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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歸有光等唐宋派
嘉靖間，繼承南宋以來推尊韓柳歐曾王蘇古文的既成傳統，作為前後七子的反對派而出現的，有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等，因為他們更自覺地提倡唐宋古文，所以被稱為“唐宋派”。
王慎中(1509—1559)，字思道，福建晉江人。他早年也受“前七子”的影響，標榜秦漢，“徒知掇摭割裂以為多聞，模效依仿以為近古”(《遵岩集·再上顧未齋》)。二十八歲以後，始悟高談秦漢、鄙薄唐宋的非是，認為“學問文章如宋諸名公，皆已原本六經，軼絕兩漢”(《與汪直齋書》)；“學六經史漢最得旨趣根源者，莫如韓歐曾蘇諸名家”(《寄道原弟書九》)。這就和李王等盲目尊古、不讀唐以後書的偏頗狹隘的論調不同。他似乎看到秦漢文和唐宋文之間的繼承發展關係。在唐宋文中，他特別推尊曾鞏，認為曾文“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該之蔽亦已少矣”(《曾南豐文粹序》)。他要求文章能“道其中之所欲言”即表達作者內心的思想感情，這就和以抄襲類比為能的擬古主義者有根本的區別。唐順之(1507—1560)，字應德，武進人，和王慎中齊名，理論上受王的影響，但說得更明快、深入。他在《答茅鹿門知縣書二》中，提出了“文字工拙在心源之說”：
……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佈置奇正轉折，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為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來，如寫家書，雖或疏鹵，然絕無煙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專學為文章，其於所謂繩墨佈置則儘是矣，然番來複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
這裏他要求文章家要有獨特的思想見解，不要落入俗套。這和李、何等的擬古主義是不相容的。他所說的“洗滌心源”或“心地超然”等等，意味著擺脫束縛，力求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所以他在《與洪方洲書》中又說：“近來覺得詩文一事，只是直寫胸臆，如諺語所謂開口見喉嚨者，使後人讀之，如真見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謂本色。此為上乘文字。”對於古文遺產，唐順之也和王慎中一樣，既推尊三代兩漢文的傳統地位，也承認唐宋文的繼承發展。他的《文編》，除左傳、國語、史記等古文外，也選了韓柳歐陽三蘇曾王等大量的古文，比之南宋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只從左傳、國語等選至韓柳要合理得多。這可能是受元末明初朱右“嘗選韓柳歐陽曾王三蘇為八先生文集”的影響，進一步確定了唐宋古文八大家的歷史地位。他的“古文”如上文所引，確是直據胸臆，信手寫來，間用口語，自然生動。茅坤(1512—1601)，字順甫，別號鹿門，歸安人，“最心折唐順之”。並進一步肯定唐宋文。他以為一切傳統名文和八家文所以動人，“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字句之激射者”。他認為一切自然、人事，“彼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耳傭目所可紊亂增葺於其間者，學者苟各得其至，合之于大道，而迎之於中，出而肆焉，則物無逆於其心，心無不解於其物”，心物完全相印，才能寫出動人的文章。他強調文章家要體察物情，莫逆於心，而不只是簡單地求之於“心源”，比唐順之的說法要具體、全面。他通過《八大家文鈔》的選評，更明確地表現了他對唐宋八家文的肯定和提倡。“其書盛行海內，鄉里小兒無不知有茅鹿門者”(《明史·茅坤傳》)。茅坤反對李、何等的擬古主義，也比王慎中和唐順之更自覺。在《八大家文鈔總敘》裏，可以看到他是把評選八家文作為反對擬古主義 文風的一種手段來看待的。
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歸有光(1506—1571)更著名。有光字熙甫，昆山人。嘉靖十九年中舉，後來“八上春官不第，徒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談道，學徒常數百人，稱為震川先生”。嘉靖四十四年成進士，為長興知縣。王世貞當時聲勢很大，他“力相排抵，目為庸妄巨子”。他說：“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比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以倡導之歟”(《項思堯文集序》)!又說：“今世以琢句為工，自謂欲追秦漢，然不過剽竊齊梁之餘，而海內宗之，翕然成風，可謂悼歎耳”(《與沈敬甫書》)。他諷刺擬古主義者“頗好剪紙染采之花，遂不知複有樹上天生花也”。認為文章要“如上甑饅頭，一時要發，乃佳”。他的古文“自謂可肩隨歐曾，臨川(王安石)則不難抗行”。時人亦謂為“今之歐陽修也”。這些論贊顯然並不恰當。但是不可否認，他的古文有自己的特點，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他把生活瑣事引到“載道”的“古文”中來，使古文更密切地和生活聯繫，因而也寫出一些面目清新的作品。他善於即事抒情，紆徐平淡，親切動人，所謂“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於言表”(王錫爵《歸公墓誌銘》)。或如王世貞晚年所稱讚，“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歸太仆贊序》)。他的著名作品如《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項脊軒志》等都表現這樣的特點。茲舉後一例如下：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余稍為修葺，使不上漏，……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盾，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
然餘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餘自束發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餘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
餘既為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吾問古事，或憑幾學書。吾妻歸甯，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餘久臥病無聊，乃使人複葺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餘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作者借“百年老屋”的幾經興廢，回憶親切的家庭瑣事、瑣談，表達了人亡物在、三世變遷的感慨，以及懷念祖母、母親和妻子的深厚感情，隨事曲折，自然動人。這是歸有光古文的一篇傑作，也是唐宋古文傳統的一個發展。歸有光大部分古文的根本缺點，恰如方苞所批評，言之無物，缺乏深廣的現實內容。許多應酬之作，枯槁乏味。其文短小簡潔，而過於拘謹局縮，所受八股文的影響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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