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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顧炎武等愛國作家的詩文
清朝入關以後，實行殘酷的封建統治和民族壓迫，引起了全國人民風起雲湧的反抗，各地抗清的武裝鬥爭一直延續了四十年。除明朝的殘餘勢力還在竭力抵抗外，江南一帶士大夫的抗清運動前仆後繼，壯烈犧牲，表現了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堅強不屈的民族氣節。還有很多明末的遺民雖未參加武裝鬥爭，卻始終堅持不合作態度，不赴考試，不受官職，甯甘老死于山林岩穴之下。他們中間有不少著名的詩人或文人，都親身經歷過巨大的世變，因而在作品中常常反映了那時代的民族鬥爭，充分表現了不忘故國的思想感情。當然，這些愛國遺民的思想立場主要還是封建主義的，他們抗清的言論或行動基本上是從忠於明王朝出發的。他們不但不和農民軍合作，反而詆毀他們，所以沒有成就。
顧炎武(1613—1682)，字寧人，江蘇昆山人。早年與歸莊同入複社。明亡後，曾遊歷山東、河北、山西諸邊塞，考察山川形勢，又墾荒於雁門之北，以為恢復故國的準備。晚年定居華陰，卒于曲沃。顧炎武痛感明亡之後，士大夫民族氣節喪盡，乃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說，以激發人們的愛國思想和志氣。這對於後來漢族人民不斷起義反清的革命運動起了很大的影響。後來有人想薦舉他修明史並應博學鴻儒考試，他都堅決拒絕。他主張學以經世致用為本，反對空談心性。他認為“文須有益於天下”，反對一切神怪無稽、剿襲、佞諛之文。認為言志為詩之本，觀民風為詩之用，而贊成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所以說：“詩主性情，不貴奇巧”(以上見《日知錄》)。
顧炎武的詩多寫國家民族興亡大事，托物寄興，吊古傷今，充滿了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愛國思想，表現了建立功業、恢復故國的熱烈希望。當清兵南下之際，他寫了一系列的詩篇。在《感事》中，對南京擁立新主寄予莫大的希望：“須知六軍出，一掃定神州。”在《京口即事》中，述史可法督師揚州，把他比作“祖生多意氣，擊楫正中流”。在《秋山》中，曆述江陰、昆山、嘉定等處抗清失敗以及被屠殺劫掠的慘狀：“一朝長平敗，伏屍扁岡巒。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紅為。”他讚揚那些壯烈殉國的“歸元賢大夫”和“斷豆良家子”，而以“句踐棲山中，國人能致死”來鼓勵當時東南人民抗敵救亡的決心。楊廷樞、顧咸正、陳子龍、何騰蛟等抗清不屈而死，炎武都有詩哀悼他們，表揚他們的民族氣節。作者常常通過擬古、詠史、遊覽、即景等題材以抒寫他的懷抱。例如《擬唐人五言八韻》六首，以申包胥、班定遠、諸葛丞相、祖豫州等為題，或悲往事，或明素志，或寓不忘恢復之意，不是泛泛擬古之作。直到晚年還寫了這樣的小詩，表示他的志節：“海上雪深時，長空無一雁。平生李少卿，持酒來相勸”(《海上》)。
顧炎武是有非凡的抱負的。他說：“生無一錐土，常有四海心”(《秋雨》)。而在《範文正公祠》詩中更說：“吾欲與公籌大事，到今憂樂恐無窮。”顯然是指圖謀恢復的計劃。他始終抱著恢復故國的希望，絕不灰心：“但有少康生，即是天心在”，“猶看正朔存，未覺江山改”(《見隆武四年曆》)。康熙元年，他已五十歲了，還說“路遠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五十初度》)。“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又酬傅處士》)。直到康熙十二年，吳三桂舉起反清旗幟，他在《哭歸高士》詩中懷著悲喜交集的心情寫道：“碧雞竟長鳴，悲哉君不聞!”雖然他十分痛恨那些叛國投敵為虎作倀的漢奸。
顧炎武生于社會變亂民族危機嚴重的時代，由於他敢於正視現實問題，又堅持詩歌創作的現實主義精神，使他的詩具有豐富的歷史內容，沈雄悲壯的藝術風格。他反對摹仿，而格調蒼涼沈鬱，往往接近杜甫，如《海上》、《酬王處士九日見懷之作》等。現舉後一首於下：
是日驚秋老，相望各一涯。離懷銷濁酒，愁眼見黃花。天地存肝膽，江山閱鬢華。多蒙千里訊，逐客已無家。
顧炎武散文中的記為文如《吳同初行狀》寫吳沆在昆山起義抗清，殉難而死，同時揭露清兵破城時大屠殺的罪惡。《書潘吳二子事》寫清朝統治者借“明史”一案對江南文士進行血腥鎮壓，企圖以此來消滅反清意識，潘檉章和吳炎便是其中的犧牲者。以上二篇表揚了他們的民族氣節，樸素中具有感人力量。顧炎武的散文不事藻飾，一般都表現了純樸自然之美。
黃宗羲(1610—1695)，字太沖，號梨洲，浙江余姚人。是一個著名的史學家。他曾糾合義兵抗清，為魯王監察禦史。又先後渡海及走寧波結山寨，堅持抗清鬥爭。他的《明夷待訪錄》中《原君》一篇激烈地抨擊了封建專制政治，認為封建皇帝把天下當作自己的為業，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乃“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之出仕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這種民主主義思想是他從明末的現實政治和出死入生的鬥爭中認識出來的。他熟悉明朝歷史掌故，寫了很多傳記文，表揚了抗敵的民族英雄和愛國的節義之士，前者如十九年堅持鬥爭的張煌言，後者如十二年保藏義士頭顱的陸宇鼎，為他們寫墓誌，極為動人。他的《張南垣傳》和《柳敬亭傳》是根據吳偉業原文改寫的。他寫畫家張南垣善於造園林假山，匠心獨運，天然、逼真。藝人柳敬亭說書，能令人“灌台溫噱”，“慷慨涕泣”。《萬里尋兄記》寫兄弟的友愛，鞭撻當代帝王——英宗與景皇因“富貴利害，伐性傷恩”，暴露了統治階級封建道德的虛為性。他的散文直抒胸臆，不事雕琢、慕擬，而重視內容，故譏“今人無道可載，徒欲激昂於篇章字句之間，組織紉綴以求勝，是空無一物而飾其舟車也”(《陳葵獻偶刻詩文序》)。黃宗羲的詩多故國之悲，懷舊之感，如《感舊》雲：
南都防亂急鴟梟，余亦連章禍自邀。可怪江南營帝業，只為阮氏殺周鑣!(注：見鄭大節校刻全祖望選定《南雷詩曆》卷一。)
又如九日《出北門，沿惜字庵至範文清東籬》雲：
兩兩三三郭外阡，僧房籬落共連延。高林初帶冰霜氣，風景俄成慘澹天。如此江山殘照下，奈何心事菊花邊。不須更覓登高地，只恐登高便泫然。
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薑齋，湖南衡陽人，是一個卓越的思想家。舉崇禎鄉試。明亡，起兵抗清。瞿式耜薦為桂王行人。後辭歸，以著述敘事。他在《黃書》、《噩夢》中主張保護種族，抵禦侵略；土地應歸耕者所有，“非王者之所得私”。這些議論從當時社會情況出發，極有現實意義，也體現了他的愛國主義思想。他的詩往往追懷往事，感慨平生，從中透露了一些抗敵救亡的活動和情緒。如《耒陽曹氏江樓》雲：“韓城公子椎空折，獨倚吳為賦遠遊”，可能是指兵敗逃亡的事。《小樓雨枕》雲：“援毫猶記趨南史，誓墓還誰起右軍”，則是回憶從亡桂王時事。《續哀雨詩》雲：“寒煙撲地濕雲飛，猶記餘生雪窖歸。泥濁水深天險道，北羅南鳥地危機。”又雲：“天吝孤臣唯一死，人拚病骨付三屍”，又是由桂逃歸途中艱險情況的追述。而“他日憑收柴市骨”之句，則指瞿式耜在桂林殉國，尚待收葬回籍而言。至《讀指南錄》警句雲：“滄波淮海東流水，風雨揚州北固山。鵑血春啼悲蜀鳥，雞鳴夜亂度秦關。”又雲：“滄海金椎終寂寞，汗青猶在淚衣裳!”通過文天祥在鎮江逃脫的描寫，表示報國未遂遺恨無窮的感慨。他又有《詠史》六言詩二十七首，無疑的是借史實寫“行朝”時事，廣泛地反映了當日各方面情況，語多諷刺(注：如第十首雲：“元載饑寒掃跡，蘇秦車騎迎門。裹馬裝妻勾當，髑髏血肉乾坤。”)。他論詩“以意為主”，以情景“妙合無垠”為貴。從他的許多詩篇中可以看出他是在努力貫徹這種寫作精神。
明末愛國遺民以詩名者還有杜睿、錢澄之、歸莊、申涵光、吳嘉紀、屈大均等。杜睿(1611—1687)，字於皇，湖北黃岡人。他以文章氣節自勵。孫枝蔚將應博學鴻儒之舉，作書勸他“毋作兩截人”。又稱道屈大均是魯仲連之流，自己的同調，以為“士貴有骨”，魯仲連“不肯帝秦，是其骨也”(《複屈翁山》)。不肯帝清之意自在言外。他的詩師法杜甫，尤擅長五律。往往借題發揮，多所寄託。如《古樹》雲：“聞道三株樹，崢嶸古至今。松知秦曆短，柏感漢恩深。用盡風霜力，難移草木心。孤撐休抱恨，苦楝亦成陰。”又有《初聞燈船鼓吹歌》，結語寫道：“曾聽當時煞尾聲，又聽今朝第一聲。”表現了作者懷念故國的深厚感情。錢澄之(1612—1693)，字飲光，初名秉鐙，安徽桐城人。他曾為桂王朝翰林院庶吉士，後歸隱田間。其詩五古沖淡閑逸，《田園雜詩》諸作頗近陶淵明；樂府歌行多反映當時人民的悲慘生活，如《水夫謠》雲：“水夫住在長江邊，年年捉送裝兵船。”“爺娘養汝才得力，送汝出門倚門泣。腐肉已充烏鳶饑，家家猶望水夫歸。”還有《催糧行》、《獲稻詞》、《捉船行》等篇都寫得極沈痛。《孤雁篇》、《孤螢篇》、《搏虎行》等篇皆有寄託，有諷刺，與張(籍)王(建)樂府相近。歸莊(1613—1673)，一句祚明，字玄恭，昆山人。清兵南下，下令剃發，城中士民大嘩，莊鼓動群眾，殺縣令，閉城拒守。城破，殺四萬人，莊亡命得脫，窮困以終。他的詩突出地反映了國破家亡的慘禍，如《悲昆山》描寫人民慘遭屠殺的情況，同時也揭露敵人的殘暴：“城陴一旦馳鐵騎，街衢十日流膏血。白晝啾啾聞鬼哭，烏鳶蠅蚋食人肉。一二遺黎命如絲，又為偽官迫懾頭半禿。”《傷家難》四首也寫得非常慘痛。親朋勸逼他剃了頭髮，心情十分痛苦，認為“毀傷貽大辱”，“苟活不如死”(《斷發》)。他在僧裝逃亡中寫了《冬日感懷貽山中諸同志》詩，慷慨悲歌，充分表現了他的恢復故國的意願，如雲：“壟上可能興大楚，島中莫便殉田橫。”“豪傑由來須際會，寒灰他日定重然。”堅決反對民族壓迫的歸莊，看見“商君法令牛毛細，王莽征徭魚尾赦”，相信廣大農民會起來反抗，他說：“不信江南百萬戶，鋤夏只向隴頭耕”(《己醜元日》)。歸莊窮得沒有土地，反而慶倖自己不要向清政府納糧，他的《觀田家收穫》雲：“稻香秫熟暮秋天，阡陌縱橫萬畝連。五載輸糧女直國，天全我志獨無田。”歸莊就是這樣隨時隨地流露出他的民族感情。吳嘉紀(1618—1684)，字野人，泰州(今江蘇泰縣)布衣。家居海濱，每遭水患，而“苦吟不輟”。有《決堤詩》描寫他“空腸瘦骨當狂瀾”的苦況。由於生活窮困，又處在兵禍慘烈的年代，使他體會到人民的痛苦。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現實內容。他長於樂府及五七言古詩，《李家娘》揭露清兵破揚州時屠殺劫掠慘無人道的暴行，是一篇血淚的控訴。《糧船婦》、《流民船》、《鄰翁行》、《海潮歎》、《挽船行》等篇從各方面反映了人民的悲慘命運。他表面雖不談國家興亡大事，但如《謁岳武穆祠》雲：“河北當年輕與敵，中原今日複誰爭?”《贈歌者》雲：“戰馬悲笳秋颯然，邊關調起綠樽前。一從此曲中原奏，老淚沾衣二十年!”而《讀荊軻傳》更表現了“不平”和“慟哭”，顯然他的內心激情是為了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他的詩運思深刻，措詞雋潔樸素，不事雕飾，不用典故；樂府諸篇更具有“危苦嚴冷”、“淒急幽奧”的風格特點。申涵光(1619—1677)，字和孟，號鳧盟，河北永年人。明亡，隱居不出。他的詩多反映當時人民的苦難，如《水漲歌》寫天災的嚴重，《春雪歌》寫苦樂的懸殊，《操舟謠》諷刺驅役民力推挽遊船的“使君”，《哀流民》、《插稻謠》控訴剝削階級的喪絕天良。《插稻謠》末解寫道：“累歲年豐無餒，僮婢長大，難以驅使。稻畦幹，稻苗死，貧人哭，富人喜。”沈痛、深刻，都是樂府詩中少見的作品。
屈大均(1629—1696)，是清初遺民中行輩較晚的詩人，字翁山，廣東番禺人。他有強烈的反清情緒，反對剃發垂辮，因削髮為僧。曾作《藏發賦》以寄其故國之思。他認為自己是屈原的後代，對屈原表示崇敬，有《拜三閭大夫墓》、《題招屈亭》等詩。他常常通過對歷史英雄人物的歌頌來寄託愛國的思想感情，對魯仲連、荊軻、陳勝、諸葛亮、文天祥等及其有關古為都有歌詠，或取其抗秦，或取其興漢，特別是對魯仲連的義不帝秦極力歌頌，認為“從來天下士，只在布衣中”(《魯連台》)。甚至誇張地說，“魯連如不死，天下豈為秦”(《讀史》)。又歌頌荊軻說：“一自悲風生易水，千秋白日貫長虹”，並且極為明顯地寓意說：“壯士至今猶髮指，寇仇長枕報秦戈”(以上《讀荊軻傳》)。雖然壯志不遂，未免失望，但他總是不忘故國，十分殷切地盼望恢復。如《經陽江電白邊界感賦》有雲：“ 中華餘一島，正朔在重溟。望斷黃龍艦，風帆似水萍。”直至康熙二十七年，臺灣鄭氏久已消滅，恢復根本絕望，他還發出無限的感慨說：“久無王正月，徒有漢遺臣。草野私哀痛，漁樵愧隱淪”(《戊辰元日作》)。從此以後，他也只有走上消極反抗的隱居道路。在稱道魏禧的高尚品格的同時，他嘲罵那班不能堅持到底，終於失身的人說：“鄰女窈窕姿，將老猶珠璣”，“秉節乃不終，媒妁持為市”(《贈魏處士冰叔》)。屈大均的民族意識就是如此堅強。
屈大均的詩現實內容豐富，在《大同感歎》中揭露清統治者的殘暴：“花門多暴虐，人命如牛羊。膏血溢槽中，馬飲毛生光。”《猛虎行》比他們為“食盡中土肉”的猛虎。《民謠》也揭露貪污狼藉的贓官：“白金乃人肉，黃金乃人膏。使君非豺狼，為政何腥臊。”《菜人哀》反映那時饑荒賣人肉的慘狀。他的詩長於近體，五律尤工，“雋妙圓轉，一氣相生”。例如《攝山秋夕》：“秋林無靜樹，葉落鳥頻驚。一夜疑風雨，不知山月生。松門開積翠，潭水入空明。漸覺天雞曉，披衣念遠征。”
清初有不少散文家，較早的如王猷定、魏禧等。王猷定(1599—1661?)，字於一，江西南昌人。曾參史可法軍幕。入清，絕意仕進，“以古文自雄”，開始轉變明末文風。其文如《李一足傳》、《湯琵琶傳》、《義虎記》都是絕好的傳奇性散文。《義虎記》尤屬志怪之作。黃宗羲稱道他這幾篇文章是“近日之錚錚者”，而李良年《論文口號》雲：“于一文章在人口，暮年蕭瑟轉欷覰。‘琵琶’‘一足’荒唐甚，留補《齊諧》志怪書。”說它們荒誕無稽，近於小說，不是古文“正宗”。其實在我們今天看來，用小說傳奇體打破傳統的古文寫法，正是作者的成就。
魏禧(1624—1680)，字冰叔，一字叔子，江西寧都人。明亡，教授山中，為“易堂”諸子領袖，與兄際瑞、弟禮號稱三魏。魏禧深抱亡國之痛，在《許秀才傳》中沈痛地說：“禧亦故諸生，方偷活浮沈于時，視二許能不愧死入地哉?”因此他的散文多表彰抗敵殉國和堅持志節之士，如《江天一傳》、《高士汪風傳》等。魏禧的散文以人物傳記為最突出，在《大鐵椎傳》中他塑造一個大俠客、大力士的英雄形象，不僅描寫大鐵椎的勇力絕人，而且感慨人材的不為世用。他把這位江湖異人比之為椎擊秦始皇博浪沙中的力士，其寫作用意是很明顯的。他的散文以見識議論為主，而以有用於世為目的。敘記文每遇遺民志士可歌可泣的重要題材，就更加感慨激昂，描摹淋漓盡致；但又低回往復，頓宕紆徐，兼有歐蘇之長。《哭萊陽薑公昆山歸君文》以為事以為抒情，是代表這一特點的極以為動人的散文。他論文謂“文所以可傳，中必有物”，又反對摹仿，認為“依傍古人作活”是做古人奴婢(《日錄·雜說》)。這些都是很好的見解。
除上述愛國作家外，還有晚節不終的侯方域(1618—1654)。他字朝宗，河南商丘人，府學生。少年時，主盟複社，與東南名士交遊，聲氣甚盛。他是一個貴公子，熱心功名，“素性不耐寂寞”，故民族立場不堅定，終於參加鄉試，中順治八年副榜，喪失民族氣節。他的散文當時推以為第一。大抵學習《史記》，而以才氣見長，但學力不夠，未免有意做作。他自己嘗說“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雖然是謙詞，倒也符合實際。他的《李姬傳》寫她的“俠而慧”，“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儼然是一個嚴正高潔的婦女形象；《任源邃傳》寫一個抗清的“布衣”；《馬伶傳》寫馬伶從實際生活中體察到人物性格及其聲音笑貌。這些分別反映了當時人民反對閹黨和反抗民族壓迫的鬥爭，而後者學習唐人傳奇，藝術成就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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