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贊尼亞的風情
我出生在黃縣（今稱龍口），在煙台接受小，中學及商專教育，在青島工作十三年（1935-48），復謀生於台北，香港及模里西斯島（Mauritius）三地。
1954年我移民英屬東非洲的坦干尼卡（Tanganyika），它於獨立後改稱坦贊尼亞（Tanzania）。寄居該國十九年，因此我認它做第二故鄉。有人問我，怎會移民非洲？我遂取一個十九世紀流行倫敦的小故事來作答。
“一家夫婦生有四子，長子愛國，有雄心，投考了海軍。次子好學不倦，讀醫。三子仁厚，讀神學，受職牧師。老四遊手好閒，不務正業，最後遠下非洲。”
1949年我在香港應邀加入“五洋貿易公司”負責進口部門。五洋的中堅分子是抗戰時期與中共冀察邊區在平津一帶地下工作有關人物，且是燕京和清華一系的，因此它受天津“外貿”負責人王磊然與北京的姚依林的支持。傳聞王出身燕京大學，但姚確於1930年代初期讀清華，中輟於三年級，他往。
“五洋”是外圍，不是嫡系，兩種性質是截然不同的。約一年後，國營的“華潤”在香港開設，“五洋”的地位和國內的關係便逐漸改變。
“五洋”的貿易範圍僅限天津，香港之間。由於香港的禁運法令，有時租船結關至北韓的鎮南浦，完納該港費用，然後直航天津。
在“新民主主義”政策下，國內私有進出口公司逐漸開放。“五洋”的地位難望久長，遂於兩年後請辭自營，與青島方面交易，絕不涉及天津。好景不過年餘，國內進口商們都嘗了些甜頭，政府准許他們派人前來，說服港商將進口貨先輸國內，換取供出口的土產或工藝品。時值韓戰，又屆“三反五反”，至終貨去人不見，香港受害商人多，我亦在內。“五洋”終被清算是在我去東非洲以後。
人總要生活下去。我在香港看過第九屆工展，得到多間廠家的支持，決定前去南洋和非洲。
英屬地之間旅行用宣誓紙。依習在香港的中國人是領不到中國或香港護照的。徵得資本，經同人的努力，我們先在模里西斯島設貿易地點，認為滿意，同人在此止步，於是我向駐南非總領事館取得“國民政府”的護照獨自前往非洲。那時模島人口不足五十萬，華人約一萬五千，九成五是客家人。
原德屬的坦干尼卡第一次大戰後成為英國托管地，中國是聯合國托管委員之一，我的移民申請迅被批准，自坦干尼卡我可進入全部的英屬贊濟巴島（Zanzibar）和烏干達（Uganda）是英保護國，肯亞（Kenya）是殖民地，那時候正在為“毛毛”運動所困擾。自模島前來缺少航空線，我只好乘法輪去坦國首都三蘭港，順便遊覽路上的五處港口。
1960年代，中共大力援助坦國─建軍，築鐵路，擴港口，設紗廠和農具廠，派農耕隊和組公社。今日寫些該國風情對中國讀者來說，或者不是徒佔篇幅。
三蘭港（Dar-es-Salaam）那時人口約十萬，地名是阿拉伯語的譯音，其意平安港（Haven-of-Peace）赤道之南，椰樹下，遍地白沙的海濱潔淨，少見海草，無大河流，漁產不盛，南印度洋鯊魚群沒有北游來此的理由，洋面上每屆秋季的颶風止於其南的葡屬東非…港口之北有至佳的海水浴場，四季皆宜。
三蘭港終年溫熱的氣候，雨量適宜。就整個海濱一帶來說，夏季也是和風習習，吹自洋面，概免空調，由風扇取代。入夜，氣溫略降，家家戶戶開窗而眠，但必掛蚊帳。
我搬入靠近海濱林蔭大路一間希臘人經營的旅館，郵局和銀行都在近處。夜飯後我照例踱步海濱，房間保留一年半，因為前去他地是短期性的，然後家人才前來定居。
英治時期，治安之好是可夜不閉戶。在三蘭港我未見到乞丐，也未見過有人當眾吵架或撕打，唯遇到一盲歌者，他雙手的大姆指撥彈一具用扁形鋼條製成盒形的木琴，聲音悠揚。非洲人善歌，嗓音柔和，其胸前有袋，憑人施捨。
某日，飯後在旅館陽台上呆視街景，一位身着白袍的中年非洲人手持小錢包進來問，是否失此包於街頭？我說：沒有。要他送到辦公室。白帽白袍是伊斯蘭教徒的裝束，他們不但信仰篤誠，道德觀和行事為人都很高超。我的房間，向來不鎖門，一年半以來不曾失掉甚麼。
我去拜見市長，自商會取得商家名單。給香港各廠做出訂單的工作順利，因為各廠從未委派代理人前來做推銷工作。
適值台灣僑委會派出左姓代表前來“宣慰”僑胞，我得機會與全體僑胞相見。當時（1950年代）三蘭港的中國人不足二十戶，加上幾個工作於內地正在港口度假的單身中年人全部僅約百餘人，其中開平勞姓最多，其次台山人梁，陳等姓，職業木工與蔬菜生產，多數於二次大戰期間來自緬甸和印度。還有幾戶供職發電廠，其他約有百餘單身人工作於內地的白麻場，鑽石與金礦，在政府部門從事房屋營造工作，合同三，五年不等，來去無定，全部粵籍。我們組成中華會館，旨在互助。我義務承擔文書及出面交涉工作，直到中共與坦國建立，不久，會館也換了旗。我和曹姓兩家人不肯更換護照，終於1973年移民美國，在賓州（Pennsylvania）一同務農三年。曹君，開平人，原在坦國自營農場，生產稻米，玉米等並在山坡地種植了很多腰果樹。今日在坦國的華僑僅餘三，四戶，其他返國，去港，澳或移民加拿大。
亞西司司長楊西崑偕李光億等共四人於坦國獨立前來此訪問。繼有駐南非總領事劉宗翰，後有朱登皐和陳蔭康。最末次的六人訪問團為王慎名（領隊），曹嶽維（經濟部），徐植禮（台鋁），包善傳（紗廠），張勝游（台塑），李季虬（中信局）。我執有台灣護照，義不容辭，以本地工業界身分，陪見政要，或親接送機場。中共駐坦大使何英的消息靈通，屢次通過本地的老僑予以警告。我泰然以處，曾據實情面告內政部長。
非洲人的主食是玉米，大米和雜豆，調味加水果，椰肉，紅椒粉，鹽，有時加上幾塊牛，羊肉。倘若方便，他們無肉不吃：鹿，野牛，斑馬，象，蟒，鱷魚…無照的行獵本屬違法，若官方不究，民間不聲張，免用獵槍的集體行動，則不予追究，但獸皮與象牙必須送繳政府供拍賣，俾收益可維持國立公園的常年費用。鱷魚入村危害人畜，故不被列“受保護的野生動物”。獵鱷輒於晚間，水上張汽燈誘之，鱷見光即浮水面。多年前我在紐奧良市（New Oleans）吃過美洲鱷魚，它似雞肉或鯊魚肉。
東非沿海有木薯（Cassava）野生，其根味如芋頭，唯水分較少，炭火烤熟，灑上椒鹽吃，很可口！路邊四季可買。每屆雨季，折其枝深插地上，即生枝葉，次年根部可食，遍地野生仙人掌，是牛群的天然飼料。若去其刺煮熟，足堪充飢，無害健康。非洲蜜蜂釀蜜力強，叢林中隨地可採野蜜，其法是在蜂房下舉火，上覆樹枝，葉用來生煙。不耐煙薰的蜜蜂紛紛飛去，非洲人吃生蜜連蠟窩同時下肚。因此至少在海邊一帶，居住的非洲人不知何謂“荒年”。
 木薯（Cassava） |
 去皮後的木薯 |
海岸一帶是Bantu語系，直達南非，語音大致相同，但各無文字，全是用英文字母寫成的。原英屬東非洲的“國語”是Kiswahili。中古時代，許多阿拉伯的小邦國設於此，鄭和航海下西洋時就是和這些邦國來做交易。直到今日，少數年老的人仍能操阿拉伯語並寫書信。市博物館的明代永樂瓷器展品多取自阿拉伯人的古墓中，原是陪葬品。館中資料說明中國艦船到達東非海岸是在1422年。倘此年代正確，即明成祖永樂二十年，是為鄭和第五次出海期間。迄今許多清真寺所辦的小學仍用阿語來授可蘭經，顯然，伊斯蘭信仰是社會的安定力量。十九世紀末，瑞士天主教來此建教堂，先設小學，後設中學，學生畢業後經“牛津考試”合格即可進入一般英國大學。我的三兒女都卒業於此。
坦贊尼亞的面積與台灣相比約為其二十六倍。1954年我入境時人口六百萬，今日三千六百萬，九成住農村。非洲人生殖力強，一家生十幾個孩子，死上幾個，稀鬆平常。孕婦入醫院產後第二天即出院，步行或乘公車回家，未聞有產褥熱或甚麼後遺症。自這點看來，非洲人種比歐，亞各民族健壯多多。危害非洲人健康的是寄生蟲和各種熱帶傳染病，如瘧疾，黃熱病等。近年加上愛滋病，可能死亡率更高了。
我見非洲人兩天不吃飯仍可照常工作。換言之，他們一次可吃進兩天等量的飯，即刻入睡而不生胃病。
Julius Nyerere
在三蘭港正北三十英里處，臨海濱一小鎮，我去看“古時”的“黑奴”露天拍賣市場，為歷史保留地。販人口者為阿拉伯人，市場在中東，然後及歐，亞各地。唐代西陲遠及中央亞細亞，距波斯灣約一千多英里，唐代小說中的“崑崙奴”是否即非洲人？又幼年讀“虯髯客傳”一文，亦非洲裔一武士？家鄉一間玉皇廟裏，進門後的“把門將軍”，一白一黑，孩子稱之為“哼哈二將”，其黑將十足非洲人的面孔。
非洲人具樂天的個性，有一個編造的小故事為證，它是坦贊尼亞獨立之日的晚上，政府招待國賓，由總統尼瑞爾（Julius Nyerere, 1922-1999）致歡迎詞說出的。
“天神下降，帶來禮物。那個歐洲人說我要王冠，於是到處探險，廣設殖民地。阿拉伯人說，我要那把刀，不久征服了中東各地。印度人說，我要那塊金磚，此後家家有了金飾。末了只剩下一只皮鼓，非洲人樂得接受。此後天天打鼓，舞蹈，歌唱，甚至寢食俱廢。”
接着哄堂大笑，那夜我正收聽廣播。
坦國鄉村中沒有警察，社會的安寧有賴巫術的影響。人人唯恐對方用巫術來作報復，所以為非做歹的事極少。巫術操於巫醫，其醫療工作取決於採藥的特技，取口服，煙熏，蒸浴，磨擦局部或全身的方法，全部用藥不同，有時要於夜半野墳裏施行，達到精神和藥力合作的功效。
坦國有非洲最高的山Kilimanjaro，其極峰狀似日本的富士山。前有察卡族，見有的皮膚不太黑，性情勤操作，種咖啡和茶樹，善經營，疑有中國血統。百年前築鐵路，中國工人教他們種茶，迄今有“上海村”遺址。山的東面另有山嶺，在六十年代發現世上稀有藍寶石Tanzanite，其鑿磨品為紐約名鑽石商Tiffany代理。山之西盛產除蟲菊（Pyrethrum）。再西行有國立公園三處（在此曾發現原始人的頭骨），我看過兩處，歷時四天。自此山西行約三百英里抵達非洲最大的湖維多利亞（Lake Victoria）。沿湖區盛產棉花及優等咖啡。湖之西南有黑猩猩保留區，為舉世所矚目。狹長而至深（700英尺）的湖畫出和先前比屬剛果，即今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界線。三蘭港通湖濱的鐵路長780英里，英治時代其一等的水準與歐洲各鐵路相比，絕無遜色。
Mt. Kilimanjaro
Lake Vic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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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蟲菊 Pyrethrum | 藍寶石 Tanzanite |
坦國中部有鑽石礦，它一度供應着全世界十分之一的需要，其名石鑿磨後，今在英女王冠上，重二十三卡半。
自海濱去內地約百英里即入高原，是白麻的產地，頓感氣爽乾燥。沿海區每年雨量四十英寸，夏季潮熱，雨季過後，氣候宜人，凡見到中國人在東南亞，便知來自印度和阿拉伯半島商人在東非洲的商業地位。國營化與社會主義的政策接管了歐洲移民的礦廠和農場，也毀了亞洲移民所經營的商業。資金遠蕩本是大事，失去這些有經驗及專門知識的人乃是逐年出口貨減少，外匯短絀的主因。我始終未聞有甚麼非洲人曾經營過商業。合作社制度無法代替傳統性商業的固有地位和效率，加上缺少經驗的人員和官僚化，它只能消耗甚至摧毀國家的經濟。東非洲信仰伊斯蘭或印度古教的商人無不信譽卓著，十數年來我從未有過壞帳的經驗。
1962年坦贊尼亞獨立慶典會上，
筆者（左）與總統尼瑞爾（右）相見
我的代理生涯短短兩年半而終。我投身針織業，後創染織廠，華資與本地資金各半，經營十五年，員工四百五十人，除會計主任是印度人外全部非洲人。福利和文娛方面有自己的健身房，消費合作社，養雞場，一艘可容四人操作的小漁船，話劇團，歌唱隊，部落舞蹈共四組，新約全書及可蘭經班，無息貸款供員工親手自建住宅，每天小麵包夾奶油一次的甜茶。每週一次防瘧疾藥片。每年發給制服兩次，還有一個屈居全國比賽第三名的足球隊。我屢囑隊員們對好勝心重的陸軍和警察兩勁敵寧讓幾分，以永保同好間的和諧。英治時代坦國有陸軍僅兩營約千人，1970年代高達三萬七千。
1972年“屈居”全國第三名的本廠足球隊（後排右六為筆者）
依國家勞工法，每百員工須選一名代表（Shop Steward），因此全廠選有五名。廠內每遇糾紛，大半由他們自己去解決。
十五年來，前後兩次工人因交通失事喪生。我召集全體會，由他們決定每人出錢多少，本廠即加付多少，予其家屬作為撫恤。例如每人出十先令，本廠便出四千五百餘先令，共約九千。我們沒有勞工保險。
1971年我將十二年來本廠勞資關係良好，逐年生產率增高，工人健康及家庭的經濟進步狀況等做出統計及報告送請工會及勞工部參考。遂後有人將影本送呈總統府。一日，接到通知，正副總統，市長等偕六十餘隨員來訪，我們開了盛大歡迎會。
1972年坦國總統尼瑞爾（左前）來本廠參觀，
在門外受工人的歡迎（筆者在其背後）
一週後，總統派員送來獎金，當時依照官率可兌美金八千元，依當年的非洲水準，此數十分可觀。我們便以此款於工廠的近郊建了一所消費合作社，仍以本廠員工為股東，服務員工家屬及村民。
1973年，坦國的經濟每況愈下，零件，化學品及染料的外匯批准困難，但是一般商人進口消費品的外匯仍是供應不斷，傳聞外匯管理局人員的廉潔精神和傳統出了問題。我平生不喜參入此類歪道的競爭，因此無法適應。
勞資對立，貧反富，“馬列”的色調，一般左傾文人不敢批評自己的政府走的是錯誤方向，卻專在報紙上對外國人及所謂資本家們作詆毀的言論：走私外匯，剝削勞工，高抬物價，擾亂經濟，與社會主義為敵。…真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種精神上的刺激等於無妄之災，我感到無法繼續承受，遂毅然廉價出讓了所執的股分，並向董事會請辭。
坦贊尼亞向中共“一面倒”具有一段歷史背景和過程。
明永樂帝着鄭和航海“西洋”，遠達東非今索馬利蘭（Somaliland）三港口是具貿易和宣揚大明國威的雙重目的。中共之對坦國情有獨鍾似具同一性質。
1955年萬隆（Bandung）會議，亞，非兩洲二十三國家參加，世界第三勢力抬頭，埃及的納賽爾（Nasser, 1918-1970）上校先於1952年發動政變，取得領導權，自首相晉陞總統。在此前後，納賽爾與台灣斷交，大使何鳳山退出，中共派出西歐兼非洲司的黃華為首任大使，此後中，埃的關係有了新局面。
納賽爾擬建亞斯文大水壩（Aswan Dam），西方國家拒予援助，他遂將英，法合營的蘇彝士運河接管，打算將收入來支付建壩的費用，且不准以色列的輪船通行。於是以，埃戰爭再起，英，法的海軍也參加干預。經聯合國調解，航路重開。1967年，中東戰起，埃，約旦，敘利亞三國慘敗，埃及遂沉許多船隻於河，將它封鎖。是年，中共與坦國及贊比亞（Zambia）簽約築鐵路，當時北京的政要預計蘇彝士運河的重開之日無期，三蘭港可能成為遠東船隻西航歐洲的一個中繼站，因為中共是不和葡屬東非以及白種人具統制權的南非打交道的。允築這一條1170英里長通往贊比亞的鐵路足以建立在非洲的聲望，並能鞏固第三勢力的團結。
1961年坦國宣佈獨立，黃華偕中國代表團與西非迦納（Ghana）的代表同包一架飛機前來。迦納先於1957獨立，其總統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 1909-1972）在非洲的新興國家具有特殊的影響力。
坦國統尼瑞爾（Nyerere）的摯友與智囊是巴基斯坦祖籍的捷馬（Amir Jamal），印度某大學畢業，素來欽仰毛澤東和周恩來，其父為英治時期的立法委員，尼瑞爾於領導獨立運動被英當局監視時期，即以養病為名在捷馬家中躲藏了兩個月，兩人於此時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尼瑞爾每次前赴北京必有他相隨。他的父親和胞弟是我創針織廠時的股東，因此我和捷馬家人有些感情。捷馬任內政部長時（坦國並無交通部）我和他在西德大使官邸園遊會中相遇，遂將意見直告：（一）坦國與贊比亞間既已正在興築一條公路，就不便再築鐵路免得自己互相競爭。（二）我服務中國鐵路局膠濟段一年半。此路三百多公里，不足二百英里，共有大小車站二十八個，其八成收入是依賴有中間站，不是靠兩端，而貨運至要。坦國與贊比亞之間計劃中全長一千一百多英里的鐵路中間只有一站，沿路人口稀少，僅賴兩端貨運絕對不堪維持。他對我說：鐵路完成後，贊比亞銅之外運不必再假南羅及葡屬東非的鐵路和港口。甚者，坦國南部煤，鐵的蘊藏豐富，有待開發，振興重工業，並事建軍，旨在幫助非洲各殖民地的解放戰爭。捷馬這數語已說明了坦國獨立後的國策與發展方向。事實上是1976年鐵路完成通車時，先一年蘇彝士運河已經重通了，而這條鐵路自通車到今日一直在虧累中。全鐵路的借款於1970年簽約時為四億又一百三十萬美元，全部免息，於1982年開始償還，以三十年為期，後來又增加借款四百三十萬。至終雙方議定到1992年才開始償還，且以每年付還六千萬先今為限。多年前，坦國廢除官匯率，任憑它自由升降。最近的兌換率是一千多先令兌一美元。如此看來，每年付不到六萬美元。等到欠債付清豈不需等上幾千年？我算不出了。
我於1973年離境前來美國賓州務農的時候，官匯先是六先令兌一美元，暗市傳聞為十先令左右。但是我之出境，全部外匯為國家銀行核給，因為我的工業投資是依投資票值出讓的。得價分期依當時匯率付給外匯，等到第十年（1983）最後一筆付給時，先令已經貶值四倍，倘與今日情勢相比，堪稱幸運。
總統尼瑞爾於1985年下台，成為幕後人。而坦國政壇上的“不倒翁”捷馬一直在歐洲代表坦國，駐節日內瓦。1999年，他兩人皆先後亡故，幾十年來這場扮演的悲劇也就落幕了。
鐵路，建軍，公社，合作社，國營化，實施社會主義…竟致國家經濟萬劫不復。如今，公路無保養，燃油缺乏，三蘭港每週停電平均二至三天，換取外匯至重要的麻園荒蕪，工廠倒閉，碼頭走私猖獗，通贊比亞的火車已停。社會秩序和全面經濟仍待重建中。倒退五十年？實際上遠不如。至少在外匯方面來說，英治時期年年出超，進口貨物包括醫藥是樣樣不缺乏的。
今日，施惠者悔不當初，受惠者怨聲載道。
當年，楊西崑擬派一農耕隊前來被拒。執政黨副主席，總工會代表，廣播電台台長，一間非洲語報主筆分別訪問台灣，返後建議政府仿效台灣繁榮的模式，先興農業，推動輸出，增益外匯，次及工，礦事業的發展，奈何無助於改變政府的既定政策。
台北外交部擬予我獎狀，我婉謝了。一因中共大使何英從此有了證據，必控訴我妨礙中，坦兩國邦交。二因我之自願努力的方向堅信必益於彼邦，也是出於愛護我第二故鄉的赤誠。在國泰民安的環境工作下去，我將終老斯鄉，不必再事遷居，絕非為了台灣爭取甚麼聲望或利益而為之。
我離境時已五十八歲，在美國工作並繳納各種稅款凡二十四年，於1997年夏正式退休，算來我之一生工作整滿六十年，晚年我既無意前往第一故鄉一看，因此對第二故鄉也免了多此一舉。
坦國的湖，山，高原，海濱和善良的人民全在我的懷念中，今日只有在舊日照片上和一本紀念冊中拾回我漸失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