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里 Gogol

　　有一种创作过程，是由于作者听到了或经验了一件真实的事件，作者便利用了这事件而写成他的作品，然而他的作品却已经换了面目，和那件原来的事实完全不同了。那一件真实的事件只是一点酵母，而作者的思想，经验，就是那等待发酵的面块。那些面块本有发酵的可能，但非等加入那一点酵母不可。果戈里(Gogol, Nikolai Vasilevich, 1809-1852)的外套(The Cloak, 1842)，便是这样写成的。在万垒赛耶夫(V. Veresaev)的果戈里是怎样写作的（孟十还译）一书中，作者说，外套的故事是由于果戈里听了P.V.安宁可夫所讲的一件真事而写成的。那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次在果戈里面前讲到一段公务员的逸话，是说一个贫穷的小官吏，他喜欢打鸟，又特别俭省，而且不疲倦地，尽心竭力地做着职务上的工作，终于积足了够买一枝价值二百卢布的很好的猎枪的钱。在第一次，当他乘着自己的小船游到芬斯基河湾去寻找目的物的时候，他把猎枪放在自己面前，照他个人的说法，他忽然坠入一种梦境里去了，等他清醒过来，朝面前一看，不见自己的新买的东西了。那枝枪是在他通过的地方，被深厚的芦苇挂掉到水里了，于是他用尽全力地查找它，但是枉然。小官吏回到家里就一头倒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了。他得了寒热病。他的朋友们知道了这椿事，便来发起募捐，给他买了一枝新枪，这才救回了他的命。但这椿可怕的事件，无论什么时候他一想起来，就不免在脸上现出死人一般的灰白。…所有的人都笑这个具有真实的来历的逸话，果戈里却例外，他沈思地听着它，低了头。这个逸话便成了他的小说“外套”底初步的思想，并且这篇小说在那一天的晚间就在他的心里生根了。

The Cloak by Gogol

事实是如此，但到了果戈里的笔下便完全不同了，果戈里完全把它重新创造过。像书名所表示的，代替了事件中的鸟枪，却变成了“外套”。由于这一个改变，故事的一切也就不同了。作者为什么不写“鸟枪”而写“外套”呢？关于这问题的回答，大概只有向作品的主题和作者的生活体验中去追寻。而且当他一听到安宁可夫讲那事件时，他就有一种特殊的认识在心里，他不同别人，他有另一种感触，不是好笑的，而是悲悯的；他也就有另一种思想，不是个人的问题，像只是一个人爱好打猎之类，而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像“外套”的主人翁所遭遇的，像故事的最后所显示的。也正因为这些感触与思想，一言以蔽之，因为了这一新内容，就非改成“外套”不可，因为，如果仍是“鸟枪”，那就无法，或不容易达到这个目的了。
　　 “外套”的主人翁─当然不再是那个喜欢鸟枪的人─当安宁可夫告诉那件事时，不见得就描写了那人的面貌，即使描写了，也不见得就是果戈里笔下的人物，为了适合人物的性格，为了适合于这人物所演的悲剧，果戈里笔下的人物是：

身体矮小，脸有些麻，头发微红，两眼看来甚至有些眯睎，额头上光了一小块，两颊有皱纹，脸上有那种令人呼为痔瘢的颜色…有什么办法呢─彼得堡气候的过错。

就在这简单的描写中，我们也可以预感到我们这位主人翁的命运了。关于他的名字，作者写道：

他姓巴甚玛金，这个姓显然是来自“巴甚玛克”（意即轻皮鞋）；但是在什么时候，是哪一点钟，怎样来自“巴甚玛克”，这一层是一点也不清楚。父亲，祖父，甚至内兄弟，以及所有姓巴甚玛金的全穿长皮靴，一年不过换两三次前掌。他的名字是阿加克．阿加克维奇…

意即轻皮鞋的姓氏，这就彷佛注定了一些事物，但这是无可如何的，至于名字，那却是经过了他的母亲，教父，教母再三选择的结果。当这样的名字定下来了，作者说：

他们给孩子施洗，他因此哭了，并且做出这样的苦脸，好像已经预感到他将是九品官似的。

他当然是作了九品官，他在一个司里作了书记官，而且永无升迁，永无变化。
　　 作者接着说：

于是，大家便确信了，显然他生就是预备穿制服，光着顶的。司里对他不曾表示任何敬意。看大门的不仅是不从位子上立起来，当他出入的时候，并连瞧他一眼也不瞧，好像从会客厅飞过一个寻常的苍蝇似的。…
年青的官吏们，尽其公事房的小聪明嘲笑奚落他，当他面就述说各种编造关于他的故事；关于他的女房东，七十岁的老奶奶，说她打他，大家问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向他头上乱撒些碎纸，说这是雪。…不过要是闹出太受不了的玩艺，当打乱他的工作，掣他的肘的时候，他开口说道：“莫动我，你为什么欺侮我？”并且在他发出言语的腔调里，好像有什么奇异的东西似的。

作者说，在这样的言语中，是有一种动人怜悯的意味的，在这刺人肺腑的话里似乎响动着一种最谦卑的哀告：“我是你的兄弟。”他是一切人的兄弟，他愿在任何人面前低首，即使稍稍反抗，也还是自卑的，屈辱的。
　　 像这样的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中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终日埋首抄写，他在抄写中有无限快乐，像其他人在他辉煌的事业里有快乐一样。每当他抄写的时候，“享乐的神情现在他的脸上；有几个字母是他心爱的，倘如遇到这些字，那他简直乐得忘形：又是笑，又是眨眼，又是动起嘴唇，因此似乎在他的脸上可以读出他的笔下所运行的每个字母。”可怜的人！在他的卑微的生存中，也还开着一些花朵，一些希望，无奈这却只是几个心爱的字母！而他也就安于这些，当他的上司看他热心服务，命令他改变一下工作，不再抄写，而作作“等因奉此”之类的工作时，他却流着汗，拭着额头，终于说道：“不行，不如给我抄写一些什么倒强些。”他就一直这样作下去，而且，不但在办公时间切实服务，回家之后，还“抄写带到家里的公文。倘使没有这些事，那他为着自己的快活，便故意替自己抄个底，尤其是倘如这公文不是为着风格华丽而出色，却是为着致什么新的或阔的人物的姓名住址。”他以全生命工作，他的生命和工作简直融而为一。“他写够了便睡觉，想到第二日，明天上帝派他写什么东西，就微微含笑。”这样的好人，这样尽忠职守，这样不存任何奢望的人物，然而，他却没有方法不受彼得堡的寒冷的侵袭，“当连办上等差使的人前额都冻得发痛，珠泪满眶的时节，可怜的九品官们还毫无防御呢。”
　　 这以下，故事就开始了，他先是请求裁缝给他修理破“外套”，然而那已是太破了，破得不可救药了，当他听说必须缝制新外套的时候，他两眼发黑，而且屋中所有的一切，在他面前颠倒错乱了，因为他没有八十卢布─这是他估计的最低价钱，实际上裁缝讨价是一百五十卢布。在这里，为了进一步地发掘人性，作者写道：

但是，究竟从哪里拿这八十卢布呢？一半也许还可以得到！一半找得到，或者甚至再多一点，但是在哪里找到别的半数呢？…但是读者要先知道第一个半数他是从哪里拿来的。
阿加克．阿加克维奇有两种习惯，每花一卢布，便放一个格罗斯（合两个戈贝克，即两分），在盖上带有投钱孔的，被锁住的小箱子里。经过每半年他要查算聚集下的总数，将它换成小银币。他好久就这样做，以此，继续几年，聚下的总数，有四十多卢布。那么，一半已经是在手头；但是从哪里拿另一半呢？从哪里拿另外四十卢布呢？阿加克．阿加克维奇想了又想，决定要得减少平常的花费，虽说最低限度得继续一年：每晚不用茶，每晚不点蜡烛，假如有什么要做，往主妇屋子里，在她的烛光之下做活；走到街上，脚步尽力放轻，而且小心地踏在砖石上，差不多用脚尖子在走，为的不致很快地就穿坏了靴前掌；汗衫能够对付就不交给洗衣服的人洗，至于想不致穿破，他每一次刚一到家，就把它脱下，光穿一件斜纹布的长衫，这长衫已经细心地保存好久了。老实说，他起初对于这些限制是有些难于习惯，但是以后已经弄惯，就很合适，─他甚至每晚学会了挨饿；不过在意思之中，却含着将来的外套的永久观念，作精神的营养。从这时起连他个人的生存也好像丰满些，他好像结了婚，好像另有个人和他在一起，好像他不是一个人，倒像有一位生活上的快乐伴侣愿意和他同走着生活的道路，─这位伴侣不是别人，正是那填着厚棉絮，有穿不破的结实里子的外套。他彷佛变得活跃些，连性子也坚定些，有如那自己已经确定了目标的人似的。从他的面孔以及行为上自然而然地消灭了迟疑不决，一句话─所有摇撼不定的痕迹。在他的两眼里时常出现火光，脑海中甚至闪动着极果敢和奋勇的思想，莫非真是貂鼠皮放在领子上？这思想几乎使他心不在焉。有一次，当抄写公文的时候，他几乎快要弄出了错，所以几乎高声叫出“哦！”手画十字。

啊，上帝！这真是人生中最好的时候了，年青人在向一个美丽的少女求爱，操必胜之心的将军正要赴敌，一个伟大的建筑正要立起，一个大帝国正要完成，一朵花正要开放，整个世界摆在一个人的面前，而我们的好人，一件外套就要完成了，这生活中最高的理想，最大的欢悦，而事有凑巧，司长给他的赏钱不是四十，也不是四十五，倒是六十卢布，多出来二十卢布，“这一来事情进行快了，再略为饿上两三个月”，阿加克．阿加克维奇一生中“最庄严的一日”终于到了。他穿上新外套，他心里畅快极了。作者写道：

他每一瞬间都觉得在他的肩上有新外套，并且甚至为心里的满足笑了几次。实在不错，有两种利益：一种是暖和，另一种是美好。

伟大的作家，奇异的作家，他写出了这么平凡的句子，平凡得这么出奇，这么可怕呀，曾有那因久于饥渴而忘记了饭是可以充饥的，水是可以解渴的人吗？这样的人他将体会出这话的意义！到此为止，在人性的显示上，果戈里的工程已经完成了。这以下，就是故事的突转，春天正在繁盛，花开得正好，秋天来了，冬天来了，阴暗来了，寒冷与死亡来了。从个人的，到社会的，从生活的，到政治的，从“现在”的，到“将来”的，于是作者把画面展开了。
　　 阿加克．阿加克维奇，穿了新外套到司里去，人们的嘲弄，祝贺，使他难于为情，当大家一齐围上他，说要喝新外套的喜酒，并且至少他应该给大家招个晚会的时候，阿加克．阿加克维奇完全糊涂了，他满脸通红，说道：“这完全不是新外套，这只是一件旧的。”“终之，有一位副书记长，似乎想表示他为人一点不傲慢，而且和下等官员要好，说道：那么，就这样吧，我来替阿加克．阿加克维奇招个晚会，今天我请大家到那边喝盅茶：今天适逢是我的命名日。”到了晚上，阿加克．阿加克维奇自然是参加了的，他刚到的时候，大家还围着他的外套研究了一阵，但以后，“不消说，大家连他，连外套都抛下了，仍旧转向指定玩哑牌戏的桌子。”他觉得无聊，便偷偷溜开，“他轻轻地从屋里溜出来，在外间找到了外套，看见很可惜的躺在地上，将它抖一抖，从上面摘下了每个小灰毛，套在身上，顺着楼梯走到街上去了。”外套被丢在地下，这也许就是即将到来的不幸之预兆吧，他回家的路是遥远的，而且夜已深深，当他走过一个荒凉的广场时，他就遇着了那些满脸生着胡须的人们，─“究竟是哪种人，连他也分辨不清楚。他竟两眼发黑，心头乱跳起来。‘这岂不是我的外套！’他们之间有一个抓住了他的领子，大声说道。阿加克．阿加克维奇已经想喊‘守卫’，恰好另一个人正对着他的嘴伸出一只拳头，大得有如官吏的脑袋一般，说了：‘只要你一喊！’阿加克．阿加克维奇仅只觉得他们从他身上剥下外套，给他一膝盖，于是他跌在雪上，仰着，别的再也不觉得了。”
　　 他回家之后第二天清晨，为了要找回他的外套，他去见一位署长。这时，当时俄国的官僚们便搬上了舞台。清早，他就到署长那里去，但是说署长在睡觉；他赶十点钟来，─又说：“在睡觉”，他赶十一点钟来，─说：“署长不在家”；他赶吃午饭的时候─但是在前厅里的书记不准他进去。终于见到署长了，署长“不注意事的要点，却问阿加克．阿加克维奇：他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他顺便到不正当的人家去了没有？”他的请求反而换来了责备。他这一天，生平第一次未到司里去，第二天去办公，他的不幸却又换来了嘲笑，虽然有些人同情他，甚至想给他募捐，“但是集的太少了，因为没有这事，官吏们订司长相片和一本什么书，依科长的提议，他是著者的朋友，已经花费了许多；这样，所以集款的总数极不中用。”以后，他又去见一位“阔老”。这位阔老，也许可以作为一般官僚的代表，他一切照极严厉的规矩行事：十四品官要报告十二品官，十二品官要报告九品官，或其他合适的人，这样事情才到了他的面前。…阔老的派调习惯沈着森严…他的法制的重要基本是严。“严，严，而且─严，”他同属员的通常谈话声色严厉，多半是这一句：“你怎么敢？你可知道你同谁说话？明白不明白谁站在你面前？”阿加克．阿加克维奇去请求这位阔老的结果是显然的，起初是挡了驾，等了很久，见到了，阔老骂他不懂办事的规矩，骂他“你们青年人对长官真是放肆得太过分了！”殊不知他已是五十开外的人了。他在归途中迷了路，他“大张了一下嘴，在偏街呜呜响的暴风雪中向前走；风，照彼得堡的老例，从四面八方，从所有的小巷里向他吹来。转眼之间给他的嗓子吹起喉咙病，临他摸到家的时候，连一句话也不能说了。喉咙全肿起来了，躺在床上。一顿好责骂有时是这样厉害！”第二天他发了大热。当医生看过之后，转脸向房东主妇说：“你好，妈妈，你不要白费了工夫，现在就给他定一口松木棺材，因为橡树的于他是太贵了。”这期间，病人还要在不住的说着昏话。“一会他看见了裁缝，向他定做带捉贼陷阱的外套，因为他觉得贼们不断地在他床下；并且他甚至时时叫主妇从他的被窝里拖贼；一会他问，他有新的外套，为什么在他的面前挂起旧的外套来；一会他觉得他立在一个将军面前，听着一阵好责骂，于是哀告道：有罪，大人！终之，竟乌七八糟臭骂起来，说出极可怕的话，这样，所以连老主妇也画起十字，她有生以来没有听他说过那类的话，尤其这些话是跟在‘大人’两字的后面。…”“终之，阿加克．阿加克维奇断了气。他房间里的东西都没有封起来，因为第一是没有继承人，第二呢，遗下的继承物很少，就是：一把鹅毛管，一帖公家的素纸，三双袜子，从袴子上落下的两三个钮扣，和读者已经晓得的破外套。…”“司里知道了阿加克．阿加克维奇的死，第二天在他的位子上已经坐着一位新的官吏，体干要高得多，写的笔道已经不用那样直笔道，却要斜曲得多了。”
　　 写到这里，“外套”的故事已经完了，然而果戈里的创造还没有完，果戈里还继续写下去，写得更远，更深，更荒唐也更真实，而且把历史的预言也写在这里了。果戈里是最善于利用传说，迷信，时闻等等，与最深的人性，与社会的政治的大问题搅在一起的，像鼻子（鲁迅译），像魏（孟十还译），像初期写乌克兰的作品：是滑稽的，然而也是最庄严的；是可笑的，然而也是极可怕的；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又是多么的令人深思啊！他接着写道：

但是有谁能想像这里不真个是阿加克．阿加克维奇的结场，他却命定的在死后要哄动几天，好像报答他从来不为任何人所注意的一生？…谣言忽然传遍了彼得堡全城，说靠加邻金桥旁和邻近较远的地方，夜间死人出现，像找寻被抢去的外套的官吏，并且藉口是被抢去的外套，他不分职业和品级，从肩上剥去各人的外套，无论是：猫皮，海獭皮，棉花，树狸皮，狐皮，熊皮，─一句话，人们为着护身而想到的各类毛皮。…警察已下令捉尸，不论死活，严重处罚，作别个榜样，连这也几乎办成了。就是，某地段的岗警，在克留什金小巷里，已经一把抓住了死人的领子，正在作恶的地方，图谋着剥下一位卸职的乐师身上的呢外套。一把抓住了死人的领子，他便叫来另外两个同事，托他们抓着他，他自己费不过一刻钟工夫往长靴里去摸，想从那里掏出桦皮鼻烟盒，略为清醒清醒自己冻得不得了的鼻子；但鼻烟实在是这一类的，连死人也受不了。岗警用手指闭住自己的右鼻孔，还没有来得及把半掌鼻烟送入左鼻孔，死人一喷嚏打得这么凶，喷得他们所有三个人满眼都是。当他们拿起拳来拭眼的时候，死人的踪影都不见了，所以连他们都不知道，以前他是不是真正在他们手里。从此以后，岗警们对于死人恐怖到这样，甚至连活的也怕捉，仅仅从老远喊起：“喂，您，走你的路吧！”死官吏居然在加邻金桥那面出现，引起一般胆怯的人非同小可的畏惧。

　　写到这里，应该是结束了吧，然而还不，作者还要把另一个线索拾起来，“但是，我们完全把某一位阔老抛下了，”于是他写那位阔老，他，自从责骂了阿加克．阿加克维奇，这个小官吏的影子差不多每天现到他心上来，等听说这个可怜虫已经暴死了的时候，他甚至“倾听着良心的谴责，而且整天心神不安。”关于这，我们必须相信，阔老的良心实在只是作者的希望罢了，作者要惩罚这些阔老们，所以这样说了，而且还使那阔老也遭了厄运。他从一个晚会出来，要到他的德国女姘头那里去，─我们当不会忘记，署长曾责问阿加克．阿加克维奇：“你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你是不是到什么不正经的人家去过？”─在风雪中，死人出现了，向他嘘出可怕的坟墓的气息，说道：“哈，这竟是你呀！到底我把你的领子抓住了！我也要用你的外套。我的你不操心，并且还责骂我─现在把你自己的交给我吧！”他吓得赶快就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向车夫喊道：“快快跑回家！”说也奇怪，从此以后，死官吏便完全中止出现了：

显见得将军的外套很适合他的肩胛，至少已经在任何处也听不见有这样的事情，谁从谁身上剥下外套了。不过有许多耽心好事之徒，怎样也不想安靖，说在僻远的城区死官吏依然出现。并且真是的，有一位珂罗绵地方的岗警亲眼看见鬼魂从一家住户后面怎样出现；但是因为自己体质不强…所以没敢使他停下，仅在黑暗里追随着，直到终之鬼魂猛然回头一望，停下问道：“你想要什么？”而且显出这样的拳头，在活人身上也找不着的。岗警说道：“没有什么，”并且立时转回去了。可是鬼魂的体量高得多了，留着很大的胡子，并且，他的脚步，显然是向阿布禾夫桥上走去，完全隐没在夜的黑暗中了。

　　小说就这样作了结束。这结束使我们作何感想呢？首先，有几个特殊的印象将永久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当阿加克．阿加克维奇被劫的时候，作者说那强盗的拳头之大，有如官吏的脑袋一般。大老爷们吃得脑满肠肥，脑袋自然是很大的，然而作者的意思毋宁是说：那肥大的脑袋却是当作了巨大拳头，这拳头是专向穷人们的脸上打来，这一打是专为了劫夺可怜的同类的。当那位阔老自己也造出了鬼怪，自己把外套扔丢之后，作者写道：“从此以后，死官吏完全中止出现了：显见得将军的外套很适合他的肩胛…”是的，又有什么不合适的呢？受压迫者的寒冷正是为了压迫者的温暖，让温暖得太久的应当尝一尝寒冷，让寒冷得太久的应当也得到温暖，这个世界实在应该倒置一下，改造一下。所以作者最后说，警察的力量太小，而且也太胆怯，因为到处有鬼，而且，鬼魂的体量高得多了…。鬼的增高与长大是象徵着什么呢？说得远一些，说果戈里也作了那大改造的预言也许并不怎么过分吧。从这样看，如说果戈里是不懂得俄罗斯的生活，说他没有思想，─像某些批评家所说的─当然那是不见得全对的。至于这是不是一个鬼怪故事，─像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的丽姬亚(Ligeia)那样─当然也不成问题。作者说：“警察已下令捉尸，不论死活，严重处罚，”这真是再好也没有了。可能，正当其时，社会上也许正传说这样一个鬼的故事，这里的荒唐可笑是多么令人相信，令人可怕，而“丽姬亚”的借尸还魂，虽然爱伦．坡在吓我们，我们不怕，虽然他在逼我们相信，我们却不相信他。在这里，两种作品，两种创作过程，孰优孰劣，可以明明白白了。
　　 但是，最后，我们也许还记得那“鸟枪”的事实。然而那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那只是一粒种子，一个火星而已，假如作者写的小说是“鸟枪”，而不是“外套”，我们将看见什么呢？那末，作者是凭了什么本领而创造的呢？难道他真遇到过这样的事吗？没有的，像万垒赛耶夫所说的，他是凭了一种“推测别人的能力”而创造的。他自己也承认他有这样的本领，他说：“我是一个鉴赏家，如果灵魂有一点儿露到外面来，它就逃不开我了，当没有开口说话的时候，我便先在脸上看见它了。”他又说：“上帝把听取灵魂的美丽的感觉放在我的灵魂里了。”他在一封写给柏林斯基的但没有发表的信里也说到存在于他身上的这种“慧眼的天才”。这诚然是一种天才。但什么是天才呢？像我们曾经讲过的，天才者，就是那灵感最富的人，就是那想像力最高的人，而所谓创作是经验的集中而终之造成一个全新的世界，而经验之集中是凭了想像力的。我们可以说，“外套”所表现的这一切都是新的，因为它是作者的创造，但也可以说都是旧的，因为它必是早已含在作者的生活里，藏在作者的生命里，这些东西，像一些可燃的东西，但必须等那一点火星─“鸟枪”的事实─来点燃它，一经点燃了，于是就灼了起来，而且灼起来成为一团火。我们可以相信，当果戈里听安宁可夫说那“鸟枪”的事件时，他的生命一定受了震荡，就在那一顷刻，他就受了孕，由于他对于人生世事之体察人微，了解深切，由于他的文学修养，他的想像力之强，可能在那谈话的当时就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世界”在“焕然地觉醒”了，那就是所谓灵感之一闪。但也不一定，也许他怀孕较久，他当时也许并未完成那个“完整的世界”，他再思索，再体察，也许不知又隔了多少时候，他终于怀胎十月而生产了。这样的创造过程是绝不同于爱伦．坡的“丽姬亚”之创造过程的。他不从观念出发，却从事实出发，任可事实之中都有“人性”，都有“意义”，都有“道理”，然而作者并不用这事实，甚至不用这人物，这意义，这道理；他生发开去，拓展开去，加深下去，由于他的生活，思想，情感，总之，由于他自己的看法，他创造了新的东西。

（选自夏丏尊：作品漫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