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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李煜及南唐其他詞人
五代時期有幾個跟花間詞人同時而稍晚的詞家，集中在當時南唐的首都金陵，這就是一般文學史家所稱的南唐詞人。重要作家有馮延己、李景和李煜，以李煜的成就為較高，影響也較大。
南唐在李弁統治時期曾經擴充國境到湖北、湖南和浙江的部分地區。金陵、揚州本來是長江下游最繁盛的都市，這時經濟繼續有所發展，中原人士有不少到這裏來避亂，南唐的國君又都比較愛好文學，因此南唐的文化發展也比其他割據一方的國家強一些。陳世修在《陽春集序》中說：
金陵盛時，內外無事，朋僚親舊或當宴集，多運藻思為樂府新詞，俾歌者倚絲竹歌之，所以娛賓而遣興也。
南唐詞主要是在這種生活基礎上為生的，它跟歐陽炯在《花間集序》裏所描寫的並沒有什為兩樣。然而南唐在中主李景的後期就面臨周、宋的威脅，國勢日弱，終至委靡不振。這些沒落小王朝的君臣，既不能勵精圖治，振作有為，即使還強歡作樂，苟且偷安，卻不能不流露他們絕望的心情，這就構成了南唐詞的感傷基調。它和那些依恃山川的險固而流宕忘返的西蜀詞人的表現又稍有不同。
馮延己(904—960)，字正中，廣陵(今江蘇揚州)人，曾官至中主朝宰相。遺有《陽春集》，留詞一百多首。其中〈鵲踏枝〉十幾首向來認為最能代表他的成就。
誰道閑情為擲久為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裏朱為瘦。河畔青蕪堤上柳，為問新愁，何事年年有為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
幾日行雲何處去為忘了歸來，不道春將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系在誰家樹為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飛來，陌上相逢否為撩亂春愁如柳絮，悠悠夢裏無尋處。
這些詞跟花間詞人不同的地方是逐漸擺脫了對於婦女的容貌、服飾的描繪，而著力抒寫人物內心無可排遣的哀愁。與此相聯繫，語言也比較清新流轉，不象花間詞人的雕琢、堆砌。“托兒女之辭，寫君臣之事”，本來是封建歷史時期詩人的傳統手法之一，作者把詞中人的“閑情”、“春愁”寫得這樣纏綿悱惻，即隱約流露了他對南唐沒落王朝的關心和憂傷。馮詞這些內容和手法把從溫庭筠以來的婉約詞風更推前一步，並為後來的晏殊、歐陽修等所繼承。
南唐中主李景(916—961)即位初期還能承李弁的餘威，擴展國土到福建，成為南方的大國。後期由於內外危機交迫，只得奉表稱臣于周。他遺詞四首，比較著名的是那首〈攤破浣溪沙〉。
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無限恨，倚闌幹。
內容還是離愁別恨，但境界更闊大，感慨也更深沈了。從作品所流露的濃厚感傷情調看，當是他後期的作品。
李煜(937—978)，字重光，他工書，善畫，洞曉音律，具有多方面文藝才能。當九六一年他繼中主即位的時候，宋已代周建國，南唐形勢更岌岌可危。他在對宋委曲求全中過了十幾年苟且偷安的生活，還縱情聲色，侈陳遊宴。南唐為宋所滅後，他被俘到汴京，過了二年多的囚徒生活，終於在九七八年的七夕，被宋太宗派人毒死。
李煜從南唐國主降為囚徒的巨大變化，明顯地影響了他的創作，使他前後期的詞呈現出不同的風貌。他前期有些詞寫他對宮庭豪華生活的迷戀，實際是南朝宮體和花間詞風的繼續。如下面這首〈浣溪沙〉：
紅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縐。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遙聞簫鼓奏。
這些詞儘管在人物、場景的描寫上較花間詞人有較大的藝術概括力量，但當南唐王朝進一步走向沒落時，他還那樣得意洋洋地寫他日以繼夜的酣歌狂舞生活，那是十足的亡國之音。當時南唐另一個頭腦比較清醒的詞人潘佑就曾諷刺他說：“桃李不須誇爛漫，已輸了春風一半。”(注：這是潘佑題紅羅亭詞殘句，原見《鶴林玉露》。)可說是這個亡國之君精神面貌的最好寫照。
在南唐內外危機深化的過程中，李煜逐漸也感覺到他無法擺脫的沒落命運，因此在部分詞裏依然流露了沈重的哀愁。如〈清平樂〉：
別來春半，觸目柔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雁來音信無憑，路遙歸夢難成。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這首詞相傳是他亡國前不久的作品，雖然還是傷離念別的傳統題材；但從“拂了一身還滿”的落花和“更行更遠還生”的春草裏已可以感覺到他心情的沈重。
南唐的亡國使他丟掉了小皇帝的寶座，也使他在詞創作上獲得了一些新的成就。這一段由南唐國主轉變為囚徒的經歷，使他不能不從醉生夢死的生活裏清醒過來，面對殘酷的現實，在詞裏傾瀉他“日夕以眼淚洗面”的深哀巨痛，象下面這些詞裏所表現的：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為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為改。問君能有許多愁為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虞美人〉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餉貪歡。獨自莫憑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浪淘沙〉
此外如〈烏夜啼〉、〈子夜歌〉及另一首〈浪淘沙〉也都是這時期寫的傳誦人口之作。李煜在這些詞裏所念念不忘的“故國”“往事”實際只是一個“雕闌玉砌”裏的小皇帝的生活，這種生活既是必然沒落的，他本身的局限和當時的處境，也不可能使他看到任何更好的前途。這樣，他就只能沈沒在象一江春水似的長愁裏而不能自拔。這些詞在過去歷史時期曾經感動過不少失去了自己美好生活的人們，卻依然缺乏一種使人看到自己的前途而為之奮鬥的力量，這是我國文學史上許多以感傷為其基調的詩人的共同特徵，他們跟那些格調悲壯的詩人可以明顯區別開來。
李煜在我國詞史上的地位，更多地決定於他的藝術成就。這首先表現在他改變了晚唐五代以來詞人通過一個婦女的不幸遭遇，無意流露或曲折表達自己心情的手法，而直接傾瀉自己的深哀與劇痛。這就使詞擺脫了長期在花間尊前曼聲吟唱中所形成的傳統風格，而成為詩人們可以多方面言懷述志的新詩體，對後來豪放派詞家在藝術手法上有影響。和李詞的直接抒情的特點相聯繫，他善於用白描的手法抒寫他的生活感受，如“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都構成了畫筆所不能到的意境，寫出他國破家亡後的生活感受。他還善於用貼切的比喻將抽象的感情形象化，如“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流水落花春去也”等句都是。語言也更明淨、優美，接近口語，進一步擺脫花間詞人鏤金刻翠的作風。
李詞這些藝術成就，不僅決定於他個人不平常的遭遇和在詞創作上的努力，同時由於晚唐五代以來，一些詞人在藝術上的不斷探索，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經驗，使他有可能在這基礎上繼續提高。這其間，西蜀韋莊早就在花間詞派裏獨樹一幟，而南唐的馮延己、李景更直接引導他向這方面前進。文人運用民間新詩體，怎樣吸收前代詩人藝術上的成就，並適當改變傳統題材、手法的局限，使它可以較自由地表情達意，需要一個藝術探索的過程。建安詩人之于五言詩，初盛唐詩人之於七言詩，南唐詞人之于詞，就這方面說，有其共同的意義；雖然他們作品的思想價值和對後人的影響並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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