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戴德生牧師安息百週年想起
近來讀了由中國大陸出版的戴德生自傳：帶着愛來中國，頗引發了一些感想。戴氏是近代早期到中國來從事差傳事工的主要代表性人物之一，在西方宣教士中，戴氏的影響，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中國基督教百年史的作者湯清博士，將近百年中國基督教史，劃分為三個時期：即由1807至1842年，為“開創時期”（以馬禮遜等拓荒者為代表）。第二時期由1842至1907年，為“教會廣傳時期”（各西差會，包括信義宗，長老宗，安立甘宗，浸禮宗，朋友宗，衛理宗及內地會等，紛紛在中國成立。）第三時期為“中國教會時期”，由1907至1949年。而自1949年國內政權更易後，各差會均分別遷往香港與台灣。此為湯氏記載之“中國基督教百年史”。
若自戴德生牧師在中國傳教時算起，亦可略分為三個時期；由戴氏抵中國傳道開始，即1853年至1949年，為各差會及中國教會在大陸內地宣教時期。第二時期，自1949年至1970，內地各教派轉移至香港，台灣等地之傳教時期。第三時期，由1970年至2005年，為海外各地華人教會，多已脫離差會而獨立，並紛紛開始差傳事工，向世界各地傳福音之全盛時期。
無可否認的，戴德生牧師及其創立的內地會，在中國近代宣教史中，佔據了重要的一頁。
當1853年戴氏首登中國大陸時，適值鴉片戰爭（1840）及對英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約（1843）之後十年，中國被迫割讓香港與英，並將五口（廣州，福州，廈門，寧波，與上海）開放通商。時間十分尷尬與敏感。此時正為虎狼之英，與列強蠶食鯨吞大陸，使中國淪為次殖民地的時期。戴氏於此時抵達中國傳道，其處境之艱困，可以想見。戴氏在自傳中，臚述當時的種種可怕遭遇；戴氏雖拒與販鴉片之英商為伍，並穿上中國服裝，在上海附近的烏鎮傳福音，但行腳之艱辛，食宿之簡陋，甚至斷糧，都令人難以想像。他並在途中多次遭人欺騙。在航行中有人落水，戴氏奮不顧身，躍入水中，卻無法將人救起；他求近旁之漁船撒網施救，卻遭拒絕，因船夫要先付錢才肯撒網。戴氏傾其所有，以十八銀元為代價，漁舟才撒了網，但救起之人已溺斃。凡此種種，戴氏對其處境並無怨言，仍能隨行隨傳，真正為主背負十架。作為英人，亦為其國人之所作所為付出了代價。
當時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傳道，或有人稱為不平等條約之副產品，（按戴氏傳福音之地點，正為上海與寧波）但如保羅所云：“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並且還要歡喜。”（腓立比書1:18）“凡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羅馬書8:28）
內地會在1900年的義和團庚子教難中，也付上了五十六名宣教士與二十三名兒童的生命的代價，作了殉道的血證士。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戴德生牧師與內地會的宣教事業中，十分注重文字事工。每次出外傳道時，都要攜帶大量聖經（斯時和合本聖經尚未問世，戴氏所使用者應為文理版聖經）與單張隨傳隨送。早期的宣教事工，由馬禮遜開始，便十分注重文字事工；到1912年，李提摩太在上海成立“廣學會”時為其大成。與今日華人宣教較少注重文字工作，成為強烈對比。
戴氏所留下的名言：“假如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如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堪稱為一代宣教士的典範。他的行誼，也深深地影響了那一世代的西方宣教士。
由1949年到1970年代，為內地各差會由大陸移轉到香港及台灣等地工作的時期。由於時局的動盪，人心的徬徨，港台的教會都很興旺，在這段時期中，各差會的角色都很吃重。教會的經濟多半都要仰賴差會的補助；教會的相關事業，如醫療，學校，社會救濟，甚至文字出版，更全部須差會資助。多半的差會都麇集於香港，而香港是一個殖民地，外國人具無上權威。在此種氛圍中，西國的宣教士都是太上皇，教會都須仰其臉色。台灣雖為國土，但由於當時人民生活困頓，教會信徒奉獻能力薄弱，而新創立之教會如無差會支助，難以立足。故台港兩地之差會，皆操持教會之經濟命脈，凡事都是西差會說了算。養成了那一代，多半的西方宣教士，倨傲跋扈的態度。與早期宣教士謙卑犧牲的精神，不可同日而語。又因當時美金價值極高，故傳教士的美金薪俸，換成當地貨幣，為數極豐。因此西方傳教士，人人汽車，洋房，僕從甚多。而華人同工薪資低微，如有幾口眷屬，甚至難謀溫飽。故多半要仰洋人鼻息，才可生存。
而華人地方教會的領袖，多半只聊備一格，教會內任何事務，最後都要取決於西差會。因此，中西教會領袖間之抗爭與衝突，時有所聞。早期西方宣教士的拓荒精神，到後期都已喪失殆盡了。
台港地區人民的生活，在1960，70年代均有改善，經濟迅速起飛，都成為亞洲地區的“四小龍”之一。教會多已不需賴差會補助，而西差會的機構，也有所調整，補助都已減少。宣教士的影響力，也日漸式微。華人教會更興起了差傳事工，雖在六十年代初期，即有教會啟動了回饋的差傳，但到了1970，80年代，台港及北美，與東南亞各地區的華人教會，才都先後加入了差傳事工的行列。放眼今日海外的華人教會，“差傳事工”已成為時尚而熱切的項目。在今日華人教會中，沒有參加對外差傳事工的教會，還真不容易找到。這對百年前的國內教會而言，真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
今天在台，港，北美都有不少差傳機構，有些以中國大陸為腹地，多半集中於對傳道人員的培訓。另有向世界各地傳福音的差傳會。各個單獨的教會，都會支持一兩位同工，到國外從事差傳，也形成了一窩風的時尚。流風所至，許多教會都要派人到“泰北”去傳福音。今天各教會也都流行“福音短宣”；而多半的“福音短宣”都是與旅遊同時進行的。至於成效如何，尚待評估。總的來說，今日華人教會差派出去的傳教士，多未受過嚴格的差傳與神學的訓練，更少如戴氏以差傳為終生志業的工作者。差傳時間的長短，取決於教會經濟來源的多寡。而今日華人差傳的工作者們，恐怕多半都會參照1949年後期西方宣教士的模式：在差傳地區的教會中，多以上帝的代表自居，主導當地教會的一切。鮮少能有效法戴德生，昔日在中國宣教的犧牲奉獻精神。
今日華人差傳事工的一項嚴重缺失是，多半都沒有重視文字事工。如今的華人教會，已忘記了當初由馬禮遜到戴德生，及後來的李提摩太，都將文字事工，擺在宣教事業中極重要的地位，這樣才能奠定中國教會的基礎。
海外華人教會，基本忽略了一個十分偏頗的現象，即中國大陸有近億的信徒，海外教會信徒的人口，遠不及大陸教會信徒的一個零頭，但卻擁有最多的屬靈資源；海外各地都有許多神學院與出版機構，幾乎是“壟斷”了大多數的靈性資源，而國內的信徒，卻多半在靈性饑饉的狀態中度日；如同財主與拉撒路的情況相當（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這一嚴重的偏頗與失衡，應如何謀求補救與調整，實在值得海外從事差傳的教會，來好好地深思。
戴德生逝世當天與同工合照
最後，要談一談“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這本印刷得美輪美奐的戴德生傳，這是一本用全彩印刷的787x1092毫米的書，由“清晨百合”負責做裝璜設計，全書約十二萬字，計二百五十頁。這本書印刷得十分精美，人人拿到手中，都會讚美是一本難得的好書。書中除文字外，收集了許多珍貴的照片與圖表，十分有價值。而內頁的設計，更出人意表地細緻，基本上像是在印一本禮物書。你拿在手中翻閱時，會覺得有些過分設計了。一般來說，一本傳記不用如此設計。這不禁使我想到，當初教會出版的書，根本不講求設計，只呈現一張素面。認為這樣印才屬靈。如今教會的書，也都設計得十分精美。但在中國大陸能將一位宣教士的傳記，印刷得如此精緻漂亮，實屬難得，值得參考與推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