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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的詩歌三百零五篇，而“小雅”中的笙詩六篇，有目無辭，不算在內。《詩經》共分風、雅、頌三個部分。其中風包括十五“國風”，有詩一百六十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詩一百零五篇；頌分“周頌”、“魯頌”、“商頌”，有詩四十篇。它們的創作年代很難一一具體指出，但從其形式和內容的特點來看，可以大體確定：“周頌”全部和“大雅”的大部分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是西周末年的作品；“國風”的大部分和“魯頌”、“商頌”的全部則是東遷以後至春秋中葉的作品。
關於《詩經》的編集，漢代學者有采詩的說法。班固說：“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漢書·食貨志》)又何休說：“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解詁》)這些說法的具體情形曾有人懷疑過，但我們認?這並非完全出於後人臆度。《詩經》三百篇的韻部系統和用韻規律基本上是一致的，形式基本上是整齊的四言詩；而它包括的地域又很廣，以十五“國風”而言，就佔有今陝西、山西、山東、河南、河北、湖北等省的全部或一部分，在古代交通不便、語言互異的情況下，不經過有意識、有目的的採集和整理，象《詩經》這樣體系完整、內容豐富的詩歌總集的出現恐怕是不可能的。《詩經》這部書，我們認?當是周王朝經過諸侯各國的協助，進行採集，然後命樂師整理、編纂而成的。但這只是“國風”和“小雅”的部分詩歌如此，如《國語》所謂“瞽獻曲”之類。至於雅詩和頌詩的大部分，可能是公卿列士所獻的詩。(注：《國語·周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師箴，瞍賦，蒙誦。”襄公十四年《左傳》師曠語略同。)統治階級採集詩歌的目的，除用以教育自己的子弟和娛樂外，主要是?了瞭解人民的反映，考察其政治的效果，以便進一步鞏固自己的統治，所謂“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漢書·藝文志》)。
漢代的學者也還有人認?《詩經》三百篇是經過孔子刪訂而成的，例如司馬遷就曾說過：“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記·孔子世家》)弦歌詩章可能是事實，刪詩的話是不可信的。《詩經》最後編定成書，大約在西元前六世紀中葉，不會在孔子出生以後。孔子不止一次說過“詩三百”的話，可見他看到的是和現存《詩經》篇目大體相同的本子。而更重要的反證是西元前五四四年，吳公子季劄在魯國觀樂，魯國樂工?他所奏的各國風詩的次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其時孔子剛剛八歲，顯然是不可能刪訂《詩經》的。《詩經》在先秦典籍中只稱?“詩”，漢代學者奉?經典，這才稱作《詩經》。
《詩經》各篇都是可以合樂歌唱的，所以《墨子·公孟篇》說“弦詩三百，歌詩三百”，司馬遷也說，孔子曾弦歌三百五篇。風、雅、頌的劃分也是由於音樂的不同。風是帶有地方色彩的音樂，十五“國風”就是十五個地方的土風歌謠，成公九年《左傳》範文子說：“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正好說明了風的含義。它們?生的地區，除“周南”、“召南”在江漢汝水一帶外，其餘十三“國風”都在黃河流域。雅是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的音樂；雅有正的意思，當時人們把王朝直接統治地區的音樂看成正聲。頌有形容的意思，它是一種宗廟祭祀用的舞曲。自春秋以來，戰亂頻仍，作?樂章的《詩經》頗?淆亂，西元前四八四年，孔子周遊列國後，回到了魯國，開始他的著述工作，同時也整理過《詩經》的樂章，使“雅、頌各得其所”。他還利用詩來教育門弟子，並且強調詩的實際用途，這對《詩經》的保存和流傳是有作用的。正因?孔子與《詩經》有這樣密切的關係，漢代人才把他附會成?《詩經》的最後刪訂者。
《詩經》雖遭秦火焚毀，但由於學者的諷誦，至漢複得流傳。當時傳授《詩經》的有四家：齊之轅固、魯之申培、燕之韓嬰、趙之毛萇。或取國名，或取姓氏，而簡稱齊、魯、韓、毛四家。齊、魯、韓三家武帝時已立學官，毛詩晚出，未得立。毛氏說詩，事實多聯繫《左傳》，訓詁多同於《爾雅》，稱?古文，其餘三家則稱今文。自東漢末年，儒學大師鄭玄?毛詩作箋，學習毛詩的人逐漸增多，其後三家詩亡，獨毛詩得大行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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