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雙城記
2002年夏天我參加了為期二週的“法國精華遊”,車輪輾過法國南北大小通道,在巴黎外有十整天,遊覽了十多座歷史名城,都是和西洋文化息息相關的。此遊是我生平收穫最豐富的其中之一。原因一是出發前我重溫了法國歷史,躑躅在各古城中,一磚一石,一山一河,都能領我進入了時光的長廊,踏着古人的腳步,摸索着流失了的時代,聆聽着西洋文化仍在跳動着的脈搏,難免產生“澗水流年月,山雲變古今”的感受。原因二是領隊荷蘭人Dr. Bart Pris,本是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一大學的哲學教授,學問造詣之高,文化修養之深,是我一生旅行閱歷中從未有遇上的。他和我一見如故,談得很投機。他帶我探幽入微,闖進法國靈魂深處,確實獲益良多。此行千頭萬緒,如何下筆成文呢?再三參詳後決定先寫波恩(Beaune)和亞非農(Avignon)這二古城。它們距離不足一天的車程,都是我旅程前期碰到的。而且有一共通點:是仍保留着城牆的中世紀名城。它們在中世紀歷史中有重如泰山的地位,不屬法國政權的轄下,文藝復興後方入歸法國的版圖,所以它們是屬於全人類的文化遺產。
一. 波恩曾為客,相逢定醉還
Burgundy 葡萄酒
遊覽車離開巴黎,在公路上奔馳約四個鐘頭,駛進勃艮第(Burgundy)地區。一望無涯是綠油油的田野;小丘陵起伏其間,廣植着很多葡萄園。這是法國名酒Burgundy Wine產地呀!自古以來,此地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長年溫煦的陽光配上了從東面和地中海吹來的煖風,孕育了飽含鮮汁的纍纍果實。山頭嶺上點綴些盛產在阿爾卑斯(Alps)山區的藍色龍膽花(Gentians);密林綠葉間斷斷續續傳來蟬噪聲,空氣瀰漫着田野草根味。幾杯美酒後,大有“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之思,和“勸君今夜須沉醉,樽前莫話明朝事”般逃避現實。法國人有藝術骨格,不務實,是否酒是其中一大因素?領隊Bart帶我們進入勃艮第的舊都波恩(Beaune)其中一酒窖試酒。穿過一沉重的鐵門,行完長長的螺旋石級,下層是一非常龐大的地牢,間隔甚多,宛若迷宮。每間房都擺滿了載滿酒的橡木大桶。有些石壁角落被挖空了,創造出放酒的洞穴。沿牆築了重重疊疊的架子,平放着一樽樽陳年酒,層次井然。據管理人解說,不同的高度是有不同的溫度調節的。石壁上裝有疏落的電燈,但非常黯淡;過強的光線會使名酒變壞的。說此酒窖是迷宮,不如說是一巨型蜂巢更適當,若沒有管理人帶領,我們一定迷失方向。我記起美國文學家愛倫·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的恐怖短篇小說The Cask of Amontillado。在類似此酒窖的一角,築牆生葬了一飲了醇酒的醉漢。一股寒意,直襲心肺,毛骨悚然。不知轉了多少彎曲,我們回到近石級處一大廳,中間擺着一有六呎直徑的橡木圓桌,桌上備有近百的晶瑩水晶杯和六瓶不同的酒。管理人先取其中一瓶,注了半杯酒,示範持杯的手勢和如何輕輕搖動,使酒在杯內迴旋,然後放在鼻蕾略嗅,深深呼吸一口氣以品酒的香馥,最後放在唇邊淺嚐,用舌頭把滴酒的味道捲入,在口內用舌翻騰數下,方吞進喉內。原來品酒的程序是如此複雜的。法國人的酒道絕對不遜於日本人的茶道呢!好不容易方飲盡那半杯酒,兩種酒之間各人要用開水清潔口舌,洗盡餘味。管理人說飲酒期間應忘掉世俗的煩惱和困擾,纔能領會到酒的佳處。正是“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鬥樽前見在身。”在波恩品酒是一很獨特的經驗,Bart告訴我這樣酒窖有很多,有些規模更大,都有幾十年至幾百年歷史。顯然此城地底多被挖通,地下的陳年酒和地面的古蹟可以互相輝映。
勃艮第在中世紀時是一和法國分庭抗禮的政治勢力。它的黃金時代始於1364年;法皇約翰二世(John II, 1319-1364)封他的兒子菲臘(Philip the Bold)為勃艮第公爵。繼承者陸續將勢力擴大,至現今德國的萊恩(Rhine)河岸和擁有荷蘭,比利時的地域。英法百年戰爭時(1337-1453)勃艮第是英國的盟友,1430年將被囚的聖女貞德(Joan of Arc, c.1412-1431)賣給英國;她的結局是慘受活焚酷刑。1477年勃艮第最後一位公爵查理(Charles the Bold)謀取神聖羅馬皇帝位不果,戰死疆場,法國乘機分裂勃艮第,將近巴黎南部一大片土地據為己有。自羅馬帝國以來,勃艮第民豐物華,土地肥沃,除產酒外,漫山遍野都飼養了牛羊,所以皮革,羊毛衣帽譽滿歐陸。法國烹飪中有一名菜式紅酒燴牛肉(Burgundy beef)馳名天下。“山河氣象渾如畫,人物風光幾度新。”羅馬帝國潰散後,此地區為“野蠻人”其中一部落勃艮第人(Burgundians)所霸佔。法國皇室因其地富庶時思染指,用軟硬兼施的策略(即和親及征伐)終於在十五世紀末取得此地的治權。作為勃艮第的舊都,波恩當然留下很多文物古蹟。其中最顯著的是舊城方場一角內十五世紀營建的醫院-Hotel Dieu,這也是波恩的皇牌景點。
Hotel-Dieu入口處是一堵貌不驚人的淡黃色牆,門上像一巨型的船艙蓋滿一片片深灰色的石板瓦。當我推動那旋轉的木門,踏進廣闊鋪滿圓石的中庭,耳目為之一新。圍着中庭四邊是長長的樓座,組成一巨形的長方形,每樓座均有巨大的屋背,是樓身兩倍以上,都蓋上了鑽石型的瓦片,塗了光耀奪目的釉藥,五彩繽紛,織成艷麗的幾何圖案。屋背凸出兩排山形牆,下面是巨窗,上面是長尖的風標。樓座的交接處是一座角樓,角樓尖頂同樣蓋滿鑽石形彩瓦,像修飾了的金字塔。法國大革命時很多舊建築被摧毀,因為此處是醫院,僥倖留給後世;我們能目睹這別有乾坤的中世紀遺物。
Burgundy的首相 Nicolas Rolin
十四世紀歐洲因鼠疫肆虐,黑死症毀滅人口過半;加上英法百年戰爭的兵戎,鋒銳所及,勃艮第地區亦遭其害。1443年勃艮第的首相Nicolas Rolin和夫人Guigone de Salins看到“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的慘況,毅然用私財建此貧民醫院,希望能紓解在苦難中的黎庶。法皇路易十一(Louis XI, 1423-1483)參觀Hotel-Dieu後有如此批評:“Rolin剝削人民而富,晚年能幫助窮人,可以贖罪了。”他們夫婦恩愛彌篤。在這四所樓座內的地板,都是精工砌合的石塊,鑲以星和鳥的圖紋,並有他們二人名字中第一字母N和G的合抱,難解難分,且有“我心中只有你一人”的口號。生不同時,死則同穴。此醫院亦是他們永恆愛情的標誌。“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死後之事幽渺難知,他們有元稹的嘆息嗎?
“窮人大會場”是面積最大的,佔其中一所座樓的大半。兩旁排了一列整齊的床席,每床皆有四柱和一蓬頂,紅帳幕,紅氈,白被單,床後還有一櫃給病人收藏衣服的。床前擺着檯桌各一以供病人用膳。其中一床立着穿了藍衫白圍裙白帽的修道女蠟像,是照應病人的護士。這簡直是一貴族療養院啊!哪有半絲窮人醫院的氣息。我不知當年Rolin用何準繩收納病人,一定不可能“雨露均施”的。假若我是窮人,能在此醫院留宿一天,必然受寵若驚。大會場的拱形天花板有點像船艙,多條橫樑跨越堂中央,連接兩邊牆壁,雕滿了七彩惡龍,張牙舞爪,像從地獄出來般。波恩的老百姓的嬉皮笑臉也雕在樑上。
大會場的毗鄰是小教堂。精神和靈魂的治療緊緊配合着肉體和生理的治療。牆上掛上了一組油畫,是1440年荷蘭畫家魏登(Rogier Van der Weyden, 1399-1464)的傑作“最後的審判”。彼時荷蘭是勃艮第的一部分。審判官是基督,右手扶起得救的一群,左手將被咒詛的一群排於身外。腳下是四天使圍繞着天使長米迦勒(Archangel Michael)。他持着一天平,秤着兩位死而復活的人,一位代表磨練,一位代表信仰。其他的畫包含了耶穌的母親馬利亞,施洗約翰和十二門徒。還有上天堂者的歡愉和下地獄者的恐慌。這組油畫差不多闡明Rolin建此醫院的動機。在那時代人們並不畏懼疾病和死亡,因為這是司空見慣的。他們最關注的是靈魂得救。Rolin夫婦希望此善舉能讓他們的靈魂取得永生。
Hotel-Dieu還有很多房間。廚房放了很多錫鉛合金製的用具和杯盤。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不鏽鋼炙肉叉。轉動叉的柄是一名喚Maitre Bertrand的精巧小人,他穿了傳統勃艮第服裝:白褲,闊長黑靴,紅色短外衣,無邊白帽。這廚房有助我了解中世紀的民間生活。藥房分左右二堂。右堂設有一攙和眾藥用的青銅大臼。左堂放了一百三十個陶器瓶,除了油,粉,糖漿外,還有光怪陸離的如龍蝦目,導致嘔吐的果核粉末,激情草等。中世紀藥物仍滯留在啟蒙時代。藥房的設備多少反映了半迷信的因素。Hotel-Dieu各處還掛上很多名畫和藝術性很高的綴錦氈。窮人醫院怎能有如許堂皇呢?
創始人Rolin別具用心;他捐了很多葡萄園和製鹽廠作維持此醫院的經費。時至今天每逢十一月,廣闊的中庭循例舉行名酒拍賣。這商業交易始於1859年,直到現在從未有中斷過。1971年前Hotel-Dieu仍被用作波恩的醫療中心之一。後來將所有醫學措施撤往他處。Hotel-Dieu正式成為供遊客欣賞中世紀文化的去處。它是屬於人類之寶。
在波恩流連了不下四個鐘頭。我們再踏上遊覽車往赴法國第三大城里昂(Lyon)投宿,抵達時已是紅日西斜。領隊Bart趁着餘暉尚在,領我們上索道纜車,登舊城內的Fourviere山。山頂有一大教堂,外型像結婚禮餅。它像巴黎的聖心大教堂般,巍然立在山上,君臨這古城。我緊跟着Bart走進堂內作一匆匆巡禮,出來站在崖邊俯眺里昂,繞着此山的索恩河(Saone)在南方不遠處注入隆河(Rhone River);里昂舊城就在兩河匯流處北部的小半島。Bart逐一指出那數座如鶴立雞群中的建築物。歌劇院像一琉璃圓筒蓋上一黑色的古典介殼。城南近Gallieni橋的監獄現改為抗暴歷史展覽中心,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法國被德軍佔有,它是納粹頭子Klaus Barbie用酷刑殺害平民的恐怖屠場。宏偉的市政府前有瑰麗的十九世紀大噴泉,“川原繚繞浮雲外,宮闕參差落照間”。里昂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的驚鴻一瞥。倒是當晚在索恩河邊古色古香的餐室La Voute甚饒情調。吃的橙汁灑鴨異常可口;里昂不愧有法國美食中心的雅號。
二. 亞非農城臨龍水岸,臺沒教皇宮
亞非農(Avignon)在歐西史中佔有崇高的位置,因為它是除羅馬外唯一的教皇城;從1309年至1376年共有七位教皇駐於此,史稱這段期間為“巴比倫的繫留”(Babylonian Captivity)。此事緣起於1300年,法王腓力四世(Philip IV, 1268-1314)向轄下教會徵收地稅,激起羅馬教廷雷霆之怒。教皇博義八世(Boniface VIII, c.1235-1303)認為教皇是世上最高的領袖,是靈性和政治權力的頂峰,任何君王不能超駕之。法王反唇相譏,說博義八世行徑違犯基督教真義,沒有資格佔教皇之席。教皇下令將腓力四世逐出教會,法王把心一橫,派勇士入羅馬,闖進教皇宮,將老教皇扔進地牢,三日內缺水缺糧,教皇竟瘐死獄中。腓力四世斬草除根,將博義八世的親信毒斃,操縱教廷紅衣主教會議,決定下任教皇為法國籍的波爾多(Bordeaux)人Bertrand de Goth。他踏上寶座後取名為克勉五世(Clement V),彼時法國勢力囂張,雄霸歐陸。英國孤懸海外,英王不便介入此糾紛。德意志和西班牙不成氣候,尚未立國。意大利四分五裂,各小國自為政,互相攻伐無寧日。作為教皇的法國人克勉五世居羅馬,四面楚歌,岌岌可危,於是應法皇腓力四世之邀,來到法國當教皇,亦樂得衣錦還鄉。克勉五世在里昂加冕,在法國境內雲遊了四年,居停於各地主教的官邸,最後定居於亞非農,開始了“巴比倫的繫留”時代。西洋史上國王與教皇的糾紛,屢見不鮮,法皇欲教皇在身邊,方便自己的控制。教皇選擇亞非農作皇城,除了羅馬政治局勢不穩定,危如纍卵外,因為它近家鄉而名義上不屬法國。此舉真是兩相情願,互為利用,可見得現實勝於宗教的崇高理想。
我跟着Bart穿過城門,進入這中世紀古城。街道已經很狹窄了,行人道比路還要狹窄。兩邊狹小的房宇像魚鱗般密密排列。樓下全是精品店,出售土產和紀念小禮物。舉頭一望,透過那伸出來兩邊厚厚屋簷可看到一線藍天。Bart說:“跟我來,我先帶你們到一地方,可以鳥瞰此城,了解此城的方位大概”。我們登上城北的小丘Rocher des Dom放眼四眺,果然古城面貌,一目了然。左面的教皇宮,龐然大物,像一盤古時的巨獸,雄距其中。右面的隆河在城牆外迂迴繞城流着。遙望上游,遠在天邊,兩岸樹木蔥蘢,“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不遠處的斷橋,是法國民歌傳誦到家喻戶曉的Pont St. Benezet。這橋是經過十年的辛勞,於1185年築成,是當時的破天荒工程傑作。此斷橋只有四橋墩,墩間是一拱形缺口,方便船楫通航。本來原有二十二橋墩的,1226年法王路易八世(Louis VIII, 1187-1226)鎮壓內亂,要向暗助叛徒的亞非農施以懲罰,下令毀橋,雖然十年後重修此橋,隆河經常氾濫,洪水屢次沖破橋身。1660年市政府決定棄橋。今天我見到的只有這些殘骸,斷橋中央竟建了有兩層高的小教堂。見此江水悠悠,頓生興亡的感慨。“世事漫隨流水,算來夢裏浮生。”只有造物之主是永恆的。
從Rocher des Dom下來,我經過小皇宮Petit Palais,本來是主教的官邸,現用作陳列十三至十五世紀的油畫和藝術雕刻,內有十六間畫廊,其中有1510年Louis Brea(1450-1523)的名作“基督的割禮”。除了驚慌的嬰孩和那灰鬍子,手持鋒刃的猶太士師的端重表情外,觀禮中七個人有七種不同的表情,藝術造詣,已臻極峰。Petit Palais曾是亞非農時期第二任教皇若望二十二世(John XXII, c.1249-1334)的居室。克勉五世駕崩後,擾攘了兩年方選出這個子矮小,年過古稀的老翁。那時政治氣氛需要一不會將教廷遷回羅馬的中和人選,急切間找不到適合的人才。冠冕落在這七十二歲的老主教頭上,相信他只不過是一過渡時期的人物而已。誰知他竟握權了十八年!若望二十二世是一既吝嗇又貪婪之人,最荒謬的是預售官爵和贖罪券。即是未必有空缺,若先付了錢的如有缺時定被優先提拔補上。同樣地擁有贖罪券時未必犯了罪,若有此券可以放心犯罪不必倉卒找教皇或主教求寬恕了。贖罪券也因罪行的輕重以定平貴。若望二十二世替自己和教廷囤積了很多財寶。他死後教廷可以在亞非農營建宏偉甲天下的皇宮了。他亦是一行政奇才,穩定了亞非農的局面。
我站在廣場內仰望這巍峨雄渾的教皇宮。廣闊的外牆和高插入雲的塔內的每一口磚,每一塊石頭,都沉甸甸地壓在我的心頭。我深深感覺到其厚度和重量,尤其是其代表背後的權力。亞非農的教皇宮是十四世紀歐洲權勢凝聚地。儘管歐洲地面上有多位君王,但只有一位教皇,他是掌握了進天堂或入地獄的鑰匙。老百姓並不畏懼貧困,疾病和死亡。想到地獄的永劫令他們不寒而慄。教皇亦是塵世大法官,人間訴訟最後判決者。他的言行可以影響一國的時局,調節國際的商業和金融。很奇怪我參觀羅馬教廷梵蒂崗沒有此感受。而這碩大無朋,橫亙大地,像堡壘多於皇宮或教堂,雖已被廢棄多年的教皇宮就有凌人的氣勢,使人刮目相看。驟然看來,此龐巨,結實的建築物是連成一氣。仔細觀察,教皇宮有兩部分:北面的舊宮比較簡樸,南面的新宮華麗得多了。
舊宮的營建者是若望二十二世的姪兒,亞非農的第三任教皇本篤十二世(Benedict XII, 1334-1342),他來自近西班牙邊界庇里牛斯(Pyrenees)山區,曾任宗教審判官,他上任後廢除引用私人,賣官鬻爵的惡習,他在發展亞非農上有很大的建樹。彼時商人,小販,弄雜技者,娼妓,找尋機會者雲集教皇城,是歐洲最繁榮的城市,人口密度和數目遠超羅馬。在皇宮廣場隨時看到些奇怪的景象,如吞火表演的男人和失了雙臂用腳趾來縫紉的女人。教會中有些神父敗類在此處竟金屋藏嬌,養起小妾來,零碎絮語傳到教皇耳中,本篤十二世勃然大怒,下令所有在此沒有崗位的神父回故鄉。他算清廉的,七年內他建築了現存的教皇宮過半,外牆有六至十三呎厚,平均高度是六十五呎。可惜時間不容許我進宮內參觀,Bart告訴我宮內的傢具珍寶早已蕩然無存,只剩了些褪了色或破落的壁畫。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教皇宮曾駐過軍;現已是“繁華事散逐輕塵”了。
亞非農的第四任教皇克勉六世(Clement VI, 1291-1352)出身於貴族,他認為前任教皇太樸素了,於是在舊宮旁建了新宮,更華麗,更恢宏,這樣更能榮耀神的恩典。他的寢室四壁全是壁畫,描繪了狩獵,捕魚景象,樹木上有松鼠和各種珍禽,全沒有用宗教作題材的。可見得他是相當入世之人。傳聞時有女人和年青俊秀的男子出入於教皇寢室。教皇縱情聲色,不畏流言。樓下會客廳,可以擺得上能容近千人的筵席,賓客有國君和王后,外交官,天文學家,數學家…中世紀出名的文學家彼特拉克(Petrarch, 1304-1374)和薄伽丘(Boccaccio, 1313-1375)也列席其中。現在呢?已是寂寥人去後,剩得空洞洞的巨廳大房而已。“壯麗一朝盡,威靈千載空”。克勉六世也有善良的一面。當黑死症爆發得如火如荼時,猶太人成了代罪羔羊。很多地方將他們集體屠殺。克勉六世下令他們與疫症無關,不許濫殺無辜。他在各地設醫院以收納殘病者,掩埋在野的屍骸枯骨。勸告在逃的神父回來照顧病重垂死者,說這是他們的天職。他在亞非農統治教廷十一年,傳說死於花柳病。他的喪禮轟動一時,五十位神父為他做了九天彌撒,靈柩從亞非農運回故鄉奧弗涅(Auvergne)下葬,護送隨行者甚眾。1562年時法國的新教徒雨格諾派(Huguenots)破墳開棺,將他的頭骨當作足球來踢玩。我想克勉六世入錯了行。若為一國之主,不失為雄才大略,些少瑕疪不會損害他的蓋棺論定。
作為一教皇城的亞非農,其實庶名貫遐邇,必引起盜寇的垂涎,尤其是在十四世紀那無法無天的黑暗時代,於是修葺城牆以鞏固防衛成了歷任教皇的要務。亞非農的城牆圓周有五里,像腰帶般緊緊地纏着這古城。有些樓房緊貼着城牆,似乎已飽歷風霜,但城牆比樓房還古老,因為它自1350年即教皇克勉六世的任內已有現在我見到的規模。有些地方的石頭已被風雨腐蝕;整體來看它被保存得很完美。1792年法國大革命時激烈分子企圖拆除城牆,出賣每一塊石頭,但因為城牆的地基很深很堅固,拆牆工作徒勞無功,無奈而中止。每隔十多丈城牆被加厚,築了角樓或瞭望台以容納弓箭手。其餘地方是像犬牙起落,綿延不斷,非常壯觀。很多灌木和矮樹從城牆頂延伸出來,生氣勃勃。城牆腳下有很多拱形穴,相信是守衛人歇息的地方。城牆周圍共有十四個閘口,從閘口走出去,便離開古城踏進現代的亞非農。可以說城牆是十四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分界線。
是不是這城牆確實保衛了亞非農?不是。1360年伍朋五世(Urban V)繼諾森六世(Innocent VI)成為第六任教皇。1365年海盜Du Guesclin率領三萬人在隆河對岸紮營,準備攻城,向教皇勒索二十萬金塊方肯退兵。伍朋五世自忖賊勢浩大,難以抵禦,只好向居民徵收人頭稅,搜刮到海盜要求的數目。誰知Du Guesclin很夠江湖義氣。拒收老百姓的血汗錢,指明要教皇自挖腰包。伍朋五世只好盡傾教廷銀庫,並加送贖罪券方能解古城之圍。此役後伍朋五世便有將教廷搬回羅馬的意念。伍朋五世出身於Benedictine寺院,自奉甚儉,自訓甚嚴。他在1367年從馬賽(Marseilles)揚帆,率領二千隊伍,向意大利啟航,當然一部分紅衣主教捨不得法國,留在亞非農,沒有隨行。彼時教廷已撤離羅馬六十三年。意大利經過黑死症的浩劫;羅馬局勢很動盪,不易居也。伍朋五世勉強在羅馬渡過了三年,決定重返亞非農。當時有一瑞典籍的女預言家St. Brigit忠告教皇應留在羅馬,不然將不久人世。伍朋五世回答她若他留在羅馬,一定不久人世。亞非農自教廷遷走後,百業蕭條。居民見教皇回來,非常雀躍。伍朋五世重返家園,三個月後病逝,應了St. Brigit的預言。
亞非農第七任教皇是國瑞十一世(Gregory XI, 1336-1378);他是克勉六世的姪兒,行事大刀闊斧,頗有乃叔遺風。上任後和佛羅倫斯(Florence)執政者口角,導致干戈相對,教皇盛怒下發命令將佛羅倫斯全城居民逐出教會。這是中世紀最凌厲的懲罰,居民除靈魂永下地獄,不得超生外,各地商人不許和他們通任何貿易。死後事頗渺茫,可以暫時不理,但現時生計突然停頓,確是燃眉之急,因為居民因此缺糧乏衣,商人不能向外收債。城外屬於佛羅倫斯居民的產業,全被當地政府沒收。佛羅倫斯執政人只好厚顏苦苦向教皇求饒解咒。國瑞十一世硬着心腸,拒絕接見佛羅倫斯使者。情急下佛羅倫斯派鄰市錫耶納(Siena)的聖女St. Catherine向教皇求情。雖然很多紅衣主教懷疑此修女的聖蹟,但教皇非常尊重St. Catherine為人,就此寬恕了佛羅倫斯。St. Catherine乘機向教皇遊說:搬回羅馬罷!羅馬方是教會創始人聖彼得之家。教皇回到羅馬,意大利的內亂方能平息。1376年9月13日國瑞十一世帶着十五位紅衣主教(6位紅衣主教留在亞非農)回歸羅馬,於是結束了六十七年的“巴比倫的繫留”。
1378年國瑞十一世在羅馬病逝,紅衣主教選出意大利巴里(Bari)人克勉六世。後來發現此新教皇神經失常,主教們宣佈此選舉作廢。法籍的紅衣主教私下選出法國人克勉七世(Clement VII)取代之並擁護他回亞非農任教皇。克勉六世不肯退位,仍在羅馬執行教皇職權,遂出現了教皇雙胞胎,開始了天主教大分裂。三十年來羅馬有一教皇;亞非農有一對立教皇。歐洲的國家依着自己的政治利益選擇適從。直至1415年瑪定五世(Martin V)登位,被公認唯一合法教皇,教廷設在羅馬,方結束三十年的雲擾。大分裂是“巴比倫的繫留”的餘波,大大削弱了羅馬教廷的勢力,加強地方教會,種下日後宗教大改革(Reformation)的根苗。
雖然教廷遷走後,亞非農人口驟降,繁華大遜昔年,它仍被羅馬教皇遙遠控制着。樹倒猢猻散,當人們明確地了解教皇不再來,於是那些商人,小販,妓女,江湖人物,雲遊憎等也煙消灰滅,風流雲散。亞非農從一聲勢顯赫的教皇城跌落為人口不足六千的鄉村小鎮。剩下來的龐大皇宮,主教官邸也被投閒置散。漸漸地文物被盜,藝術品流失,無復舊觀。現每年七,八月間亞非農必有社火大會,教皇宮前大廣場上充斥來自各方藝人,穿了中世紀的服裝,演出那時代的戲劇和音樂,聊作教皇城的反顧和歷史上的徘徊罷。1791年,法國革命分子持武器入亞非農,正式將它撥入法國版圖。教皇城只留得幾座巨型建築物,提醒後人它曾有過光輝的日子。真是“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台豈夢思。”徒賺得憑弔者無限唏噓。
Bart對我說:“美國人有錢而不懂得生活藝術。”我在午餐時做了一件雅事,我行到市中心Place de L'Horloge一露天茶座的梧桐樹下,揀了一面熙攘行人的桌椅,要了一個午餐,一杯咖啡,悠閒地欣賞這法國小城的街頭景色。渾忘了自己是遊客;彷彿自己也是法國油畫中市上一小人物。餐後往土庫找洗手間,但黑漆一片,不辨燈制和馬桶何在,恐怕無的放矢,誤中副車,只有強行忍住,無功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