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文學


《雜文、散文和報告文學》

第四節:雜文、散文和報告文學

各種類型的散文作品的蓬勃發展,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文學創作的一個顯著 特色。急遽變化的社會生活和尖銳複雜的社會鬥爭,給作家的刺激和感觸特別頻繁和直 接,「使作家不能夠從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鑄到創作裡去,表現在具體的形象和典 型裡;同時殘酷的強暴的壓力,又不容許作家的言論采取通常的形式。」(註:瞿秋白: 《〈魯迅雜感選集〉序言》)由於雜文適合於短兵相接的戰鬥需要,能直接而迅速地反 映社會上的日常事變,便於「對有害的事物,立即給以反響或抗爭」(註:魯迅: 《〈且介亭雜文〉序言》),這種文學形式在「左聯」的提倡和魯迅的鼓勵支持下,沖 破了反動政權的迫害與幫閒文人的「圍剿」,迅速地發展壯大起來。一九三二年「一二 八」戰爭以後,民族資產階級中一部分人有了比較強烈的抗日要求,一向以保守出名的 《申報》也實行改革,開始接受進步作家的稿子。以魯迅為首的不少左翼作者,相率為 它的副刊《自由談》寫作千字左右的短文。其它報紙繼起仿效。《太白》、《新語林》、 《芒種》、《雜文》(後改名《質文》)等期刊接著出版,都以登載這樣的短文為主。它 們或者叫做小品,或者稱為雜感,題材廣泛開闊,形式多樣靈活,春蘭秋菊,各極其妍, 在三十年代上半期形成了一種蓬蓬勃勃的局面。由於雜文在文壇上風行,登載雜文的刊 物眾多,以致有人把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分別稱為「小品文年」和「雜誌年(指 專登小品雜感的小刊物)。

本時期的雜文作者,除魯迅外,應當提到的是瞿秋白。在三十年代初,瞿秋白以雜 文為武器對舊社會進行鬥爭。無論社會批評或文藝雜感,都反映出他作為政治活動家的 突出的敏感。《流氓尼德》、《財神的神通》等文對新軍閥統治進行了有力的撻伐。他 聯繫世界資本主義的必然走向死亡,說明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大資產階級已經沒有什 麼「真本事」,他們只能靠「特殊本事」——賭、打、騙、嚇、抵賴、罰咒等「流氓手 段」來維持自己的統治;揭露了中國的「財神」們(地主、資本家)在其主子——外國 「大財神」的指使下進行內戰、屠殺人民的罪行。當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民族危機 日深的時候,瞿秋白的《拉塊司令》、《苦悶的答覆》、《曲的解放》、《迎頭經》等 文,狠狠地打擊了國民黨的投降賣國政策,戳穿了他們的無恥欺騙伎倆。他抓住敵人言 行之間的矛盾,把他們不能見人的「後台戲搬到前台來演」,使他們對外屈膝求降、對 內殘酷鎮壓的真相大白於天下。瞿秋白也把他的筆鋒指向那些參加反革命文化「圍剿」 以配合反革命軍事「圍剿」的各種反動文藝流派,揭穿了他們的丑惡嘴臉:《王道詩話》 指出「新月派」高唱的「人權」其實是在粉飾反動政府的統治權;《出賣靈魂的秘訣》 指出胡適向日本帝國主義者「上條陳」,主張「征服中國民族的心」,正是他「出賣靈 魂的唯一秘決」;他畫出了「新月派」詩人的貓樣的嘴臉(《貓樣的詩人》)和「民族主 義文學家」的法西期面貌(《狗樣的英雄》);他指出以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來掩蓋其反動 本質的「自由人」不過是一種「皮紅」而「肉白」的「紅蘿蔔」,提醒人們多加警惕 (《紅蘿蔔》)。瞿秋白的這些文章,有時帶有某種「左」的情緒,但它們大多剝露了敵 人的反動本質,傾注了憤怒和憎惡的感情,犀利潑剌,是投向敵人心髒的匕首。 除了以猛烈的火力掃射舊的世界之外,瞿秋白還以強烈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歌頌 「中國真正群眾的徹底的新英雄」,呼喚著新世界的誕生。《一種雲》、《暴風雨之 前》、《〈鐵流〉在巴黎》等,就是這一類的文章。在陰雲密佈的中國,他號召群眾 「自己去做雷公公電閃娘娘」,用「驚天動地的霹靂」打開層層的「烏雲」,創造「光 華燦爛的宇宙」。這類文章為數不多,卻是當時一般雜文中少有的新的主題。瞿秋白善 於抓住事物的特徵,通過對一些上層人物言行的白描,運用恰當而富有概括性的比喻, 創造出某種社會典型。他有時也用象征的手法來把他所要說明的問題形象化(例如《一 種雲》),有時又通過對社會習俗的描繪來引起人們的聯想(例如《民族的靈魂》)。他 適應文章內容的特點和戰鬥的需要,採用政論、短評、隨感錄、書評、抒情散文、雜劇、 短曲、寓言等多種形式來進行戰鬥,都能寫得深入淺,明白曉暢。瞿秋白的雜文在思想 和藝術的統一方面取得了較高的成就。

「左聯」時期,茅盾、郁達夫、陳望著、阿英(錢杏村)等作家,也都在從事小說創 作或文藝批評的同時,運用雜文的形式進行了戰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魯迅的影響 下,青年作者大量湧現,各各以雜文為武器,或則抨擊政治的黑暗,或則揭露社會的矛 盾,或則針砭時事,或則漫談文藝,內容廣泛,風格各殊,然而莫不短小精悍,鋒利有 力,表現了虎虎的生氣。徐懋庸(1910—1977)寫了《不驚人集》、《打雜集》等,批評 時事,潑剌有力,寫來從容自如,不事雕砌,魯迅為他的《打雜集》撰寫序文,在文壇 有較大影響。唐濤的《推背集》、《海天集》等雜文,揭發時弊、抗爭現實,時復帶著 散文筆調,含有抒情氣氛,在藝術風格上受有魯迅的影響。徐詩荃得到魯迅的幫助,變 換多種筆名,在《申報》副刊《自由談》發表不少反抗束縛、批評時政的短評,題材廣 泛,筆致嫻熟。此外如聶紺弩的酣暢淋漓,周林齋的嚴謹縝密,柯靈的瀟灑清麗,各具 特點,自成一格。王任叔(巴人)著有《常識以下》,夏征農著有《野火集》,都是於小 說、評論之余兼寫雜文的作家。還有陳子展的考證,孔另境的隨筆,也為讀者所歡迎。 這些文章的出現,正如魯迅所說:「第一是使中國的著作界熱鬧,活潑;第二是使不是 東西之流縮頭;第三是使所謂『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顯出不死不 活相。」(註:《且介亭雜文二集﹒徐懋庸作〈打雜集〉序》)

三十年代的抒情散文創作,較「五四」時期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不僅二十年代步 入文壇的老作家繼續撰寫,本時期湧現的一些新作家,也在創作小說、詩歌、戲劇的同 時,寫了大量抒情散文,並且還出現了以創作抒情散文為主的作家。他們或則揭露丑惡 的黑暗現實,或則贊頌人民的反抗鬥爭,或則描繪祖國或世界的壯麗山河,或則抒寫個 人的胸臆,使這類散文作品呈現出豐富多彩的繁榮景象。

何其芳(1912—1977)和李廣田(1906—1968),是這類散文的代表作家。他們與卞之 琳合出過詩集《漢園集》,因而有「漢園三詩人」之稱。那些詩作,從個人憂悒情懷的 歌唱裡顯示對現實的不滿,並注意詩的意境的優美與完整。何其芳的詩以清新柔婉見長; 李廣田的詩比較樸質渾厚;卞之琳則注重想象的微妙和表現的經濟,有些詩比較晦澀難 懂。何其芳和李廣田後來都以更多的精力從事散文的寫作。

《畫夢錄》是何其芳苦心經營之作,得到許多讀者的喜愛。一九三七年,該書與曹 禺的《日出》、蘆焚的《谷》一起,獲得《大公報》的文藝獎金。獎金評選委員會認為: 「在過去,混雜於幽默小品中間,散文一向給我們的印象多是順手拈來的即景文章而 已。……《畫夢錄》是一種獨立的藝術製作,有它超達深淵的情趣。」肯定的正是它在 散文寫作方面的新的探索以及所取得的藝術成就。作者「喜歡想象著一些遼遠的東西。 一些不存在的人物。和許多在人類的地圖上找不出名字的國土。」(註:《畫夢錄》代 序:《扇上的煙雲》)《畫夢錄》和隨後的《刻意集》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滿 丑惡現實而又找不到出路的寂寞、哀愁、徘徊與探索的感情,帶有夢幻與憧憬的色彩。 何其芳善於使用濃麗精緻的語言,優美新奇的比喻,寫出具有詩意的散文。作者說: 「我不是從一個概念的閃動去尋找它的形體,浮現在我心靈裡的原來就是一些顏色,一 些圖案。」(註:《刻意集﹒夢中的道路》)而那些「顏色」和「圖案」,也確實成為他 的散文中首先吸引人們注意力的部分。他當時的藝術方法帶有曾經流行於西歐的印象主 義的明顯影響。寫作較遲的《還鄉雜記》,說明作者經過生活鞭子的打擊,開始從幻想 轉向了現實世界。他通過自己的見聞和回憶,描寫家鄉四川一角的悲慘景角。「這在地 理上被稱為肥沃的山之國,很久很久以來便已為饑餓、貧窮、暴力和死亡所統治了。無 聲的統治,無聲的傾向滅亡。」(《樹陰下的默想》)《還鄉雜記》是何其芳的思想和創 作一個新的起點,如他自己所說,他的情感粗起來了,它們和《畫夢錄》中那些雕飾幻 想的東西是多麼不同啊。」(註:《還鄉雜記》代序:《我和散文》)這時,代替了原先 好種「顏色」和「圖案」,打動讀者的已經是作家對於黑暗現實的譴責和鞭撻了。 李廣田著有《畫廊集》、《銀狐集》,他大多「寫了一些在舊社會受折磨和沒有出 路的人」(註:《〈散文三十篇〉序》)。我們從中看到處處受人欺侮和捉弄的問渠君, 因曾談起過「關於革命的意見」,而終於「送掉了性命」(《記問渠君》);滿身馱負重 載的老渡船,在各種屈辱中渡過自己的人生歷程(《老渡船》);在山澗采花出賣的啞巴, 為了生活,並不因為父兄都死亡山澗而不斷承父兄的事業,仍需把自己的生命掛在萬丈 高崖之上(《山之子》)。作者說:「我是一個鄉下人,我愛鄉間,並愛住在鄉間的人 們。」(註:《〈畫廊集〉題記》)這使他以很多筆墨描寫故鄉山東的風物和自己早年的 生活,並在字裡行間蘊藏著真摯的愛憎。作者長於刻劃人物,筆下一些平凡其至卑微的 人物,都有個性的特徵。文風自然渾厚,於親切中略帶憂鬱。和何其芳一樣,他的創作 趨勢,「漸漸地由主觀抒寫變向客觀的描寫一方面」(註:《〈銀狐集〉題記》)。動盪 不安的社會現實,人民生活的日益困苦,把他們逐步地、不同程度地捲進了鬥爭的漩渦。 而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又為他們創作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當時以寫作抒情散文著稱的,還有陸蠡(?—1942)和麗尼等人。陸蠡在抗戰前寫有 《海星》、《竹刀》二集,文字清新委宛,對不合理的舊世界時時提出直接的控訴。 《水碓》(《海星》)一文描敘被水碓搗成肉醬的童養媳的悲慘故事;《啞子》(《海星》) 勾畫了一個「天生的不具者」,一個受人剝削、踐踏而訴告無門的勞動者的遭際;在憤 激的語調裡,表達了作者熱愛勞動人民的正直心靈。一九四□年出版的《囚綠記》,寫 在「異族的侵凌,祖國蒙極大的恥辱」(《池影》)的時候,而作者那時又留居在已成 「孤島」的上海,字裡行間更是洋溢著「寂寞」和「激怒」的感情。文筆樸素,而清婉 動人。陸蠡於一九四二年被日本法西斯強盜殺害。麗尼的散文集《黃昏之獻》、《鷹之 歌》、《白夜》,抒發了陰暗的時代給作者帶來的苦悶,其中充滿了「個人的眼淚,與 向著虛空的憤恨」(註:《〈黃昏之獻〉後記》),於低徊憂悒的筆調中迴盪著對現實的 不滿和對光明未來的憧憬(如《鷹之歌》等篇),文字清麗,但缺乏具體描繪,有時不免 給人以空泛與雕砌之感。

這一時期發表散文較多的另一位作家,是豐子愷(1898—1875)。如果說前面提到的 何其芳等人的作品受有較明顯的外來影響,豐子愷的散文則更多的繼承了我國傳統散文 的一些長處。他在一九三一年出版了《緣緣堂隨筆》,以後又有《緣緣堂再筆》和《車 廂社會》等問世。他的早期散文,或則贊美兒童的天真和歌頌人格的完整,想「撤去世 間事物的因果關係的網,看見事物的本身的真相」(《緣緣堂隨筆﹒從孩子得到的啟 示》);或則悵歎宇宙的無窮和時光的流逝,將「宇宙間人的生滅」比作「猶如大海中 的波濤的起伏」(《緣緣堂隨筆﹒阿難》)。這些雖在一定程度上表達出了對虛偽驕矜的 社會風習的不滿,狀物寫神,娓娓動聽,但又往往只能引導讀者避開現實,在幻想的空 中樓閣中暫時忘卻身邊的塵垢和荊棘。稍後的散文具有較多的社會內容,描畫了一些可 喜可悲的人物和事件,如《三娘娘》(《車廂社會》)一篇,對城市底層人民艱苦的勞動 生活寄寓了深厚的同情。於樸實平淡之中,寫出一些耐人咀嚼的情景和事件,是豐子愷 散文的藝術特色。

報告文學是在我國人民抗日救亡鬥爭中新興的一種文學樣式。它不同於雜感的偏於 說理,也不同於散文的側重抒情,它是文藝性的記事,用對事件的描述來表達對社會現 象的批判。它以素描的手段將劇變中的社會生活迅速展示在讀者面前,有助於人們及時 認識現實。

「左聯」對報告文學大力提倡。在一九三□年八月「左聯」執委會通過的《無產階 級文學運動新的情勢及我們的任務》和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左聯」執委會的決議《中國 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中,提出了參考和采用「西歐的報告文學」形式「創造我 們的報告文學」的任務。「九一八」後,在報刊上開始出現一些短小的反映人民抗日斗 爭的報告性作品,《文藝新聞》刊載了《給在廠的兄弟——關於工廠通訊的任務與內 容》、《報告文學論》等提倡和介紹報告文學的文章。《北斗》上也發表了有關報告文 學理論的譯文。這可以說是我國報告文學的萌芽時期。「一二八」戰爭發生,很多進步 作家到前線去,寫了不少反映戰爭情況的報告,刊載於《烽火》(《文藝新聞》戰時特刊) 和《北斗》等雜誌上,執筆者有鄭伯奇、適夷等和一些業餘的文藝青年。還有一些報導 收在《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一九三二年四月出版)一書裡。隨著反帝運動的開展,報 告文學與「文藝通訊員運動」結合,作者和題材範圍更加擴大,參加寫作的有工人、農 民、兵士、學生、店員;人民大眾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下的災難和反抗成了描寫的主要 內容。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活的記錄》一書,就是各地較好的報告文學作品的選輯。在 本時期最後兩年內,由於抗日運動的高漲和「國防文學」的倡導,加之捷克著名報告文 學作家基希《秘密的中國》和墨西哥人愛密勒《上海——冒險家的樂園》中譯本先後發 表,進一步促進了報告文學的發展。一九三六年茅盾主編的《中國的一日》和稍後由梅 雨主編的《上海的一日》,所收輯的文章都是用報告文學的形式寫成的。茅盾在《中國 的一日》的《序》裡指出:「在這丑惡與聖潔,光明與黑暗交織著的『橫斷面』上,我 們看出了樂觀,看出了希望,看出了人民大眾的覺醒;因為一面固然是荒淫與無恥,然 而又一面是嚴肅的工作!」這些作品,確實相當廣泛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面貌。 本時期的報告文學創作也出現了優秀的作品。一九三六年六月,夏衍的《包身工》 (註:載《光明》半月刊創刊號)發表。這是一篇真實地反映上海日本紗廠裡一群失去人 身自由的女工們的非人生活的報告文學作品。這裡「沒有光,沒有熱,沒有希望,…… 沒有法律,沒有人道。這兒有的是二十世紀的爛熟的技術、機械、體制,和對這種體制 忠實地服務著的十五六世紀封建制度下的奴隸!」作者著重地描寫了其中一個外號「蘆 柴棒」的青年女工慘絕人寰的遭遇,有力地控訴了日本資本家及其幫兇——工頭們的令 人發指的罪行。他還警告喝血自肥的殖民主義者要當心「呻吟著的那些錠子上的冤魂」, 預言黑暗的日子必將消逝,「黎明的到來還是沒法可推拒的」。這篇作品是經過社會調 查寫出的,因為題材的現實性,作家的筆端又飽含著憤怒的感情,所以能在生動具體的 描畫裡喚起讀者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強烈仇恨。

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以辛辣的諷刺和濃郁的抒情筆調,逼真地寫出 了山西反動統治者在「防共」措施下所造成的「流言所播,草木皆兵」的情景。人們在 春天裡感受不到春天的溫暖,周圍佈滿了「恐怖的氛圍」。作品對反動軍閥進行了有力 的揭露和鞭撻,也是本時期一篇較好的報告文學。它同《包身工》一樣,克服了過去報 告文學只偏重於報導事實而不注意藝術加工的缺點,標志著我國年輕的報告文學的顯著 進步。報告文學在抗日戰爭時期有更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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