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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有主名的東漢文人五言詩，數量雖然不多，但大體上可以看出文人五言詩的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從文獻記載看，東漢時代的早期作家班固寫的一首《詠史》詩，內容是詠緹縈救父，漢文帝除肉刑的事，可能是他被逮洛陽獄中所作。雖“有感歎之詞”，但“質木無文”，缺乏形象性。這說明文人初學五言新體詩，技巧還很不熟練。其後張衡作《同聲歌》，用新婚女子自述語氣，可能有所寄託。這首詩感情真摯，詞采綺麗，表達技巧已有一定的進步。如“思為莞弱席，在下蔽匡床；願為羅衾幬，在上衛風霜”數句，頗有樂府民歌情調，後來陶淵明《閑情賦》中“願在衣而為領”一段，便是受了它的為發。東漢末，桓、靈之際，五言詩作者有秦嘉、蔡邕、酈炎、趙壹、辛延年、宋子侯等。秦嘉既作《述昏》等四言詩，又作《留郡贈婦詩》三首五言詩，說明詩人已不滿於四言的舊形式，而在試探五言新體詩的創作。《贈婦詩》為述作者奉役離家，不得與其妻面別的惆悵情緒，如雲：“長夜不能眠，伏枕獨輾轉。憂來如尋環，匪席不可卷。”又雲：“河廣無舟梁，道近隔丘陸。臨路懷惆悵，中駕正躑躅。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良馬不回鞍，輕車不轉轂。”以整齊排偶的語言，寫真摯深厚的感情，樸素自然中表明瞭文人學習五言詩的技巧已漸趨熟練。蔡邕的《翠鳥》以鳥自比，反映了作者遭遇迫害，幸脫世網的心情。酈炎的《見志詩》二首(注：酈詩第二首《藝文類聚》題作《蘭詩》，玩其詞意，恐非。)表示作者不信宿命的思想、超邁絕塵的雄心壯志和賢材被抑不用的感慨。特別是趙壹的《刺世疾邪賦》篇末二詩，揭露東漢末年政治社會的黑暗，充滿憤激情緒，其第一首有雲：“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使人聯想到李白的詩句：“萬言不值一杯水!”正是封建文人生不逢時的共同命運。
東漢的文人五言詩之所以日趨成熟，是和學習樂府民歌分不開的。上述幾首詩，無論語言風格、比興手法等方面，都可以看出樂府民歌的影響。但其影響最顯著、藝術成就最出色的則為辛延年的《羽林郎》和宋子侯的《董嬌饒》二篇。前者寫胡姬的抗拒豪強，後者假設桃李和采桑女子互相問答，感歎盛年一去，即遭捐棄的不幸命運。風格逼近樂府民歌。不但表現技巧純熟，而且深得樂府民歌的精神。現錄《羽林郎》一篇如下：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燴，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會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為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渝。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辛延年、宋子侯，生平不可考，可能是熟悉樂府民歌的下層文人。《羽林郎》是樂府中的“雜曲歌辭”。它反映漢末官僚貴族、豪強惡霸對人民橫加欺壓的不法行為，故事情節頗與《陌上桑》相似。詩中極力描寫胡姬服飾的豪華，有類比《陌上桑》為象。胡姬拒絕金吾子的調戲和引誘，顯示了她的堅貞不屈的品格，這也和羅敷一樣，都是民間女性中的光輝形象。詩中的故事、對話、結構和誇張的描寫方法都具有樂府民歌的特色。
此外，東漢末年還有數量不少的無名氏“古詩”，其中一部分代表了那時文人五言詩的最高藝術成就，也標誌著東漢文人五言詩成熟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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