至甘肅，新疆，皆有景教徒；他們更跟隨蒙古軍旅征伐，及於南方和邊疆海嵎。不過，那時的“也里可溫”一詞，連羅馬天主教也包括在內；天主教也不計較。
教皇尼哥拉四世（Nicholas IV, 1227-1292；在位1288-1292），派遣聖方濟會會士若望．科文諾（Giovanni di Monte Corvino, 1246-1328）來華，正式建立第一座教堂（後科文諾於1307年，成為羅馬天主教的北京首任大主教）。世祖並請教皇派遣一百名能祛疑解惑的宗教教師，證明基督是至尊至善，來華教訓中國人。但教皇忙着參與政治爭鬥，無暇及此。將近兩個世紀後，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環球航行探險的時候，還記得元朝皇帝的請求，希望能夠到達中國，傳佈教義。這是他自己如是我云。
以後，景教和天主教各自建造教堂，就互相排斥，以至誣衊妄告。據若望．科文諾記述，景教教士藉其優越的政治勢力，對他迫害；而羅馬天主教徒，則忘同求異，指斥“聶斯托利派”（景教）是遠離聖道的異端，告誡他們應該悔悟。他們熱心於建造教堂，招引教徒，但缺乏教導，教士的生活則更糜爛不堪，根本說不上見證。景教對於釋，道兩教，則更恃勢欺壓。其中鬧得很大的事件，是蒙族的地方官，濫用職權，把鎮江有名的金山寺，讓景教徒強佔，改為十字寺。雙方纏訟不休，最後於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判由佛教收回，復造佛像。名書法家趙孟頫（子昂），撰書碑文，以為記念。
終元之世，各教間的鬥爭，層出迭見。漢族對蒙古的種族成見，使他們把對蒙古的憎恨，轉移到景教和羅馬天主教，視為外來宗教，倒忘記佛教也是進口的。蒙古王朝統治過去，元從地理上消失，景教和天主教，在中國也只剩下歷史。
元朝以蒙族入主中國，是漢族第一次完全為異族統治；歐洲各邦則是第一次經歷“黃禍”，創深痛鉅，銘骨難忘。因此，中西治史人士，對蒙古缺乏好感。其實，就宗教政策而言，蒙古並沒有主導宗教，試圖對各宗教一視同仁；雖然未能達到現代“宗教自由”的理想，但比起當年天主教的異端裁判所，火刑柱，甚至今天猶太教和回教，都開明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