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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昆腔的興起和常浣紗記、鳴鳳記
明中葉前後流行的戲曲唱腔影響較大的有弋陽腔和昆腔。弋陽腔源出於江西弋陽，最初流行於贛北、皖南等腹地，比之產於工商業高度發展地區的海鹽腔、昆腔，它更顯得粗獷而富有民間氣息。弋陽腔主要以鑼鼓等打擊樂器伴奏，有滾唱和幫腔，這是適應它在廣場演出的需要的。比之其他唱腔，弋陽腔流傳的地區也最廣。
昆腔創始於元末，元末明初的碩堅是對昆腔進行加工提高的戲曲音樂家(魏良輔《南詞引正》記載：“元朝有碩堅者，雖離昆山三十裏，居千墩，精于南辭”，“善發南曲之奧，故國初有昆山腔之稱。”)。蘇州昆山一帶是明代東南沿海地區工商業經濟發展的中心，戲曲演出最盛，這就使原來在昆山地區流行的戲曲唱腔有可能吸收其他唱腔的長處來豐富自己。昆山魏良輔是昆腔的又一重要的改革家。經過魏氏改革的昆腔，集中表現了南曲清柔婉折的特點，同時保存了部分北曲激昂慷慨的聲腔。它的伴奏樂器兼用簫管和琵琶、月琴等弦樂，較弋陽、海鹽等腔為豐富。因此在昆腔流行以後，除弋陽腔外，其他唱腔大都不能同它競爭。然而昆腔一開始就存在偏於柔媚的弱點，在發展過程中由於它更適合於貴家大姓的“堂戲”，在藝術上也逐漸脫離廣大人民的生活，走向典雅化的道路。
梁辰魚的《浣紗記》是首先用經過魏良輔改進的昆腔演唱的傳奇戲，對昆腔的傳佈起了很大作用。梁字伯龍(1510?—1580?)，昆山人，平生慷慨任俠，善度曲，足跡遍吳楚，而科名不得意。《浣紗記》通過西施、範蠡的悲歡離合演出吳越兩國的興亡。由於他們愛情的紀念物是一縷浣紗，因此得名。作品歌頌了為國家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的範蠡和西施。當範蠡表示因被拘留在吳國而未能實踐他和西施的盟約時，西施說：“尊官拘系，賤妾盡知，但國家事極大，姻親事極小，豈為一女之微，有負萬姓之望。”後來範蠡要西施入吳，西施表示猶豫時，範蠡說：“若能飄然一往，則國既可存，我身亦可保，後會有期，未可知也。若執而不行，則國將遂滅，我身亦旋亡；那時節雖結姻親，小娘子，我和你必同作溝渠之鬼，又何暇求百年之歡乎?”這就通過戲劇情節明顯地把國家利益擺在個人愛情幸福之上，在它以前的戲曲裏是少見的。作品以更多的篇幅歌頌越國君臣的團結和他們艱苦複國的毅力，批判了吳國君臣的驕橫腐化，終使國家滅亡。在倭寇屢次侵入東南沿海地區、國家形勢岌岌可危的明中葉，作品所表現的這些思想，有一定的現實教育意義。作品寫范蠡功成身退，和西施泛舟五湖，有它消極的一面；但也表現範蠡、西施熱愛祖國而始終對統治者保持清醒頭腦，重視有共同理想的愛情而擺脫片面貞操的觀點，給當時大量宣揚愚忠愚孝的明劇壇，吹來了一股清新的氣息。作品對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發憤圖強的精神描寫得不夠，而過多渲染越王的嘗糞、範蠡的權謀、西施的美人計，是思想內容上較大的弱點。至於吳王圓夢、公孫聖顯聖等迷信情節，以及範蠡西施是金童玉女下凡的宿命論觀點，更表現了當時戲曲創作裏共同的消極因素。
《鳴鳳記》相傳為王世貞門人所作(見焦循《劇說》)，但並無確據。作品描寫以夏言、楊繼盛為首的朝臣和嚴嵩父子的鬥爭，塑造了一系列忠臣的形象，同時揭露當時專制政治的腐朽和殘酷，有一定的戰鬥意義。作品中人物故事大都取材於離當時不遠的歷史事實。為了突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加強舞臺演出的效果，同時作了一些必要的虛構。如楊繼盛修本劾嵩時，他祖先的鬼魂在燈下出現，想阻止他上本，他仍沒有被勸阻，這是借用了蔣欽彈劾劉瑾時的傳說。又如楊妻張氏本來是上疏代夫請死，楊死後才在家中自縊，作者寫她在法場上慷慨祭夫，最後還以死代夫明志，遺本劾奏嚴嵩父子。這些有效的藝術處理，更好地塑造了忠臣烈婦的形象，使《燈前修本》、《夫婦死節》這二場戲長期上演不衰。作品寫嚴嵩父子的專權納賄，禍國殃民，趙文華、鄢懋卿的趨炎附勢，有更其動人的描繪，特別是《嚴嵩慶壽》、《端陽遊賞》、《文華祭海》等場。為作品的政治內容所決定，形式上也突破了以生旦的離合悲歡貫穿全劇的慣套。劇中正面人物一般都顯得比較迂腐，他們鬥爭的方法除了上本就是死諫。這是八股取士制度製造出來的士大夫精神面貌的真實反映，同時流露了作家本身對明王朝的幻想，把矛盾的最後解決歸之于嘉靖皇帝的“英明”。
這兩部作品藝術上的共同缺點是：人物紛繁，結構鬆散，語言駢儷化，影響了人物形象的鮮明和生動。後一點，《鳴鳳記》更嚴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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