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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俗賦、話本和詞文
被現代學者收在《敦煌變文集》一類書裏的其實還有並不屬於變文的作品，其中首先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韓朋賦》、《晏子賦》、《燕子賦》等俗賦。《韓朋賦》寫韓朋夫婦為宋王迫害，終至雙雙殉情，具有較高的思想意義。《韓朋賦》的本事最早見於《搜神記》，全篇文字古樸，又多用古韻，可能是隋唐以前流傳下來的。《晏子賦》寫晏子使梁時，梁王因他短小醜陋，設辭譏笑，反為晏子所諷刺。《燕子賦》寫黃雀強奪燕巢，燕子向鳳凰控訴，被鳳凰判罪。它們是上承魏晉南北朝的雜賦與俳諧文，如為託宋玉的《諷賦》、曹植的《鷂雀賦》，及見於袁淑《俳諧文》的《雞九錫文》等，下為後來的《大口賦》、《風魔賦》、《雞鴨論》(注：《大口賦》、《風魔賦》見《輟耕錄》所載金院本名目。《雞鴨論》見關漢卿《五侯宴》雜劇。)等通俗詼諧之作的。此外與俗賦體裁相似的尚有《孔子項托(橐)相問書》和《茶酒論》。前者寫孔子出遊，遇見小兒項托(橐)，提出許多難題問他，他對答如流，最後反難倒了孔子。它同《列子·湯問》裏記兩小兒論太陽遠近，使孔子不能回答，都是我國文學史上較早也較好的兒童故事作品。後者敘茶、酒各自誇耀，爭論不決，最後由水出來調停。全文設為主客問答，又都用韻，實際是一篇俗賦。《茶酒論》前題“鄉貢進士王敷撰”，後題“知術(行)院弟子閻海真自手寫記”(注：《茶酒論》末有開寶三年閻海真題記，可能是五代或宋初人作品。)，可見當時有些通俗文學作品出自文人手筆，而且在行院裏演唱的。
其次，從敦煌發現的《廬山遠公話》、《韓擒虎話》、《葉淨能話》(注：《葉淨能話》原題作“葉淨能詩”，“詩”實是“話”字之誤，因為全篇都是散敘，沒有一句詩。)等作品看，顯然，話本小說在唐代就已出現。殘缺的《唐太宗入冥記》也屬於這一類。話本小說以散文為說故事，很少或沒有詩歌配合。《葉淨能話》寫道士葉淨能的神奇故事，為道教宣傳；但其中葉淨能懲處搶佔張令妻子的岳神和魔祟康太清女兒的妖狐，以及他帶領唐明皇遊月宮的描寫，仍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人民的願望和幻想。故事曲折動人，語言也在較大程度上擺脫俗賦的駢儷作風，可說是現傳唐人話本裏較有代表性的作品。
最後是被稱作詞文的通俗為事詩，如《季布罵陣詞文》和失題的董永唱詞。它們全用七言詩歌唱，而且一韻到底。《季布罵陣詞文》敘季布在陣上罵退漢王，漢王滅楚後懸重賞搜捕季布，季布幾次蒙難，終於憑仗機智，絕處逢生。全詩故事曲折，鋪為詳贍，長達三百二十韻，四千四百多字，可以看作是我國唐代以前最長的為事詩。
包括變文在內的唐代通俗文學，題材、體制既多種多樣，藝術成就也互有高下。一些比較動人的作品大都富於幻想，帶有比較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而缺乏對現實生活的細緻描繪。我們不僅從《廬山遠公話》、《葉淨能話》等宗教性故事裏看到山神造寺、潭龍聽經，以及月中水晶宮、娑羅樹的神奇景象；即歷史傳說和民間故事也被塗上了種種神異的色彩，如韓擒虎死作閻羅、唐太宗生魂入冥，以及項托(橐)死後化為森森百尺的竹竿等。這些設想雖離奇不經，或帶有宣揚宗教意味，但也曲折傳達了人民對某種理想境界的憧憬，對某些迫害人民的力量的憎恨。這在孟姜女、韓朋的故事裏尤其明顯。對人物外貌、動作及場面有許多誇張性的渲染，而缺少人物內心的刻劃；有時故事情節雖比較簡單，而結構仍相當宏偉，也是這類作品的藝術特徵。它較多繼承賦家鋪張揚厲的作風，而缺乏後來小說家的傳神之筆。如《伍子胥變文》寫子胥逃亡的一段：
悲歌未了，由(猶)懷慷慨，北背楚關，南登吳會。屬逢天暗，雲陰愛代。失路傍徨，山林摧滯。怪鳥成群，群狼作隊，禽號猩猩，獸名狒狒。忽示(爾)心驚，拔劍即行。匣中光出，遍野精明，中有日月，北斗七星，心雄慘烈，不巨千兵。
這些整齊而有韻的鋪為文句是上承魏晉南北朝的賦體，又一直影響到宋元以來戲曲裏的韻白和說唱裏的賦贊的。從語言風格看，一些從隋唐以前流傳的故事傳說，文句都比較整飭，帶有六朝駢儷餘風，而語氣不夠流暢。中晚唐的作品如《葉淨能話》及《張義潮變文》、《張淮深變文》中的散文部分，就較多散行單句，明白流暢，接近口語。可以看出它們是在魏晉南北朝的雜賦、誹諧文和宋元話本小說、說唱文學之間起了橋梁的作用的。
唐代通俗文學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當時傳奇小說以及《長恨歌》、《秦婦吟》等長篇為事詩的創作，對後來文學創作的影響也是相當深遠的。它的影響首先表現在較多從人民利益出發的愛憎態度，以及富於想象、誇張的浪漫主義色彩，它表現了一般民間文學的共同特徵。其次是在題材上為後人提供大量的歷史傳說和民間傳說。這些故事傳說有不少是從隋唐以前流傳的，但大都經過當時民間藝人或文人的加工，在內容上有所豐富。最後是它成為宋元時期一些新的文學樣式，如話本、詞話、彈詞、戲曲等的前驅，使我們清楚地看到這些文學樣式是怎樣在人民群為的長期哺育和民間藝人及文人的創造性勞動中逐漸成長壯大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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