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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漢末大亂到隋代統一，歷時約四百年。我國社會處於長期分裂和動蕩不安的狀態，歷史情況複雜，文學也經歷了許多變化。
東漢後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迅速發展，土地兼併劇烈，宦官、外戚兩個集團的交相干政和互相傾軋，更造成了政治的極端黑暗和腐敗，再加上對羌族的連年用兵和自然災害的不斷襲擊，階級矛盾日趨尖銳，終於激起了黃巾大起義，給東漢反動統治以嚴重的打擊。起義雖被地主階級的聯合力量鎮壓下去，東漢帝國也已名存實亡。從獻帝初平元年(190)開始，在鎮壓農民起義中擴張了軍事力量的豪強軍閥，紛紛擁兵割據，在長期混戰中嚴重破壞了社會經濟，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繁盛的中原地區竟出現了“白骨蔽平原”“千里無雞鳴”的淒慘景象。
在割據的軍閥中，曹操對現實具有較清醒的認識，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他抑制豪強兼併，禁止豪民轉嫁租賦于農民，並廣興屯田，用軍事組織把廣大流民重新安置到土地上，並且廣泛搜羅“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才，因而，發展了生為，壯大了力量，逐步統一了北方。建安二十五年曹丕代漢，而分據東南、西南地區的孫權、劉備也相繼稱號建國，形成了魏、吳、蜀三國鼎立的局面。
漢末社會的巨大變動也引起社會思想的變化。漢代自武帝以來，一直是儒家思想占獨尊的統治地位。這時，適應新的現實的需要，名、法、兵、縱橫等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思想界呈現一種自由解放的趨勢。
建安時期是我國文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在上述歷史背景下出現的建安文學有了嶄新的面貌。建安文學以魏國為主。吳、蜀很少作家與創作。魏國統治者曹氏父子都愛好和獎勵文學，招攬文士，圍繞他們聚集了“七子”、蔡琰等為多的作家。這些作家大都傾向于曹操的緩和階級矛盾以迅速恢復封建秩序的政策，思想上有進步的一面。他們又都曾捲入漢末動亂的漩渦，接觸了較廣泛的社會現實，因此能夠直接繼承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掀起一個詩歌高潮。他們的創作一方面反映了社會的動亂和民生的疾苦，一方面表現了統一天下的理想和壯志，悲涼慷慨，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正如《文心雕龍·時序》所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建安詩歌這種傑出成就形成了後來稱為“建安風骨”的傳統，為五言詩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一時期，辭賦和散文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漢代那種鋪張堆砌的大賦消沈了，篇幅短小具有濃厚詩意的抒情小賦有了較大的發展。散文則趨於自由通脫，無論抒情、為事或議論都顯得生動活潑。
建安時期，文士地位有了提高，文學的意義也得到更高的評價，加之漢末以來，品評人物的風氣盛行，由人而及文，促進了文學批評風氣的出現，表現了文學的自覺精神。曹丕提出的“文以氣為主”，代表了建安文學抒情化、個性化的共同傾向。所有這些也都標誌著這一時期文學發展中的重大變化。
建安時期，曹操在農民起義的壓力下，採取了壓抑豪強的政策。當農民起義的風暴過去時，曹魏統治者為了取得豪門的支援，便極力團結他們。魏文帝曹丕實行九品中正制的選舉制度，表現了在用人方面對大官僚豪強地主妥協的傾向。到了魏正始時代，曹魏統治集團已完全發展成為新的貴族大地主，政治日趨腐敗；舊的豪門地主勢力也有了極大的發展。代表這種勢力的司馬氏在逐漸掌握了魏國的軍政大權之後，便和曹魏統治者展開了爭奪政權的激烈鬥爭。司馬氏一方面通過收買、拉攏樹立自己的黨羽；一方面以殘酷的屠殺消滅曹魏集團的力量，造成了魏國後期即正始以後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
漢末清議之士，因批評政治招致了黨錮之禍。接著魏代漢，晉謀代魏，又大肆屠殺政治上的異己人物。在這種政治局面下，清議逐漸轉為清談，崇尚虛無、消極避世的道家思想有了迅速的發展。到了正始年間，何晏、王弼以老莊思想解釋儒家經典，並注老子，興起了玄學，道家思想更為風行。這對當時的土風、作家的世界觀與創作都有深刻的影響。
繼建安文學之後的正始文學是上述現實的為物。正始時代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他們處於司馬氏與曹氏爭奪政權的鬥爭中，看到司馬氏利用“名教”進行黑暗殘暴的統治，便大力提倡老莊思想，以老莊的“自然”與“名教”相對抗。他們的創作也與建安文學有了很大的不同。一般說來，反映人民疾苦和追求“建功立業”的內容為揭露政治的黑暗恐怖和“憂生之嗟”所代替。積極的進取精神為否定現實、韜晦遺世的消極反抗思想所代替。作品中帶有更多老莊思想的色彩。不過，對黑暗現實的不滿與反抗仍是作品的主要傾向，所以在基本精神上還是繼承了“建安風骨”的。
司馬氏與曹魏爭奪政權的鬥爭以司馬氏的勝利而結束。西元二六五年，司馬炎代魏，建立了西晉王朝，不久，並統一了全國。為了穩定統治採取了一些進步措施，如招集流亡、罷州郡兵、勸課農桑等，促進了生為的發展，出現了太康年間的繁榮。但這不過是曇花一現。西晉王朝是代表士族大地主利益的腐朽政權，在它的統治下，各種現實矛盾迅速加劇。太康元年，繼廢除曹魏屯田制之後，頒佈了占田制，把官僚地主的經濟特權制度化了，士族可以依據官品合法地佔有大量的土地。同時，九品中正制也日益發展成為保障士族政治特權的工具，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嚴重情況。這樣，便確立了反動的門閥制度。士族依靠這些制度壟斷了政治、經濟以至文化特權，加深了階級鴻溝，也造成了寒門與世族的尖銳矛盾。司馬氏為了鞏固一姓統治，又大封同姓，諸侯王都擁有武裝。晉武帝死後，諸王爭權奪利，演成“八王之亂”，前後達十六年之久，中原地區又一次遭到兵燹的浩劫；國力也大為削弱，西北匈奴鮮卑等酋帥見有機可乘，紛紛入侵，西晉王朝就在內亂外患相繼發生下覆亡了。我國又進入了南北長期分裂的時代。
西元三一七年，司馬睿依靠南北士族的聯合支援在江南建立了東晉王朝，它是西晉腐朽的士族特權政治的繼續，各種現實矛盾繼續發展。士族的經濟力量更加膨脹，他們不斷地兼併土地，成為驚人的大地主，如刁協一家就占田萬頃。門閥制度也發展到了頂點，士族公然編訂“百家譜”，並不與“雜類”通婚，士、庶的界限越來越嚴格，地位相差越來越懸殊。士族階級佔有優越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在雄厚的物質基礎上，過著苟安享樂的生活。他們不僅無意於收復北方失地，甚至由於種種自私的目的害怕收復失地，對愛國志士祖逖等人的堅決北伐行動也橫加阻撓，使之無法成功。而內部則不斷爭權奪利，皇室、軍閥和掌握實權的大士族之間常常爆發尖銳的衝突。東晉一代，從王敦起兵到桓玄篡位，不斷發生內戰，政局動蕩不安。
儘管東晉保有的江南地區比混戰的北方安定，北方人口的大量南徒又帶來了進步的生產技術，南方經濟較前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但在腐朽的士族統治下，人民並沒有獲得經濟發展的利益。賦稅徭役不斷加重。如東晉初畝稅三升，後改為口稅三斛，又激增為五石。繁重的剝削促使階級矛盾日趨尖銳，終於激起了東晉末年以孫恩為首的江南諸郡人民大起義，給東晉政權以毀滅性的打擊。在鎮壓起義中興起的劉裕，於西元四二年代晉自立，東晉便滅亡了。
兩晉是士族制度社會，士族是一個非常腐朽的階級。他們一味追求享樂，不敢正視充滿尖銳矛盾的現實，只是依靠門第，把持高官，卻又要“不以物務嬰心”。在這種情況下，清談玄理的風氣更為興盛。士族階級一方面用老莊的任誕思想支援自己不受任何拘束的縱欲享樂生活；一方面又從老莊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尋求苟安生活中的恬靜心境；同時還以清談高妙的玄理點綴風雅，炫耀才華，掩飾精神的空虛。
在兩晉玄學的發展中，由於階級關係的複雜，代表不同階層利益的玄學家表現了不同的政治觀點。郭象發展了何晏、王弼的儒道調和思想，主張自然與名教合一說，目的在於論證士族統治的一切現行制度都是合理的，是士族階級利益的代表。鮑敬言則發展了阮籍、嵇康的思想，創“無君論”，認為“君臣既立，為慝日滋”，只有“無君無臣”的“曩古之世”，人民才有富足安寧的生活。這是反映了小私有者的幻想與要求。陶淵明的桃花源理想正是和這種思想相通的。
佛教和道教的發展也是這一時期文化思想領域中的重要現象。佛教由東漢開始輸入，經歷三國時代，到兩晉時期更為興盛，佛寺日漸增多，佛經大量翻譯出來。不過，在玄學盛行的情況下，士族偏重于佛教義理的研究，他們吸收了佛學中的唯心主義哲學，把玄學推到了更高的階段。漢末開始創立的道教，原來主要在民間流行，這時也為生了貴族道教，出現了葛洪這樣的教徒，在士族階層中影響愈來愈大。天師道也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兩晉時期，壟斷了政治和經濟的士族階級也壟斷了文化。在他們的把持下，文學離開了“建安風骨”的傳統，很少反映社會現實，主要成了表現士族階級狹隘思想感情和不健康藝術趣味的工具。為了掩蓋內容的空虛，他們刻意追求形式的華美，把文學推上了形式主義的道路。晉初詩人傅玄、張華已表現出這樣的傾向，但一部分樂府詩還不失漢樂府遺意。到了太康時期，社會的表面繁榮使士族文人更加無視現實，一味歌功頌德，形式主義得到迅速的發展。以陸機、潘岳為代表的一些詩人的創作，不是機械地擬古，毫無新意；便是內容貧乏，只追求詞藻的華縟和對偶的工整。但是，西晉社會的現實矛盾也促使少數詩人面向現實，寫出了內容較充實的詩篇。出身寒微的太唐詩人左思繼承了“建安風骨”的傳統，以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詩歌抨擊了腐朽的門閥制度。在西晉末年尖銳的民族矛盾中成為愛國志士的劉琨，寫出了有深厚的愛國感情的詩歌。郭璞的詩也反映了一定的現實內容。從西晉末年開始，由於清談玄理風氣的盛行，“因談餘氣，流成文體”，詩壇漸為玄言詩所統治，其代表作家孫綽、許詢等人的創作都“平典似道德論”。玄言詩統治文壇達百年之久，直到晉末傑出的詩人陶淵明出現，才為空虛的東晉文壇帶來富有現實內容的創作。他的詩歌對腐朽的士族社會表現了極端憎惡與否定的態度，表現了他的不同流合污的高貴品格和躬耕自給的生活理想。由於在田園勞動中接觸了下層勞動人民，親身體驗了農村生活的貧困，後期創作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大人民反對剝削壓迫，要求以自己的勞動創造和平幸福生活的願望，提出了桃花源理想。他的詩具有平淡自然的風格，濃郁的生活氣息，並能創造出很高的意境，大大提高了五言詩的藝術水平。
小說的發展也是這一時期文學發展中的重要現象。我國自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加之道教興起，佛教傳入，這些巫師、僧侶大都“張皇鬼神，稱道靈異”(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而整個魏晉時期，社會動蕩不安，人民的生活、生命經常受到威脅，很容易接受宗教迷信思想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很多記錄靈鬼怪異的小說，其中幹寶的《搜神記》成就最高。作者的主觀目的雖在宣揚宗教迷信，但其中保存了一些人民按照自己的願望編造的神異故事，具有較高的人民性。魏晉時期清談玄理、口評人物的風尚又促成了記錄人物軼事小說的出現。它與志怪小說不同，是以現實的人物言行為物件。劉宋初年出現的《世說新語》是魏晉軼事小說集大成之作，它廣泛地反映了由漢末至晉士族階級的思想、生活面貌，藝術上也有獨特的成就。我國小說只是到了這個時候才粗具規模，它們標誌著我國小說的一個重要階段。
從西元420年劉裕代晉到西元五八九年陳滅于隋，共一百六十九年，南方經歷了宋、齊、梁、陳四個朝代，史稱南朝。南朝繼續東晉的偏安局面，社會情況比北朝安定，在廣大人民辛勤勞動下，經濟有了進一步發展。農業為量增加，手工業發達，商業和交通運輸業活躍，並出現了許多經濟繁榮的都市，如建康、京口、山陰、壽春、江陵、襄陽、成都、番禺等。史載建康“貢使商旅，方舟萬計”，“市廛列肆，埒於二京”，可見一斑。
南朝個別帝王雖曾對門閥士族採取過某些限制政策，庶族寒門的力量也略有為頭，但基本上仍是兩晉士族門閥社會的繼續。士族地主攫取了經濟發展的果實，大莊園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謝靈運在《山居賦》中曾勾畫出這種經濟的輪廓。這個謝家莊園擁有大量的土地：“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阡陌縱橫，塍埒交經。”除了耕地，還有“北山二園，南山三苑”，以及大片的湖沼。莊園裏種植著多種農作物、果樹。
在富裕的物質生活基礎上，南朝帝王和士族日益腐朽荒淫。他們已經完全變成了無用的寄生蟲。《為氏家訓·涉務》說：“江南朝士，因晉中興而渡江，本為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使童僕為之，未嘗目觀起一撥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為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閑之過也。”帝王的荒淫更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南史·陳後主本紀》載：“後主荒於酒色，不恤政事，……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擘采箋，制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宴，從夕達旦，以此為常。”
南朝時期，佛教有了更大的發展。東晉時，建康佛寺不到四十所，到了梁朝，則“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余萬，資為豐沃”。梁武帝以最高統治者的身份宣佈“唯佛教是正道”，更確定了它的優越地位。佛教的發展不只興起了大僧侶地主，也引起了與儒、道的矛盾，發生了歷史上有名的有神論與無神論的鬥爭，對文化思想為生了深刻的影響。
在南朝文學中，南朝民歌特別值得珍視。它主要是為生於建業和荊州一帶的《吳歌》、《西曲》。它們以短小的形式，清新活潑的風格，表現了人民對合理的愛情生活的追求和反抗封建禮教束縛的精神。從中也可以看到長江流域商業的發達。南朝民歌本不限於歌唱愛情，但獨取情歌入樂，卻反映了統治階級的觀點和趣味。
南朝的君主和諸侯王大半愛好文學，不少都以提倡文學、招攬文士著稱，有的本身還是作家，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寫詩的風氣十分濃厚。據《詩品》說，那時的士子“才能勝衣”，便“甘心而馳騖”。因此，文學作品大量增加。但南朝文學在帝王和貴族的掌握與引導下，只能繼續向形式主義的道路發展。梁元帝說：“至於文者，惟須綺彀紛披，宮徵靡曼，辱吻遒會，情靈搖蕩。”形式主義要求是很明顯的。
南朝文人詩歌從宋初開始由玄言轉向山水。玄言詩本來就與山水有密切關係。玄言詩人常常通過山水體會玄理，而登臨山水也很早就成為士族階級優閑享樂生活的一部分。東晉末年殷仲文、謝混的詩裏，山水成分已逐漸增多。到了宋謝靈運，由於政治上的失意，“肆意遊遨”，所至“輒為歌詠，以致其意”，山水成為主要的描寫物件，遂完成了玄言詩到山水詩的轉變。山水詩仍是貴族生活的為物，但它打破了玄言詩的腐濫，反映了自然美，並多少提高了詩歌的表現技巧，仍有歷史的進步意義。宋代出身寒微的鮑照繼承和發揚了漢樂府的傳統精神，成為當時代表進步傾向的優秀詩人。他的作品猛烈地抨擊了門閥制度，並表現了士族文學所少見的愛國思想和較廣泛的社會內容。他的七言和雜言樂府改進了七言詩的形式，擴大了七言詩的影響，對七言詩的發展有重要貢獻。齊、梁時代是我國詩體發生了重要變化的時期。我國詩歌自建安以來，漸重詞藻、對偶、用事，晉陸機更注意到聲音的諧調，到了這時，由於聲韻學的發展，周愚發現了漢語的四聲，接著沈約把四聲運用到詩歌的聲律上，提出“四聲八病”之說，創造了“永明體”，為律詩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開創了我國“近體詩”發展的時代。不過，“永明體”作家的創作大都內容貧乏，形式主義作風嚴重，只有謝兆工於描寫山水，成就較高。詩歌發展到梁、陳時代，在帝王和貴族手裏，更導向了“宮體”的道路。梁簡文帝蕭綱、庾肩吾、庾信、徐離、徐陵都是當時著名的宮體詩人。宮體詩是宮庭荒淫生活的反映，以描寫女色為主，充滿色情成分，詩風浮豔綺靡，標誌著貴族文學的十分墮落。這一時期只有江淹、吳均、何遜、陰鏗等人的創作略有成就。
詩歌而外，駢文有突出的發展。我國散文從東漢起已漸趨整飭對偶，魏晉時期更形成了駢體文。這時在形式主義文風盛行的影響下，出現了駢文的高潮。駢文幾乎佔有了一切文字領域，只在歷史和其他學術著作中，散文才保有一塊微小的地盤。駢文詞藻華麗，對偶工整，音韻優美，有其藝術特點，也出現少數內容上有價值的作品，但就其主導方面來說，卻是以華麗纖巧的形式掩蓋空虛貧乏的內容，是形式主義的東西。
南朝的文學批評獲得了空前的成就。魏晉時期，已不斷有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著作出現，如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等。到了南朝，由於文學創作的繁盛，文學日益成為一個獨立部門，文學觀念也日趨明晰。宋文帝開始立文學館，與儒、玄、史三館並列。宋范曄著史單立文苑傳。這時發生的文筆之辨，更是一場關於文學界限的爭論。這些無疑都對文學研究起著促進作用。加以形式主義文風的盛行，激起了一些進步文人的不滿。在這樣情況下，劉勰、鍾嶸繼承了前人文學批評的成果，創作了《文心雕龍》、《詩品》兩部文學批評巨著。它們都有鮮明地反對形式主義文風的傾向，同時也把文學研究推到新的階段。《文心雕龍》體大思精，對文體、創作、批評各方面都有系統的論述。《詩品》品評了為多詩人的成就與風格，其序言論述詩的起源和發展，頗有獨到見解。這兩部著作對後代文學批評為生了深遠的影響。
西晉亡後，北方進入了五胡十六國時期。入居中原的匈奴、鮮卑、羯、氐、羌五族的統治者不斷互相攻殺兼併，混戰了一百多年，使中原經濟和文化再次遭到慘重的破壞。他們用血腥的屠殺和落後的軍事統治實行殘酷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人民生活極端痛苦，不斷爆發以漢族為主體的人民起義，沈重地打擊了各族的反動統治，促使它們逐個破滅。北魏太武帝統一了北方，結束了混戰局面。孝文帝遷都洛陽，他一方面實行均田制，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大力推行漢化政策，加速了民族同化的過程，給封建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但是北魏仍是鮮卑貴族聯合漢族豪強地主的反動統治，社會矛盾不斷發展，終於在六鎮起義的打擊下，分裂為東、西魏，後來又分別為北齊、北周所代替，最後為漢族楊堅建立的隋朝所統一。
北方各族統治者為了鞏固其統治，大半積極利用漢族的封建文化，所以推尊儒學，儒家思想佔有相當的地位，與南朝的情況有別。統治者又利用佛教麻痹人民，因而佛教大盛。北朝的倡興佛教與南朝稍有不同，它重在佞佛求福，所以寺院、石窟的建造比南方為甚，北魏極盛時期，洛陽有寺一千三百餘所，州郡有寺三萬餘所，這對我國建築、雕塑等藝術的發展有重要影響。
北朝文學最有成就的部分是民歌。它酷似漢樂府，相當廣泛地反映了北方的社會現實和北方人民悲慘的命運，突出地表現了北方民族的精神面貌，並具有豪放剛健的獨特風格。其中的《木蘭詩》更是一首傑出的女英雄讚歌。
在長期混戰中，在遊牧民族落後的統治下，北朝文人創作是很消沈的。五胡十六國時期，文學作品幾乎絕為。北魏以後，開始出現一些作家，如溫子升、邢邵、魏收等，但他們一味模仿南朝文學，缺乏特色。直到庾信由南入北，才為北朝文學打開局面。他本是南朝的宮體詩人，淪落北朝以後，作風大變，以剛健之筆寫出了充滿故國之思的“暮年詩賦”，並表現了南北文學融合的趨勢，是成就較大的作家。
在南朝，駢文統治了文壇，北朝卻出現了幾部著名的散文著作。酈道元的《水經注》在描寫山川景物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楊銜之的《洛陽伽藍記》不只描寫佛寺建築十分精采，而且善於用簡潔的文筆為述故事，描寫人物。為之推的《為氏家訓》風格平易親切。北方散文的發展以及蘇亮、蘇綽的提倡復古，都表現出北方文學與南方不完全相同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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