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天說地 ✐2023-09-01

神說中國普通話

于中旻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
是我路上的光。（詩篇119:105）

現在稱為“普通話”，大清時代稱“官話”（Mandarin）是洋人稱“滿大人”官僚的話，後來的解釋，成為“官方的話”，等於普通話。不過，在和合譯本聖經面世的時候，稱為“官話新約和合譯本”。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是更正基督教第一位來華的宣教士。他克服各種困難，主要的是官方的阻難，和語文的阻難。終於1807年，利用東印度公司譯員的身分，經輾轉才由美國抵達中國。後來，由差會繼派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協助，於1824年完成第二本中文聖經譯本出版，名為神天聖書。第一本中文聖經譯本，則是英國浸禮會在印度的宣教士馬士曼（John Marshman, 1794-1877）等人所譯，於1822年在印度塞蘭坡（Serampore）出版。
　　當年米憐在馬六甲，創辦學校，又督導中文聖經的翻譯印刷，諸務栗六鞅掌，卻如顏淵“不幸短命死矣”，未及親見聖經的出版。馬禮遜逝世前，即囑咐他的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要作修訂。
　　後來由四人小組參與，其成員為大英聖經公會的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及德國宣教士郭實獵（Karl Fariedrich Gutzlaff, 1803-1851），美國公理會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及馬禮遜的兒子兼為港政府譯員的馬儒翰。新約部分的翻譯主要由麥都思負責，舊約主要為郭實獵的工作；故稱麥都思-郭實獵譯本。
　　1840年，大清帝國與大英帝國的鴉片戰爭，結果是1842年南京條約的五口通商。英國教會大體上反對帝國主義及鴉片事業，但那時已經覺醒，支持宣教事工。適值修訂聖經完成出版；繼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起義，以“上帝會”號召；西方宣教團體遂樂觀的以為福音遍傳中國的時機已經成熟，熱烈捐獻廣印聖經。
　　十九世紀的後半，各國宣教差會紛紛來華。以中國幅員遼闊，各地方言不同，交通不便，各宣教團體之間缺乏協調，於是有“隨地制宜”的現象。據說，在中國聖經版本，加上各地羅馬拼音版本，及部分聖經分印本，有“九十九”種之多—此或為誇張的形容其繁雜，但亦可能近於實情，而信徒人數並不成比例增長；聖經紛雜，適足成為交通阻塞。
　　1890年，西方各差會宣教士在上海聚合，討論紀念馬禮遜來華宣教百周年。公議成立委員會，翻譯出版一本全國通用的中文聖經，務求達到文筆流暢，而忠於原文；因此稱為“和合譯本”。大家決定成立選有希伯來文和希臘文根柢，又熟悉中文的人，成立三個譯經委員會，分別為文理，淺文理，及官話聖經，試行翻譯三種不同文體。
　　淺文理譯本委員中有：包約翰主教（J.S. Burdon），白漢理（Henry Blodget），紀好弼（R.H. Graves），葉道勝（I.G. Genähr）和汲約翰（J.C. Gibson），最先完成新約部分並在1904年出版。
　　文理譯本由湛約翰（John Chalmers），艾約瑟（Joseph Edkins），惠志道（John Wherry），謝衛樓（Devello Z. Sheffield），韶瑪亭（M. Schaub），羅為霖（Llewellyn Lloyd），及皮堯士（T.W. Pearce）等人負責，於1906年出版。
　　最後還是選定官話譯本。感謝主，作出正確決定。
　　官話譯本由白漢理（Henry Blodget），楊格非（Griffith John），文書田（George Owen），富善（Chauncey Goodrich），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李修善（David Hill），及馬金泰（John McIntyre）等人負責。而李修善，馬金泰，各因教會任務不能參加；楊格非也因同樣困難，未克參與，不過他把自己譯成的新約聖經，提交委員會作為參考。於是又再補選出三人—海格思（John Reside Hykes），布藍菲（Thomas Bramfitt）和鮑康寧（Frederick William Baller）遞補。鮑康寧因有其他工作，不能參加。於是選上了倪維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 1829-1893）為補；倪本為上選；不僅精通中文，更是“三自”（自立，自養，自傳）教會增長理論的發始人。可惜，這資深宣教士於1893年去世；1894年，選上了克拉克（S.R. Clarke）接替。同年白漢理也退休回國；由伍兹（Henry M. Woods）接任。到了1897年布藍菲要回英。本擬請高葆真（William Cornaby）頗為適任，高不願擔任。委員會只好邀請曾表示不願參與的鮑康寧勉為其難。1898年，海格思表示難以繼續；由美以美會的鹿依士（Spencer Lewis）補上。
　　儘管人事一直不穩定，甄請有漢學修養的人困難；創辦登州文會館（Tengchow College後來的廣文大學）的狄考文，和富善始終堅持參與。1906年五月至十月在煙台開會，審定官話新約全書初稿；於十月十二日正式完成。
　　狄考文牧師於1908年功成去世。
　　他任官話和合譯本聖經委員會主席七年。於1863年來華，精於數理，編寫數理化課本；兼精中文，所編寫的官話課本，為當時來華宣教士必讀。他靈命高深之外，更忠勤每天工作；在所有譯經會議中，只缺席過一天。
　　狄去世後，譯經委員會主席，責無旁貸的落在富善牧師的肩上。富善中文造詣甚高，編寫過一本中英袖珍字典（A Pocket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及官話特性研究（A Character Study of the Mandarin Colloquial)，二書為宣教士和外交人員必備的書。他並通曉中文韻律，對於官話聖經譯本助益甚大。
　　譯經者相信，不僅“文言悅目，官話悅耳”，而當時的實境是中國文盲甚多，聖經必須得顧及宣讀的需要。中文聖經沒有祂，他，她，它的區別，讀音又完全相同；因此經文中的代名詞，必須重複用專名代替。這是今天的譯者往往缺欠，仍須學習的方法。
　　當時的譯經者，年齡都已相當高，而中間經過“義和拳”之亂，進度甚不理想。何時才可以給中國基督徒一本適當的聖經？因此，委員們要求各自的差會，讓他們任全職翻譯，不因別項事務纏身。獲准之後，進展顯然加快。
　　還有一項改變。是譯經工作中，都有“中文先生”任顧問，協助謄錄等。他們有發言權，但不得參與表決。此後他們也持有同等表決權，對於事工有更大貢獻。　　中西同工，真能“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為了服事中國的教會，希望有一部最近於完全的聖經。他們認真的態度，有時為了一字一詞，反復推敲，討論，辯論，以至爭論，到面紅耳赤，聖達戶外。
　　如此，官話和合譯本中文聖經，全部於1917年底完成定稿。在所有參與工作的人中，惟有富善牧師，從始至終都有分，也蒙主賜予足夠長的壽命，能得看見這一本聖經，是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所預備的。
　　富善1836年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1865年來華，從1890年參與規畫中文和合譯本聖經翻譯，到1919年完成出版，先後長達二十八年之久—他是在所有原始參與的人中，唯一能親見聖經出版的人。那時，他已經是八十二歲高齡了。他還關注出版後的反應，並與有關人士交接。以後到1925年九月二十九日，在他所愛的北京安然逝世。
　　中文和合譯本聖經問世，使所有的中國人，能聽到神向他們用“官話”說話；後來改稱國語，漢語，現在是全國五十六個民族的“普通話”。
　　這部聖經出版以後，立即獲得全國各地眾教會熱烈歡迎。那時，適值推行白話文運動，成為適當的範本。不僅在基督徒中間，連非基督徒的學者，也稱讚其語文上的成就。雖然因為其來也晚，未及在中國語文留下更明顯的印痕，但有些通用語詞如：“十字架”，“替罪的羔羊”，“永生”，“奉獻”，“解放－釋放”，“天國”等，對於中國人的語文和觀念的豐富，依然有相當影響。
　　有一件事，似是偶合，卻很奇妙。兩位為中國譯經的偉大宣教先賢，先後任和合官話聖經翻譯委員會主席：—
　　狄考文（C. Mateer, June 4,1836 - Sep. 28/29,1908）　　富善（C. Goodrich, Jan. 9,1836 - Sep.28/29,1925）　　二人於同年誕生，而不同日；同日逝世，而不同年。也許還有巧合的，九月二十八日，是中國“教師節”，起源於那天是孔子誕辰（551 B.C.）。
　　在教師節假日，盼紀念中國，求主施恩興旺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