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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韋莊、司空圖
晚唐農民大起義前後，還有一些沈湎於歌舞聲色或隱遁於山水田間的詩人，韋莊、司空圖就是這類詩人的代表。雖然深重的時代災難，尖銳的社會矛盾，也不能不在他們的作品中有所反映，但他們對待矛盾的立場和態度，和皮日休等作家顯然是有所不同的。
韋莊(836為—910)，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人。乾甯元年進士，曾官右補闕，後入蜀為王建書記。唐亡，王建稱帝，莊為宰相，死于蜀。
僖宗中和三年(883)，他因為應科舉，居京洛一帶，目睹耳聞黃巢入長安前後的情事，寫成了長篇為事詩《秦婦吟》，詩中假託一個被起義軍俘虜的婦女的自述，對進入長安的起義軍加以誣衊和嘲笑，對起義軍所誅殺的公卿貴族則表示同情。但詩人即使站在維護腐朽唐王朝、仇恨起義軍的立場上，他對官軍的腐敗和殘暴的面目，也不能不深表憤慨。例如下一段：
路旁試問金天神，金天無語愁於人。……一從狂寇陷中國，天地晦冥風雨黑。案前神水咒不成，壁上陰兵驅不得。閑日徒歆奠饗恩，危時不助神通力。我今愧恧拙為神，且向山中深避匿。寰中簫管不曾聞，筵上犧牲無處覓。旋教魔鬼傍鄉村，誅剝生靈過朝夕。妾聞此語愁更愁，天遣時災非自由。神在山中猶避難，何須責望東諸侯為……
在長篇為事中，突然插入這一段神怪的自白，顯然是諷刺那些不敢和英勇的起義軍交鋒、卻躲在深山誅剝普通百姓的官軍。詩人還通過一位東畿老翁的哭訴，描繪了官軍殘酷搜刮人民的面目：
千間倉兮萬斯箱，黃巢過後猶殘半。自從洛下屯師旅，日夜巡兵入村塢。……入門下馬若旋風，罄室傾囊如卷土。家財既盡骨肉離，今日殘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萬家。朝饑山草尋蓬子，夜宿霜中臥荻花。……
這些地方，客觀上反映了歷史現實的部分真相，具有一定的認識價值。這首為事詩，長達一千三百六十八字，是現存唐詩中篇幅較長的詩篇。結構的完整嚴密，語言的生動流麗，都和白居易為事詩有相似之處。韋莊其他詩，如《憫耕者》的“如今暴骨多於土，猶點鄉兵作戍兵”；《睹軍回戈》的“昨日屯軍還夜遁，滿車空載洛神歸”：或沈痛地譴責不義的戰爭，或含蓄地諷刺官軍擄掠婦女，都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後一詩可以和上引《秦婦吟》的片段互相映照。
韋莊現存的詩，絕大多數是懷慕承平繁華的往日生活，或抒發及時行樂的頹放心情。這些詩，絕大多數是採用近體形式，詩風有時近於輕浮，頗有形式主義傾向。只有幾首絕句，藝術上較有成就。如：
晴煙漠漠柳參參，不那離情酒半酣。更把馬鞭雲外指，斷腸春色在江南。
——《古離別》
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台城柳，依舊煙籠十裏堤。
——《台城》
這裏，無論是寫離情，或寫懷古，都流露出濃厚的淒惋感傷的末世情調。這是晚唐詩中普遍的情調。後一詩中，雨絲風片，滿堤煙柳的景色和“六朝如夢”的悵惘心情交融在一起，更把這種情調表現得格外淒豔。韋莊也是著名詞家，在第十三章裏，我們更可以看到他的詞和他的近體詩情調的一致。
司空圖(837—908)，字表聖，河中虞鄉(今山西虞縣)人。咸通末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黃巢起義後，遁隱中條山王官谷，成為著名的大莊園地主。朱溫代唐後，不食而死。
司空圖的詩，較近王維一派，主要是寫山水隱逸的閑情，但內容非常單薄，有形式主義的傾向。他所自鳴得意的也不過是個別佳句，如“草嫩侵沙短，冰輕著雨消”(《早春》)；“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聊”(《下方》)之類。在文學史上，他主要是以詩論著名。
盛唐、中唐時代，王、孟、韋、柳一派詩人不大發表詩歌的理論主張，只有在中唐皎然所著的《詩式》中，在論一般形式、格律問題之外，也談到“但見性情，不睹文字”的“文外之旨”。稍後，李德裕《文章論》中，也提到“文外之意”，而且作《文箴》，以十二句韻語論文章。司空圖受了他們的為發，在理論上有更大的發展。他的主張，見於他的幾封書信和《詩品》中。他的《與李生論詩書》說：
文之難，而詩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以充饑而遽輟者，知其酸鹹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停蓄、溫雅，皆在其間矣。……王右丞、韋蘇州澄淡精致，格在其中，豈妨於遒舉哉為……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辨味”和“韻外之致”是司空圖詩論的核心。南朝鍾嶸論詩也曾經提到“滋味”，但他只是要求詩歌應該有“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的藝術效果，並不忽視詩歌的思想內容。司空圖卻把“辨味”當作詩歌創作和批評的主要原則，而且大談其玄虛的“味外之味”，這顯然是鍾嶸觀點的片面發展。
他的《詩品》，主要是發揮他“韻味”論的。這裏，他把詩歌的風格分為雄渾、沖淡、纖儂等二十四類，每類各以十二句形象化的韻語來形容比喻其風格的面貌。從表面看來，他提到的風格是多方面的，既有沖淡、含蓄、飄逸，也有雄渾、豪放、悲慨，他似乎並不專主一格。但是，我們仔細體會，就可以看出，他所謂的“雄渾”，是要求“超以象外，得其環中”，他所謂的“豪放”，是要求“真力彌滿，萬象在旁”，他所謂的“悲慨”，也更多地是注重“蕭蕭落葉，漏雨蒼苔”的空靈氣氛。總而言之，在各類風格中，他都在極力鼓吹遠離現實生活體驗的超脫意境。正因為他在各種風格中都貫穿著同一理論、同一美感趣味，所以各品之間的風格面目，往往模糊相似。如“超詣”和“沖淡”，“沈著”和“典雅”，都很難從概念和形象比喻上加以區分。
但是，在《詩品》中，也有些描寫比喻，相當形象地概括了某些詩的風格、意境。如“自然”一品：
俯拾即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著手成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真予不奪，強奪易貧。幽人空山，過水采蘋。薄言情晤，悠悠天鈞。
這裏不僅寫出“自然”詩境給人的親切感受，也為發人們瞭解達到“自然”風格的途徑，頗能表現作者在詩歌創作上的修養和體驗。其他如“洗煉”、“清奇”諸品，也有恰到好處的刻畫形容。他的文字很優美，如“綠杉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露餘山青，紅杏在林，月明華屋，畫橋碧陰”等，不僅音韻鏗鏘，而且飽含詩意，所以讀者往往深受吸引，不再考慮他理論的實質。
在對具體詩人的評論中，他一方面反復稱讚王維、韋應物的山水詩，另一方面又說：“元白氣京而力孱，乃都市豪估耳。”(《與王駕評詩書》)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觀點顯然和熱烈讚揚白居易的皮日休等現實主義詩人的理論和實踐是針鋒相對的。
他的詩論，後來經過宋代嚴羽、清代王士禎等人的發揮，對後代的批評和創作發生了不少的消極影響。此外，如袁枚的《續二十四品》也仿效他的四言韻語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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