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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東南飛》是漢樂府敍事詩發展的高峰，也是我國文學史上現實主義詩歌發展中的重要標誌。它原名《焦仲卿妻》，最早見於徐陵所編《玉台新詠》，詩前小序說：
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爲詩雲爾。
這幾句話告訴了我們許多事：故事發生的時代、地點、男女主角的姓名，以及詩的作者和時代。這說明徐陵必有所據，才能這樣言之鑿鑿。儘管由長期流傳到最後寫定，難免經過文人們的修飾，但從作品總的語言風格及其所反映的社會風尚看來，仍然可以肯定它是建安時期的民間創作。只以太守求婚劉家一端而論，這在門第高下區分森嚴的六朝就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孔雀東南飛》深刻而巨大的社會意義和思想意義，在於：通過焦仲卿、劉蘭芝的婚姻悲劇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禮教、封建家長制的罪惡，同時熱烈地歌頌了蘭芝夫婦爲了忠於愛情寧死不屈地反抗封建惡勢力的鬥爭精神，並最後表達了廣大人民爭取婚姻自由的必勝信念。由於它所提出的是封建社會裏一個極其普遍的社會問題，這就使得這一悲劇具有高度的典型意義，感動著千百年來的無數讀者。
《孔雀東南飛》最大的藝術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幾個鮮明的人物形象，通過這些人物形象來表現反封建禮教的主題思想。首先我們感到作者以無限同情的筆觸全神貫注地從各方面來刻劃劉蘭芝這一正面人物。作者寫她如何聰明美麗、勤勞能幹、純潔大方，特別是自始至終突出了她那當機立斷、永不向壓迫者向惡勢力示弱的倔強性格。在“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的無理壓迫下，她知道在焦家無法活下去，她起來鬥爭了，她主動向仲卿提出：“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在封建社會，被遣是最不體面最傷心的事情，但當蘭芝“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時，卻表現得那麽鎮定從容，沒掉一滴淚，沒有流露出一點可憐相。當她被遣回家，阿兄擺出封建家長的身分逼迫改嫁，阿母又不肯作主，她知道娘家也呆不下去，決定的時刻已經到來，於是內懷死志，而外示順從，索性一口答應：“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從而擺脫了家人的提防，得以和仲卿密定死計，並最後達到誓死反抗的目的。正是這種倔強性格和不妥協的鬥爭精神使劉蘭芝成爲古典文學中光輝的婦女形象之一。
其次，對另一正面人物焦仲卿，作者也作了真實的描繪。他和蘭芝不同，所受的封建禮教影響較深，又是個府吏，因此性格比較軟弱。但他是非分明，忠於愛情，始終站在蘭芝一邊，不爲母親的威迫利誘所動搖，並不顧母親的孤單和“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罪名”，終於走上以死徇情的徹底反抗的道路：“徘徊庭樹下，自挂東南枝。”仲卿和蘭芝雖“同是被逼迫”，但二人處境畢竟不盡相同。蘭芝一無牽挂，仲卿則思想感情上不能不發生某些矛盾，自縊前的“徘徊”是他應有的表現。
反面人物焦母和劉兄，是封建禮教和宗法勢力的代表。作者雖寥寥幾筆，著墨不多，但其猙獰可惡，已躍然紙上。這些反面人物也都是從現實生活中概括出來的，同樣具有高度的典型性。
《孔雀東南飛》是怎樣塑造這些人物形象的呢?這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是個性化的對話。對話，上述樂府民歌中已不少，但在《孔雀東南飛》中更有所發展，貫串全詩的大量的對話，對表現人物性格起了重大的作用。蘭芝和仲卿的大段對話不用說，即使是焦母、劉兄的三言兩語也都非常傳神。如“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雲為”便活活畫出這兩個封建家長的專橫面目。
第二是注意人物行動的刻劃。如用“捶床便大怒”寫焦母的潑辣，用“大拊掌”寫劉母的驚異和心灰意冷。這種刻劃，在蘭芝身上更加明顯。特別值得我們玩索的是寫蘭芝“嚴妝”一段。被遣回家，原是極不光采、極傷心的事，但作者寫蘭芝卻象做喜事一樣地著意打扮自己，這就不僅巧妙地對蘭芝的美麗借此作了必要的補敘，並爲下文縣令和太守兩度求婚作張本，而且有力地突出了蘭芝那種堅忍剛毅、從容不迫的性格。但是，由於對丈夫的愛，蘭芝內心是有矛盾的，所以作者寫蘭芝嚴妝時用“事事四五通”這一異乎尋常的動作來刻劃她欲去而又不忍遽去的微妙複雜的心情。此外，如用“進退無顔儀”來寫蘭芝這樣一個愛好愛強的女性回到娘家時的尷尬情形，用“仰頭答”來寫蘭芝對哥哥的反抗，用“舉手拍馬鞍”來寫蘭芝最後和仲卿會面時的沈痛，所有這些，都大大地加強了人物形象的生動性。
第三是利用環境或景物描寫作襯托、渲染。如寫太守迎親一段，關於太守的氣派真是極鋪張排比之能事。但並不是爲鋪張而鋪張，而是爲了突出這一勢利環境用以反襯出蘭芝“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品德和愛情。這種豪華富貴，正是一般人，包括蘭芝的母親和哥哥在內所醉心的。關於景物描寫，如用“其日牛馬嘶”來渲染太守迎親那天的熱鬧場面，用“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來造成一種悲劇氣氛，也都能從反面或正面襯托出人物的悲哀心境。
第四個藝術特點是運用抒情性的穿插。在長達一千七百多字的敍事詩《孔雀東南飛》裏面，作者的話是很少的。但是，在關鍵性的地方，作者也情不自禁而又不著痕迹地插上幾句。如當蘭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時，作者寫道：“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又如當蘭芝和仲卿最後訣別時，作者寫道：“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作者已和他的主人公融成一體了，他懂得他的主人公這時的心情，因而從旁代爲表白他們在彼此對話中無法表白的深恨沈冤。這些抒情性的穿插，也是有助於對人物的處境和心情的深入刻劃的。詩的結語“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雖用了教訓的口吻，明白宣佈寫作的目的，但並不令人起反感，也正是由於其中充滿著作者的同情，帶有強烈的抒情性。
前面說過，漢樂府民歌的某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義色彩，和現實主義表現爲不同程度的結合。這也是《孔雀東南飛》一個不容忽視的藝術特點。詩的末段，用松柏梧桐，交枝接葉，鴛鴦相向，日夕和鳴，來象徵焦仲卿夫婦愛情的不朽。這是對叛逆的歌頌，對鬥爭的鼓舞，也是對理想生活的追求。從精神到表現手法，它都是浪漫主義的。我們知道，在民間流行的有關夫妻殉情的故事中，這類優美的幻想是頗不少的，如韓憑夫婦、陸東美夫婦，以及晉以後流行的梁、祝化蝶等。但見於詩歌，《孔雀東南飛》卻是最早的。
此外，語言的生動活潑，剪裁的繁簡得當，結構的完整緊湊，也都是這篇偉大的敍事長詩的藝術特色。由於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高度結合，《孔雀東南飛》影響之深遠也是獨特的。自“五四”運動一直到解放後，它還不斷地被改編爲各種劇本，爲廣大人民所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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