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里程碑
55 慶歷新政與慶歷黨爭


                            「王安石變法」的前奏曲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慶歷年,已經統治了80餘年,其間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
趨尖銳,財政危機日益加深。宋初以來,大官僚大地主階級竟相兼併土地,造成「勢官
富姓,占田無限」的嚴重局面。土地集中的過程,就是農民們傾家破產、流離失所的過
程。同時,宋初一些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策和措施,逐漸轉化成為它的對立面,
「冗官」、「冗兵」和「冗費」與日俱增,使宋封建國家陷於積貧積弱的局勢中。
    宋太祖開寶年間,作為正規軍的禁軍約有38萬人,宋仁宗時為對西夏用兵和加強對
內鎮壓,各路廣募兵士,僅禁軍就激增至80萬人,還有廂軍四五十萬。北宋政府官僚機
構日益龐大,通過思蔭(任子)、科舉、進納、軍功、胥吏出職等途徑入仕者不斷增加。
軍餉和官俸隨之而都成為一項龐大的財政開支,單用於養兵的費用竟達全國財政收入總
數的十分之七八。在和遼國訂立「澶淵之盟」後,每年又須向遼國交納銀10萬兩、絹20
萬匹的所謂歲幣到宋仁宗寶元、康定年間(1038—1041年)為了抵禦西夏的軍事侵犯,
調集大兵到陝西諸路,軍費開支陡然大增,支出總數達3390萬兩。當西夏犯邊時,遼國
又乘機迫使宋廷把每年交納的歲幣在原數的基礎上再多增加了2C3。北宋政府只有依靠
增加課稅的收入,主要是依靠加重按地畝徵取的農業稅來解決這些問題。當時的官僚豪
紳大地主階層都享有免稅免役的特權,賦稅的負擔都落在中小地主以至自耕農民的身上,
這就促使廣大的負擔賦稅者和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中小地主的賦稅負擔,總
是通過加重地租或放出高利貸而轉嫁給佃農,這就促使農民階級對地主階級及北宋統治
集團間的矛盾日益尖銳。
    因而,從太宗統治後期的王小波、李順起義到宋仁宗慶歷年前的40多年中,農民和
士兵的反抗鬥爭「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強如一火(伙)」。
    北宋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嚴重,統治集團面臨危機四伏的局面,士大夫感到必
須採取措施,擺脫困境。因而有些人對當時死氣沉沉的官僚政治提出批評,提出了改革
弊政的主張。如寶元二年(1038年)同判禮院宋祁上疏,以為國用不足在於「三冗三
費」。「三冗」是全國有定官而無限員,各級官員比前增加5倍;幾十萬廂軍坐耗衣食;
僧尼道士人數日增而沒有限額。「三費」是道場齋醮、百司供費無數;京師多建寺觀、
多設徒卒,增添官府衣糧;大臣罷黜仍帶節度使銜,靡費公用錢。他主張裁減官員,節
省經費。長期擔任宰相的呂夷簡則指責這些不滿統治現狀的官員是「朋黨」,對他們加
以打擊排斥。在對時政不滿,要求有所改革的官員中,核心人物是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蘇州吳縣(今蘇州市)人,幼年喪父,家境貧
寒,但他刻苦讀書,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進士及第,開始了宦游生涯。他在
當地方官時,很注意興修水利,興辦學校,關心時政得失,獲得清正的名聲。宋仁宗天
聖六年(1028年),上書言朝廷得失,民間利病,為宰相王曾所知,晏殊薦為秘閣校理。
景祐二年(1035年)權知開封府,當時輿論認為「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
景祐三年,范仲淹上百官圖諷刺宰相呂夷簡任用親信,又上書譏切時弊,希望宋仁宗不
要一味信任呂夷簡。為此范仲淹被呂夷簡指責為離間君臣、引用朋黨,被罷去權知開封
府事。從此朋黨問題成了宋朝統治集團鬥爭的一個重要內容。在范仲淹遭受排斥時,挺
身而出對他表示支持的,有餘靖、尹洙、歐陽修、蔡襄等一批位居館閣清要職事並以文
學知名的人士。余靖上疏為范仲淹申辯,尹洙則上疏表示以能同范仲淹朋黨為幸,蔡襄
作「四賢一不肖」詩讚譽范仲淹、余靖、歐創修和尹洙,諷刺不能為范仲淹申辯的諫官
高若訥。當時儘管支持范仲淹的人都被罷官,但鬥爭卻沒有因此而停止,不斷有人上疏
要求復用范仲淹,反對用「朋黨」的罪名堵塞言路。歐陽修還作了著名的《朋黨論》一
文呈獻給宋仁宗,分析了朋黨之說自古有之,君子、小人都各有朋。凡小人之朋得勢,
就會以朋黨為名排斥君子之朋,國必亂亡,要求宋仁宗以歷史上的興衰治亂之跡為鑒,
「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這些所謂「真朋」與「偽朋」的對立,實質是當時
要求改革新朝政的勢力同守舊勢力的鬥爭。
    慶歷三年(1043年)初,宋廷對夏戰爭慘敗後,農民起義猶如山雨欲來,而宰相呂
夷簡對此束手無策。宋仁宗在改革呼聲的推動下「遂欲更天下弊事」,遂於這年三月罷
去呂夷簡的宰相兼樞密使職事,任命歐陽修、余靖、蔡襄等人為諫官,七月,任命范仲
淹為參知政事與宰相章得像同時執政,任命富弼、韓琦等為樞密副使。這一班朝臣中,
當時名士居多,士大夫交口稱讚,以為可以有所作為了。宋仁宗在召對中,對范仲淹、
富弼等特別禮遇,並曾多次催促,要求他們立即拿出一個使天下太平的方案來。於是在
一片改革呼聲中,范仲淹、富弼等人綜合多年來的改革意見,並加以補充發揮,於慶歷
三年九月將《答手詔條陳十事》奏折呈給宋仁宗,作為改革的基本方案。
    這個方案所提出的十事是:「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
「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范仲
淹認為當時改革的中心問題是整頓吏治,裁汰內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貪污、無能之人。
    宋仁宗採納了這些意見,連續頒布幾道詔令,規定:1、改革文官3年一次循資陞遷
的磨勘法,注重以實際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員,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稱職者和在任
犯罪者。2、嚴格恩蔭制。限制中、上級官員的任子特權,防止權貴子弟親屬壟斷官位。
3、改革貢舉制。令州縣立學,士子必須在學校學習一定時間方許應舉。改變專以詩賦、
墨義取士的舊制,著重策論和操行。4、慎選地方長官。由中書、樞密院慎選各路、州
的長官。由各路、州長官慎選各縣的長官,擇其舉主多者儘先差補。5、改進職田法。
重新規定官員按等級給以一定數量的職田,調配給缺乏職田的官員,以「責其廉節」,
防止貪贓枉法。6、「減徭役」。將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陽東)
    的五縣廢為鎮,又析王屋縣(今河南濟源西)並入河南府,以精簡鄉村投入。范仲
淹、富弼提出「厚農桑」,「修武備」等建議則並未實施。
    范仲淹的各項改革,在當年和次年上半年陸續頒行全國,號稱「慶歷新政」。慶歷
新政的推行,雖然主要是為了鞏固北宋王朝的統治,但對官僚機構的整頓,卻不能不觸
犯那些在因循腐敗的官僚制度中獲得利益的勢官權貴的利益。有的庸碌無能的官員確實
被撤掉了,慶歷三年十月,宋廷從整頓吏治出發,由中書與樞密院共同廷議了幾天,首
先選拔各路的轉運使。范仲淹在提名時,翻閱名冊,凡庸碌無才的就一筆勾去。富弼對
他說:「范六丈公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范仲淹卻說:「一家哭,怎比得一路哭
呢」?堅決罷了那種不稱職的官員的職事。正因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
到各種無端的誹謗,攻擊范仲淹、富弼是「朋黨」的論調更是甚囂塵上。
    「朋黨」是宋朝統治者極為敏感的一個問題。為維護皇帝的專制統治,宋初以來設
立了許多防微杜漸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嚴禁臣僚們結成朋黨,他們以唐代牛李黨爭為
鑒,明令禁止科舉考試中考官與考生之間結成座主與門生的關係。
    范仲淹與呂夷簡矛盾發生後,宋仁宗於寶元元年(1038年)詔誡百官朋黨,對范仲
淹早就存有戒心。只是由於國內外局勢險惡,不得不起用范仲淹,並賦以改革重任。當
著朝廷上下、宮廷內外反對改革的叫囂連成一片之際,宋仁宗那迫切更革弊事的心情很
快就消失了。特別是當著最敏感的朋黨問題響徹朝廷,歐陽修的《朋黨論》、范仲淹的
奏言又直言不諱地承認君子也分朋分黨之時,宋仁宗對范仲淹和富弼便不再信任,讓范
仲淹出任陝西、河東宣撫使,罷去參知政事的職務。到慶歷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
富弼又被以更張綱紀,紛擾國經等罪名貶黜。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員也都被貶官到地方任
職,已經頒行的磨勘(考績)、蔭子等新法也被宣佈作廢,「慶歷新政」推行僅僅一年
左右就曇花一現地夭折了。
    慶歷新政失敗了,但社會矛盾並未緩和,財政危機更加嚴重,在這種情況下,士大
夫要求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一場更大規模、更為深刻的改革運動已在醞釀之中。 

  回目錄 下一篇

【回頁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