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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前後七子的復古運動
弘治、正德間，土地高度集中，大貴族、大官僚、大宦官等統治集團，窮奢極欲，搜括無度，廣大人民破家失業，流浪四方，全國各地不斷地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同時地方貴族藩王時起叛亂，外族侵犯頻繁：明王朝的統治發生了嚴重的危機。明初制定並推行的八股文考試制度，這時日益成熟、定型；程、朱的理學教條，通過八股文考試成為獨尊的統治思想：它們形成一種有力的精神上的連鎖，牢固地束縛著文士們的思想，嚴重地阻礙著社會文化的發展。三楊的“台閣體”文風依然彌漫一時。這樣在哲學思想上就出現了王陽明的心學運動，在文學上出現了“前七子”復古運動。它們同時並起，顯然要衝破程朱理學教條、八股文和台閣體文風的統治地位，使哲學思想和文學更有效地為統治階級服務。
前七子，指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以李、何為最著名。
李夢陽(1472—1527)字獻吉，甘肅慶陽人；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河南信陽人。他們在政治上都是敢於和殘暴貪婪的大貴族、大官僚、大宦官進行鬥爭的人物。李夢陽曾因彈劾“勢如翼虎”的張鶴齡，與尚書韓文密謀盡除劉瑾等八虎，先後兩次下獄。何景明也曾因上書吏部尚書許進指控劉瑾而被罷官。在文學上，他們“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反對“台閣體”，一時起了很大的影響。他們使人知道，在“台閣體”和八股文之外，還有傳統的、優秀的古代文學，提倡讀古書，增長知識學問，開擴心胸眼界，對打擊“台閣體”“單緩冗遝，千篇一律”的文風，掃除八股文的惡劣影響，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他們為棄了唐宋以來文學發展的既成傳統，走上了盲目尊古的道路。他們的創作一味以類比剽竊為能，成為毫無靈魂的假古董。後來何景明認為類比古人“法同則語不必同”，並批評李夢陽的詩說：“公為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為，以成神聖之功，徒敘其已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杌臼，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即曹劉，即阮陸，即李杜，且何以益於道也”(《大複集·與李空同論詩書》)?李夢陽也表示悔悟說：“餘之詩非真也，王子(淑武)所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李夢陽詩集·自序》)。可見他們自己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一條錯誤的道路。
但他們畢竟是關心現實的，因此也寫了一些有現實意義的作品。李夢陽、何景明都寫過《玄明宮行》詩，揭露劉瑾窮奢極欲的罪惡。又如李夢陽的《秋望》：
黃河水繞漢邊牆，河上秋風雁幾行。客子過濠追野馬，將軍濤箭射天狼。黃塵古渡迷飛挽，白月橫空冷戰場。聞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誰道郭汾陽。
雄渾有氣派，稍能擺脫類比，直抒愛國感情。
嘉靖、萬曆間，外患更甚，社會矛盾進一步複雜尖銳化，明王朝的統治日益腐敗不堪。在文學上又出現了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後七子”，再一次發起復古運動，重復著“前七子”的錯誤道路。
李攀龍(1514—1570)，字於鱗，曆城(山東濟南)人。王世貞(1528—1590)，字元美，江蘇太倉人。他們與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被稱為“後七子”。李攀龍“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于本朝獨推李夢陽，諸子翕然和之。非是則詆為宋學”(《明史·李攀龍傳》)。他的詩文亦以類比剽竊為能。詩如《古樂府》，篇篇類比，句句類比，恰如寫字的“臨摹帖”。但近體類比盛唐，也還有一些可取的作品。如《杪秋登太華山絕頂》四首其二：
縹緲真探白帝宮，三峰此日為誰雄。蒼龍半挂秦川雨，石馬長嘶漢苑風。地敞中原秋色盡，天開萬里夕陽空。平生突兀看人意，容爾深知造化功。
該詩意境開闊，寫景抒情，豪放而含蓄，頗能表現新穎的面目。文則生吞活剝三代兩漢，“無一語作漢以後，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佶屈聱牙，不能卒讀。李攀龍死後，王世貞獨主文壇二十年，聲勢更大。“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賞，聲價驟起”(《明史·王世貞傳》)，有所謂“前五子”、“後五子”、“廣五子”等名目。他主張“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大曆以後書勿讀”。持論和李攀龍完全相同。他認為“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遊，離實矣。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元無文”(《藝苑巴言》)。對於詩，也是愈古愈好、一代不如一代的看法。他的詩，自《詩經》而下，至漢魏晉南北朝樂府、李杜詩，無不類比，連篇累牘，令人生厭。但他往往用古詞、古調寫時事，比李攀龍的作品略有活氣。他的《樂府變》更學杜甫的“即事而命題”。如《鈞州變》，揭露貴族藩王的荒淫殘暴，有一定意義。不過他始終不忘類比，大堆的陳詞濫調，不免淹沒了它們的現實內容。王世貞學問廣博，著作甚富。“自夢陽之說出，而學者剽竊班馬李杜；自世貞之集出，學者遂剽竊世貞”(《四庫提要》)。他的擬古主義的惡劣影響是很大的。謝榛(1495—1575)，字茂秦，山東臨清人，是“後七子”的初期代表人物，後為李攀龍所排斥。他認為“文隨世變”，“有意于古，而終非古也”。在理論上，他似乎並不主張以擬古為目的，而是要通過擬古以自成一家。他所推崇和取法的是李杜等盛唐十四家。“當選其諸集中之最佳者，錄成一帙，熟讀之以奪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得此三要，則造乎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少陵也”。“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間，俾人莫知所宗，則十四家又添一家矣”(《四溟詩話》)。他不主張盲目地擬古，而是要汲取盛唐諸家的創作經驗來創造自己的詩，比之李、何是要高明一些的。但他忘記了“世”，即現實生活對詩歌創作的決定作用，而只強調從格調聲律上去揣摩盛唐諸家詩，不知它們也正是“世變”的產物，因而不免依然是一種擬古主義或形式主義的理論。宗臣(字子相，揚州興化人)在“七子”中名不顯。他的《報劉一丈書》，描摹無恥文人奔走“權者之門”的醜態，揭露大官僚、大宦官、大貴族等統治集團的橫行霸道，淋漓盡致，有深刻現實意義，無心擬古，卻傳誦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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