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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思想發展與文學活動
郭沫若於一八九二年出生在四川省樂山縣沙灣鎮，後於魯迅的誕生十一年。他的童年也是在清帝國日益腐敗、帝國主義侵略日益加緊、舊民主主義革命浪潮日益高漲的年代裏度過的。幼年時，由於誦讀《詩經》、《唐詩三百首》、《千家詩》、《詩品》等書，培育了他最早對詩歌的興趣。庚子(一九芳芳年)事變後，清廷為了挽救自己垂危的統治，緩和國內人民的革命要求，開始進行一些表面的改革，變八股為策論，接著又廢科舉而立學校。因此當時正在家塾讀書的郭沫若，除聖經賢傳而外，也有機會接觸到一些介紹世界大勢和民主啟蒙思想的書刊，開拓了胸禁和眼界。在小學和中學時代，郭沫若對我國古典文學作品，如《莊子》、《楚辭》、《史記》、《文選》等，作了較廣泛的涉獵，並閱讀了梁啟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論文章和林紓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由於受到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迪和影響，不滿黑暗腐敗的學校教育，起來反對，三次遭到斥退，被步顯示出他的叛逆的性格。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雖曾給他以短暫興奮，但革命後的混亂局面卻給他帶來極度的失望和苦悶，使他產生了離開四川向廣闊的世界“奮飛”的願望。
一九一三年底，郭沫若離國經朝鮮，于翌年初抵達日本，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一九一五年升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三年畢業後考入福岡九洲帝國大學醫科。郭沫若選擇了醫學，是想拿它“來作為對於國家社會的切實貢獻”。在日本的生活，使他感受到軍國主義的欺淩，“讀的是西洋書，受的是東洋氣”(注：《三葉集》1920年3月3日致宗白華信)，時時為之激憤之已。愛國的浪潮鍛煉了郭沫若的思想。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他更懷著“沖冠有怒與天齊”的愛國義憤，一度回到上海。
在日本前四年的學習裏，他閱讀了不少著名的外國文學作品，從泰戈爾、歌德、海涅、惠特曼等人的作品裏汲取了多方面的滋養。因為接近泰戈爾、歌德的作品以及荷蘭哲學家斯賓諾沙的著作，又使他受到了泛神論思想的影響。那是五四運動爆發前兩三年，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即將跨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個性的自由和解放已成了當時新文化運動反封建鬥爭的主要內容。沖決一切網羅和束縛，破除一切偶像和迷信，是當時一般青年的共同要求，也是旅居日本的郭沫若的迫切願望。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十七、八世紀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初期那種否認神是自然界的創造主、認為自然界本身就是神的泛神論，才能夠給郭沫若以較大的影響。顯然，郭沫若作為一個受過近代科學教育的人，不可能真正相信世界上有什麼神”。他自己就明白地表示過：“泛神便是無神。”(注：《少年維持之煩惱》中譯本《序引》，收入《文藝論集》，見《沫若文集》第10卷第178頁)他的“有些泛神論的傾向”(注：《創造十年》，見《沫若文集》第7卷第58頁)，一方面是因為泛神論思想跟他當時蔑視偶像權威、表現自我、張揚個性的精神大體上合拍，另一方面也因為泛神論所提供的“物我無間”的境界，正適於詩人馳騁自己豐富的藝術想象力，把宇宙萬物擬人化，詩化，視之為有生命的抒情物件。郭沫若之所以會贊同“詩人底宇宙觀以泛神論為最適宜”(注：《三葉集》見《沫若文集》第10卷《論詩三劄》)這種很不確切的說法，原因也在這裏。
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給了青年郭沫若以極大的鼓舞，當時流行於日本的歐洲各種新思潮，也使他產生廣泛的興趣。他懷著改造社會的朦朧思想和振興民族的極大熱情，開始文學活動。還同留日的一部分愛國學生一起組織夏社，從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宣傳工作。一九一九年二三月間，郭沫若寫了具有反帝愛國思想的小說《牧羊哀話》(注：《新中國》第1卷第7號，1919年11月15日。按《牧羊哀話》寫作和發表年月，《星空》(1923年，泰東圖書局版)和《沫若文集》第5卷篇末所注，均有錯誤。應為1919年而非1918年)。不久，他的新詩開始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宗白華編輯)上發表。從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二芳年上半年，是郭沫若詩歌創作最旺盛的時期(注：據《沸羹集·序我的詩》中提到的時間是“民七民八之交”，疑有錯誤。《創造十年》中說，“在一九一九的下半年和一九二芳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個詩的創作爆發期”。從《女神》中詩篇寫作年月看來，後說較為確切)。他的著名詩篇如《鳳凰涅盤》、《晨安》、《地球，我的母親!》、《匪徒頌》等，就都是在這時寫下的。一九二一年詩集《女神》出版，它具有強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鮮明的革命浪漫主義特色，氣勢奔放，格調峻新，突出地表現了“五四”的時代精神。《女神》不僅確立了郭沫若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卓越的地位，同時也為中國新詩開闢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和廣闊的天地。
“五四”時期郭沫若的思想具有多種複雜矛盾的內容。但就政治思想來說，革命民主主義佔有主導地位。這種以反帝反封建的堅決性和徹底性為主要特色的民主主義，當時已開始受到十月革命勝利後新的時代光芒的照耀。而朦朧的社會主義思想因素，也正是這樣的時代所烙下的深刻印記。在《女神》中，郭沫若徹底反抗黑暗現實，熱烈追求個性解放，並已初步認識到“私有”制“種下了永恒戰爭的根本”(注：《女神·棠棣之花》)，進而歌頌十月革命及其領袖，歌頌“均貧富”、“茹強權”的鬥爭。雖然當時郭沫若思想中有無政府主義色彩，但同時存在的這些初步的社會主義思想因素，卻反正是後來詩人思想能夠向前發展的最初起點。從哲學基礎上說，當時郭沫若思想中有強烈的個性主義。由於時代條件的區別，這種個性主義同歐洲十九世紀的個性主義已經有了不完全相同的內容。對於郭沫若來說，正如和他同時代的一些先進愛國知識份子一樣，個性解放不僅僅是為了個人，而是把它當作求得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一種途徑。他向往強有力的個人，甚至在想象中塑造了那個具有無限能量的“天狗”式的自我形象，駕馭日月風雷，驅策江河泰嶽，其目的還是為了同強大的黑暗現實作鬥爭。因此，個性主義思想儘管包含著本身的弱點，在當時的中國卻仍然有著較大的反封建作用，並且促使郭沫苦去接近泛神論，從反對封建束縛和發展藝術想象力的角度吸取其積極的成分，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泛神論的“一切和諧”、“物我無間”、陶醉於大自然的那種消極的影響。在詩歌理論上，他強調直覺、靈感的作用，主張“自我表現”和感情的“自然流泄”，這些也都是出於個性主義和浪漫主義對於詩歌創作的要求，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具有反對封建傳統和封建載道文學的積極作用；但另一方面，把詩歌看成純粹的自我表現的手段，忽略了它的社會意義，則可以明顯地看出純藝術論思想的影響。
一九二一年七月創造社組成，郭沫若是它的發起人和最主要的成員。這個成立稍後於文學研究會、而同樣發生了廣泛影響的文學團體，它對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巨大貢獻，與郭沫若的卓越的文學活動有著密切而不可分的關係。一九二一、一九二二這兩年中，郭沫若曾三次回國，國內的黑暗現實，使他對“五四”後祖國新面貌的美麗的憧憬，以及希望通過個人努力以達到社會進取的願望，陡然歸於破滅，向來為詩人所讚美的大自然，也一變而為寄託其滿懷抑鬱和無邊寂寞的所在。詩集《星空》中那些含著“深沈的苦悶”、借抒寫自然以求解脫的詩篇，就是這種思想情緒的明顯的反映。
一九二三年，郭沫若從日本帝國大學醫科畢業後回國。繼《創造》季刊之後，又與鬱達夫、成仿吾等合辦《創造周報》和《創造日》，經常在這些刊物上發表作品。這是前期創造社活動的極盛時期。在這一時期內，郭沫若的政治思想有了較大的變化和發展。由於受到“二七”運動以後革命形勢的激發，他從憂傷和痛苦中奮起。雖然還沒有完全擺脫個性主義的影響，時而流露著用個人的自覺力量擊退傳統的重壓，以爭取社會解放的思想；然而詩人的敏感卻又使他開始看到“私為制度的束縛”，不僅高呼“反抗資本主義的毒龍”(注：《我們的文學新運動》，《創造周報》第3號，1923年5月)，並且指出“唯物史觀的見解”是“解決世局的唯一的道路”：“世界不到經濟制度改革之後，一切什麼梵的現實，我的尊嚴，愛的福音，只可以作為有閑階級的嗎啡、椰子酒”(注：《太戈爾來華的我見》，《創造周報》第23號，1923年10月14日。文末注寫作日期為“10月11日”，《沫若文集》第10卷誤作“1922年10月11日”)。這種認識自然還不免有點籠統，因而沒有從理論上促使他的文藝觀點發生系統的和比較徹底的變化，卻也已經成為可貴的思想因素出現在創作實踐裏。從那時起，《星空》裏那種對自然的抒寫消失了，而在《女神》中已表現出來的對工農的讚美則顯得更為熱烈。作者聲稱自己不再迷戀“矛盾萬端的自然”的“冷臉”(注：《前茅·愴惱的葡萄》)，卻願意去“緊握”勞苦人民“伸著的手兒”(注：《前茅·上海的清晨》)。作為詩人心靈的寫照，《前茅》便是這一變化的鮮明記錄。
一九二四年，《創造》季刊和《創造周報》相繼停刊，創造社的幾個主要作家如郁達夫、成仿吾均先後離散，創造社前期的活動到此告一段落。郭沫若因為刊物在出版上受到挫折，個人生活又十分窘迫，在思想上產生了一種“進退維穀的苦悶”(注：《創造十年》及續篇，見《沫若文集》第7卷第165、183頁)。這年四月赴日本。通過翻譯日本經濟學家河上肇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使他稍有系統地接觸和認識了馬克思主義。儘管這書有較大缺陷，但在郭沫若思想發展的歷程上，的確起過重要的作用。他自己說：“這書的譯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個轉換時期，把我從半眠狀態裏喚醒了的是它，把我從歧路的彷徨裏引出了的是它，……”(注：《孤鴻——致成仿吾的一封信》，《沫若文集》第10卷第289頁)過去，他只是對資本主義社會懷著茫然的憎恨，而這本書卻使他“認識了資本主義之內在的矛盾和它必然的歷史的蟬變”(注：《創造十年》及續篇，見《沫若文集》第7卷第165、183頁)，“深信社會生活向共產制度之進行，如百川之朝宗於海，這是必然的路徑。”(注：引文出自1924年郭沫若給何公敢的一封信，當時未曾發表。郭沫若于1926年寫《向自由王國的飛躍》一文引用了原信，見《沫若文集》第10卷第434頁。)也就在同一年，郭沫若曾赴宜興調查齊、盧之戰的戰?。軍閥混戰的罪惡，人民生活的苦難，使他對充滿階級矛盾的現實有了更深切的認識。
在政治思想較快發展的同時，郭沫若這個時期的文藝思想則仍然表現了相當程度的複雜性。作為一個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他日益覺悟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沒有給他準備下“象牙之塔”，而目睹“五四”高潮後尖銳深刻的社會矛盾，水深火熱的人民生活，更不能不使他在自己的文學創作和文學主張中表示對時世的關切；但他一時又未能擺脫資產階級純藝術論思想的影響，在闡述詩歌的特徵和浪漫主義創作要求的時候，往往羼雜著文藝無目的論和非功利主義的主張。同樣是一九二三年，他既認為“任何藝術沒有不和人生發生關係的事”，肯定“藝術家要把他的藝術來宣傳革命”(注：《藝術家與革命家》，《創造周報》第18號，1923年9月9日。文末注“9月4日夜”，《沫若文集》第10卷誤作“1924年9月4日夜”)，又認為“藝術家的目的只在乎如何能真摯地表現出自己的感情，並不在乎使人能得共感與否”(注：《藝術的評價》，《創造周報》第29號，1923年11月25日。文末注“11月23日”，《沫若文集》第10卷誤作“1924年11月23日”)。他一方面正確地反對“以為藝術是完全無用”的觀點，肯定藝術的社會作用，另一方面卻又將文藝對社會的從屬關係顛倒過來，誇大文藝的作用，認為“要有優美醇潔的個人然後才有優美醇潔的社會。所以改造事業的基礎，總當建設於文藝藝術之上。”(注：《兒童文學之管見》，《文藝論集》光華書局1925年12月初版，240頁)即使在一九二四年提出了“我們是革命途上的人，我們的文藝只能是革命的文藝”，“促進社會革命之實現”(注：《孤鴻——致成仿吾的一封信》，《沫若文集》第10卷第300頁)之後，一九二五年還沒有完全清除純藝術論思想的殘餘，在重視“文藝之社會的使命”的同時，他又說過，“文藝也如春日的花草，乃藝術家內心之智慧的表現”，“如一陣春風吹過池面所生的微波，是沒有所謂目的”(注：《文藝之社會的使命》，《文藝論集》第142頁。按此文原為郭沫若1925年5月2日在上海大學的講演詞，由李伯昌、孟超合記，最初刊載在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輯的《文學》周刊第3期(1925年5月18)上；後收入《文藝論集》，文末僅注“5月2日”，該書1929年7月第3版注為民國12年5月2日，即1923年5月2日；《沫若文集》第10卷又注為“1924年5月2日”，年代均有錯誤)的。不過，已經確認“物質是精神之母，物質文明之高度的發展和平均的分配才是新的精神文明的胎盤”的郭沫若，下決心要改變“從前深帶個人主度色彩的想念”(注：《孤鴻——致成仿吾的一封信》，《沫若文集》第10卷第289頁)，並且認真地投入了實際鬥爭，這樣，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他終於逐漸擺脫了文藝思想上的這種陳舊的羈絆。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標誌著革命高潮的到來。中國知識份子在劇烈的階級鬥爭面前經受著嚴重的考驗，發生了深刻的分化。這時的郭沫若，在大革命形勢的鼓舞和教育下，世界觀包括文藝觀都有更大的變化。他進一步批判了個性主義。一九二五年底在《文藝論集》的序文裏說：“我從前是尊重個性、景仰自由的人，但是最近一兩年之內與水平線下的悲慘社會略略的所接觸，覺得在大多數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個性的時代，有少數的人要來主張個性，主張自由，總不免有幾分僭妄。”他還指出：“要發展個性，大家應得同樣地發展個性。要生活自由，大家應得同樣的生活自由。”在對國家主義派的鬥爭中，他在《洪水》半月刊上陸續發表了《窮漢的窮談》、《共產與共管》、《新國家的創造》等一系列具有強烈的革命傾向和鮮明的階級觀點的文章，有力地回擊了他們對共產主義的歪曲和誣衊，揭露了他們“在舊式的國家制度之下主張富國強兵以圖少數特權階級的繁榮”的反動實質，主張“實行無產階級的革命”，“建設公產制度的新國家，以求達到全人類的物質上與精神上的自由解放”(注：《不讀書好求甚解》，收入《盲腸炎》集，見《沫若文集》第10卷第427頁、425頁)。此外，“五卅”慘案的現實感受還使他寫出了象《聶熒》那樣緊密地配合當時反帝任務的歷史劇，說明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對詩人創作思想的影響。
郭沫若於一九二六年三月赴廣州，任廣東大學文學院院長。為大家所熟悉的《革命與文學》一文就是去廣州後不久寫出的。這篇文章和三月初離滬前寫的《文藝家的覺悟》一樣，清楚地表明瞭郭沫若文藝思想的巨大發展。他從階級本質劃分了革命文學與反革命文學的界限：“你是反對革命的人，那你做出來的文學或者你所欣賞的文學，自然是反對革命的文學，是替壓迫階級說話的文學；……你假如是贊成革命的人，那你做出來的文學或者你所欣賞的文學，自然是革命的文學，是替被壓迫階級說話的文學。”和過去一般地否定純藝術論思想不同，在這裏，郭沫若運用階級觀點從文學和革命關係以及文學的社會作用上，以正面申說的方式批判了文藝的無目的論和非功利主義的觀點。同時，《革命與文學》一文還以“表同情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的定義，提出了革命文學的實際內容。《文藝家的覺悟》一文中也認定：“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文藝是站在第四階級說話的文藝，這種文藝在開式上是寫實主義的，在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儘管這兩篇文章還有早期革命文學理論所難以避免的那些簡單、籠統的缺點，但它們代表了一部分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作家在大革命浪潮推湧下的覺醒和進步，是我國從“五四”以來就具有社會主義因素的新文學的一個重大發展。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這不僅標誌了郭沫若文藝思想的巨大變化，而且也標誌了新文學運動在第一個十年內的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戰爭開始。郭沫若投入了戰爭的洪流，先後擔任北伐革命軍政治部秘書長、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當蔣介石叛變革命、殺害革命群眾的時候，他在武漢《中央日報》上發表了著名的《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揭露蔣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指出“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汙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是“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凶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這篇戰鬥檄文在關鍵時刻劃清了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鼓舞了人們的鬥志，在當時傳誦一時，可說是二十年代第一張討蔣的革命大字報。此後，郭沫若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同月由周恩來同志等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起義軍在廣東失敗後，郭沫若經由香港回到上海，寫詩集《恢復》，以“狂暴的音樂”、“螳韃的鼙鼓”回答了蔣介石的血腥屠殺。當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在上海掀起的時候，郭沫若是它的積極的參加者和支持者。
一九二八年以後，郭沫若在日本度過了十年的流亡生活。在這期間，他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研究中國的古文字學和古代社會歷史，論證了中國奴隸社會的存在，有力地駁斥了託派所謂“唯物史觀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謬論，在學術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績。他還對“左聯”東京分盟的活動作了積極的支援。此外，寫了自傳《我的童年》、《反正前後》、《創造十年》(一九四六年又寫了續篇)、《北伐途次》等。對於這“海外十年”，周恩來同志曾指出：這是郭沫若在革命退潮時“保持活力，埋頭研究，補充自己，也就是為革命作了新的貢獻，準備了新的力量”(注：《我要說的話》，1941年11月16日重慶《新華日報》)的十年。
抗日戰爭爆發後，郭沫若別婦為雛，回到闊別十年的祖國，在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下從事抗日救亡運動，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並在抗日統一戰線中擔任了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負責有關抗戰的文化宣傳工作。在文藝創作主面，除寫了《戰聲》、《蜩螗集》等詩集外，還配合現實鬥爭創作了不少歷史劇，這是郭沫若創作中又一重大成就。在皖南事變後寫出的《屈原》、《虎符》兩劇，演出時曾產生強烈的政治效果。抗戰勝利後，郭沫若堅持了反內戰、爭民主的鬥爭，勇敢地站在運動的前列。一九四八年來到解放區。這以後，他參加各項政治運動，思想有更大發展。創作上也不斷地取得新的收穫。
新中國成立後，他除了繼續不倦地進行多方面的著作活動外，還長期擔負著繁重的黨和國家的事務，從事科學、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領導工作，為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作出了新的貢獻。
郭沫若於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逝世。他不僅是現代中國傑出的作家、詩人和戲劇家，又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和古文字學家，他是繼魯迅之後，我國文化戰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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