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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學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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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哲學上的自由主義 在政治和哲學中自由主義的興起﹐為研究一個非常重要的很一般性的問題供給了材 料﹐這問題是﹕政治社會情勢向來對有創見的卓越思想家們的思想有什麼影響﹐反過來 問﹐這些人對以後的政治社會發展的影響又是怎樣﹖ 有兩種正相反的錯誤都很常見﹐我們必得警惕。一方面講﹐對書本比對實際事務熟 悉的先生們﹐總愛把哲學家的影響估計得過高。他們一見某個政黨標榜自己受了某某人 的教訓的感召﹐就以為它的行動可以歸之於某某人﹐然而往往是哲學家因為倡議了政黨 橫豎總會要乾的事﹐才得到政黨的歡呼喝采。直到最近﹐寫書的人差不多全都過分地渲 染同行前輩的作用。但是反過來說﹐由於抗逆老的錯誤﹐又產生了一種新的錯誤﹐這種 新錯誤就是把理論家看成幾乎是環境的被動產物﹐對事態發展可說根本沒什麼影響。按 照這個見解﹐思想好比是深水流表面上的泡沫﹐而那水流是由物質的､技術的原因來決 定的﹔河裏的水流並非對旁觀者顯示出水流方向的水泡所造成的﹐社會變革同樣也不是 由思想引起的。在我看來﹐我相信真理在這兩極端當中。在思想與實際生活之間也像在 一切旁的地方﹐有交互的相互作用﹔要問哪個是因哪個是果﹐跟先有雞､先有蛋的問題 同樣無謂。我不打算抽象討論這個問題來浪費時間﹐但是我要從歷史上來考察這個一般 性問題的一個重要事例﹐即十七世紀末到現在﹐自由主義及其支派的發展。 初期的自由主義是英國和荷蘭的產物﹐帶有一些明確的特徵。它維護宗教寬容﹔它 本身屬於新教﹐但不是熱狂的新教派而是廣教派的新教﹔它認為宗教戰爭是蠢事。它崇 尚貿易和實業﹐所以比較支持方興未艾的中產階級而不支持君主和貴族﹔它萬分尊重財 產權﹐特別若財產是所有者個人憑勞力積蓄下來的﹐尤譬如此。世襲主義雖然沒有擯棄﹐ 可是在范圍上比以前多加了限制﹔特別﹐否定王權神授說而贊同這樣的意見﹕一切社會 至少在起初都有權選擇自己的政體。無疑問﹐初期自由主義的趨向是一種用財產權調劑 了的民主主義。當時存在著一種信念﹙最初未完全明白表示﹚﹐認為所有人生來平等﹐ 人們以後的不平等是環境的產物。因此便十分強調先天特質的相反一面即後天教育的重 要。又存在著反政府的某種偏見﹐因為幾乎到處的政府全在國王或貴族掌握中﹐這些人 對商人的需要或者不大了解﹐或者難得重視﹔但是由於希望不久就會得到必要的了解與 重視﹐所以制止住了這種偏見。 初期的自由主義充滿樂觀精神﹐生氣勃勃﹐又理性冷靜﹐因為它代表著一種增漲中 的勢力﹐這種勢力看起來多半不經很大困難就會取勝﹐而且一勝利就要給人類帶來非同 小可的恩惠。初期自由主義反對哲學裏和政治裏一切中世紀的東西﹐因為中世紀的學說 曾用來認可教會和國王的權力﹐為迫害找根據﹐阻礙科學的發展﹔但是它同樣反對按當 時講算是近代的加爾文派和再洗禮派的熱狂主義。它想使政治上及神學上的鬥爭有一個 了結﹐好為了像東印度公司和英格蘭銀行､萬有引力說與血液循環的發現等這類激奮人 心的企業和科學事業解放出精力。在整個西方世界﹐頑固不化逐漸讓位給開明精神﹐對 西班牙威勢的恐懼漸趨終了﹐所有的階級一天比一天興旺﹐一些最高的希望似乎由無比 清明的見識作了保證。一百年間﹐沒發生任何事情在這些希望上面投下暗影。後來﹐這 些希望本身終於惹起了法國大革命﹐大革命直接產生拿破侖﹐由拿破侖又演到神聖同盟。 經過這種種事件﹐自由主義必須定一定喘息﹐緩一口氣﹐然後十九世紀的復甦的樂觀精 神才可能出現。 我們在開始詳細講論之前﹐最好把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自由主義運動的大體型式作 個考察。這型式起初很簡單﹐後來逐漸變得複雜而又複雜。全運動的顯著特色按某個廣 的意義來講是個人主義﹔但是“個人主義”這個詞若不進一步確定其含義﹐是一個含混 的字眼。亞裏士多德以前的希臘哲學家連他在內﹐在我用“個人主義者”一詞要指的意 義上都不是個人主義者。他們把人根本作為社會的一員看待﹔例如﹐柏拉圖的《國家篇》 不圖說明什麼是良好的個人﹐而求清楚描述一個良好的社會。從亞歷山大時代以降﹐隨 著希臘喪失政治自由﹐個人主義發展起來了﹐犬儒派和斯多葛派是其代表。 照斯多葛派哲學講﹐一個人在不管什麼樣的社會狀況下都可以過善的生活。這也是 基督教的見解﹐特別在它得到國家的控制權以前。但是在中世紀﹐雖然說神秘論者使基 督教倫理中原有的個人主義風氣保持活躍﹐不過包括多數哲學家在內﹐大部分人的見解 處在教理､法律和風俗的堅強統一體支配之下﹐因而人們的理論信念和實踐道德受到一 個社會組織即天主教會的控制﹕何者真､何者善﹐不該憑個人的獨自思考斷定﹐得由宗 教會議的集體智慧來斷定。 這個體制中的第一個重大裂口是基督新教打開的﹐它主張教務總會也可能犯錯誤。 這樣﹐決定真理不再是社會性事業﹐成了個人的事。由於不同的個人得出不同的結論﹐ 結果便是爭鬥﹐而神學裏的定案不再從主教會議中去找﹐改在戰場上謀求。因為雙方哪 一方也不能把對方根絕﹐所以事情終於明顯﹐必須找出方法調和思想上､倫理上的個人 主義和有秩序的社會生活。這是初期自由主義力圖解決的一個主要問題。 在這同時﹐個人主義滲入了哲學裏面。笛卡爾的基本確實項“我思故我在”使認識 的基礎因人而異﹐因為對每個人來講﹐出發點是他自己的存在﹐不是其他個人的存在﹐ 也不是社會的存在。他強調清晰､判然的觀念可靠﹐這也異曲同工﹐因為通過內省我們 才以為發現自己的觀念是否清晰､判然。笛卡爾以來的哲學﹐大部分或多或少都有這種 思想上的個人主義一面。 不過這個總的立場也有各種式樣﹐在實際上有很不同的結果。典型的科學發現者的 思考方式帶有的個人主義﹐分量或許算最少了。他如果得出一個新的理論﹐那完全因為 這理論在他看來是正確的﹔他不向權威低頭﹐因為假使如此﹐他會繼續承認前人的理論。 同時﹐他依據的是一般公認的真理標准﹔他希望不仗自己的威望而憑在旁人個人覺得可 信的道理﹐讓旁人信服。在科學中﹐個人與社會之間的任何衝突按本質講都是暫時的衝 突﹐因為籠統地說﹐科學家們全承認同樣的知識標准﹐所以討論和研究到末了通常能達 成意見一致。 不過這是近代的事態發展﹔在伽利略時代﹐亞裏士多德與教會的威信依然被認為和 感覺提供的證據至少一樣有力。這說明科學方法中的個人主義成分儘管不顯著﹐仍舊是 固有的。 初期自由主義在有關知識的問題上是個人主義的﹐在經濟上也是個人主義的﹐但是 在情感或倫理方面卻不帶自我主張的氣味。這一種自由主義支配了十八世紀的英國﹐支 配了美國憲法的創制者和法國百科全書派。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它的代表者是比較穩健 的各黨派﹐包括吉倫特黨﹔但是隨這些黨派的覆滅﹐它在法國政治中絕跡了一代之久。 在英國﹐拿破侖戰爭後﹐它隨邊沁派及曼徹斯特學派的興起再度得勢。自由主義在美國 一向成功最大﹐在美國因為沒有封建制度和國家教會的阻礙﹐從1776年到現在﹐或者至 少到1933年﹐這一種自由主義一直佔優勢。 有一個新的運動逐漸發展成了自由主義的對立面﹐它由盧梭開端﹐又從浪漫主義運 動和國家主義獲得力量。在這個運動中﹐個人主義從知識的領域擴張到了熾情的領域﹐ 個人主義裏的無政府主義的各個方面明顯化了。卡萊爾和尼採所發揚的英雄崇拜是這流 哲學的典型。有各色各樣的成分聚結其中。有對初期工業制社會的厭惡﹐對它所產生的 醜象的憎恨和對它的殘酷暴行的強烈反感。有對中世紀的鄉愁式的懷戀﹐由於憎惡近代﹐ 把中世紀理想化了。又有一種成分﹐就是企圖把維護教會與貴族的日漸衰落的特權﹐和 保衛工資收入者反抗工廠主的壓榨這兩樣事結合起來。還有這種成分﹕在國家主義的名 義下﹐在保衛“自由”的戰爭之光榮顯赫這個旗號下﹐激烈維護反叛權。拜倫是這個運 動的詩人﹔費希特､卡萊爾､尼採是它的哲學家。 但是﹐由於我們不能人人過英雄領袖的生涯﹐我們不能人人讓我們的個人意志伸張﹐ 所以這種哲學也像其它各種的無政府主義一樣﹐一經採用﹐不可避免地要造成那最成功 的“英雄”的獨裁統治。而等他的暴政一確立起來﹐他對旁人就要壓制他賴以取得權力 的那種自我主張倫理觀。因此﹐這種人生論全部是自我反駁的﹐就是說採納它付諸實踐﹐ 結果要實現迥然不同的局面﹕個人受到苛酷鎮壓的獨夫專制國家。 還有另外一派哲學大體上講是自由主義的一個旁支﹐那就是馬克思的哲學。我在後 文裏要討論馬克思﹐目前只須把他記住就是了。 關於自由主義哲學的最早的詳徹論述﹐見於洛克的著作﹔ 洛克在近代哲學家當中固然決不算頂深刻的人﹐卻是影響最大的人。在英國﹐洛克 的見解與大多數智力發達的常人的見解十分諧調﹐因此除開在理論哲學中﹐很難追尋它 的影響﹔反之在法國﹐洛克的見解在實踐方面引起了反抗現存政體﹐在理論方面造成了 與風靡的笛卡爾主義的對立﹐因此它明顯地對形成事態過程起了不小的作用。這是下述 普遍原理的一個實例﹕政治､經濟先進的國家裏發展起來的哲學﹐在它的出生地無非是 流行意見的一個澄清和系統化﹐到別的地方可能成為革命熱血的源泉﹐最後會成為現實 革命的源泉。調節先進國政策的一些原則傳揚到比較落後的國家﹐主要是通過理論家。 在先進的國家﹐實踐啟發理論﹔在落後的國家﹐理論鼓起實踐。移植來的思想所以很少 像在舊土一樣成功﹐這點差別也是其中一個理由。 未講論洛克的哲學以前﹐我們先來回顧在十七世紀的英國對形成他的見解有影響的 一些景況。 內戰時期國王與國會的爭鬥﹐使英國人從此永遠愛好折衷和穩健﹐害怕把任何理論 推到它的邏輯結論﹐這種根性支配英國人一直到現代。長期國會力爭的方針大計﹐最初 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擁護。國會方面希圖廢止國王核准貿易獨佔的權限﹐並且讓他承認國 會的課稅專權。國會希求在英國國教會內部﹐給受到大主教勞德迫害的一些意見和宗教 儀式以自由﹔主張國會應當按一定期間開會﹐不可只在國王感到它的協助缺少不得的偶 而時機才召開。國會反對肆意逮捕﹐反對法官一味迎奉國王的意願。但是有不少的人雖 然願意為這些目標進行鼓動﹐卻不肯對國王興兵動武﹐這在他們看來是叛逆和瀆神的行 為。等到實際上戰爭一爆發﹐勢力的分劃就比較接近相等了。 從內戰爆發到克倫威爾立為護國主為止的政治發展﹐所經歷的過程現在已經盡人皆 知﹐但在當時卻是史無前例的。國會一黨包括長老會派和獨立教會派兩派﹔長老會派希 求保留國家教會﹐但是把主教取消﹔獨立教會派在主教問題上和長老會派意見一致﹐但 是主張各聖會應當不受任何中央教會統治機關的干涉﹐有自由選擇各自的神學。長老會 派人士大體說比獨立教會派人士屬於較上層的社會階級﹐他們的政治見解比較溫和。他 們希望一旦國王因為遭受挫敗有了和解心﹐便與國王諒解和好。不過由於兩點情況﹐他 們的政策根本行不通﹕第一﹐國王在大主教問題上發揮出一種殉教者的頑強精神﹔第二﹐ 事實證明國王難以擊敗﹐還是仗著克倫威爾的“新型軍”才做成這件事﹐而新型軍是由 獨立教會派人組成的。 結果﹐國王的軍事抵抗被粉碎時﹐仍舊不能使他同意締結條約﹐可是長老會派在國 會軍裏喪失了兵力優勢。保衛民主以致把大權送進了少數人的掌握﹐而這少數人運用起 他們的權力來﹐可完全不理會什麼民主和議會政治。查理一世先前企圖逮捕五議員的時 候﹐曾引起全國大譁﹐他的失敗使他落得尷尬出醜。但是克倫威爾沒有這種困難。通過 “普來德大清洗”﹐他革掉大約百十個長老會派議員﹐一時獲得唯命是聽的多數。最後﹐ 等他決定索性把國會取消﹐那時“狗也沒叫一聲”––戰爭已經讓人覺得好像只有武力 要緊﹐產生了對憲政形式的藐視。此後在克倫威爾的生前期間﹐英國的政治是軍事獨裁﹐ 為國民中日益增加的多數人所憎恨﹐但是在唯獨他的黨羽才有武裝的時期﹐不可能擺脫 開。 查理二世自從在橡樹裏隱避和在荷蘭流亡後﹐王政復辟時下定決心再也不踏上旅途 了。這迫使他接受了某種緩和。 他不要求有權徵收未經國會認可的賦稅。他同意了“人身保護條例”﹐這法令剝奪 掉國君任意逮捕的權限。偶而他也能憑仗路易十四的財政援助﹐鄙薄國會的課稅權﹐不 過大體上講他總是個立憲君主。查理一世的敵派原來所希求的對王權的種種限制﹐在王 政復辟時大部分得到承認﹐為查理二世所遵守﹐因為事實已經證明﹐作國王的會在臣民 手裏吃苦頭。 詹姆士二世和他的哥哥不同﹐完全缺乏陰險巧詐的手腕。儘管他打算無視國會﹐給 予非國教會派寬容﹐以便和他們取得和解﹐但由於他的頑迷的舊教信仰﹐倒讓自己成了 國教會派和非國教會派的共同敵人。外交政策也起了作用。斯圖亞特王室的國王為避免 在戰時必要有的徵稅﹙這會使王室依賴國會﹚﹐先對西班牙､後對法國奉行媚外政策。 法蘭西日益增強的國力﹐惹起英國人對大陸上這個主導國家的牢固不變的仇視﹐而“南 特敕令”的撤回﹐又使新教徒的感情激烈地反對路易十四。最後﹐在英國幾乎人人想除 掉詹姆士。但是幾乎人人也同樣決心避免再回到內戰和克倫威爾專政的年月。既然沒有 合憲法的方法除掉詹姆士﹐必須來一次革命﹐但是這革命必須很快地結束﹐不讓破壞勢 力有一點機會得逞。國會的權利必須一舉而永久確保下來。詹姆士王必須退位﹐但是君 主政體必須保全﹔不過這種君主制應該不是王權神授說的君主制﹔而是一種依賴立法裁 可､因而依賴國會的君主制。 由於貴族階級和大企業聯合一致﹐所有這些瞬息間都做到了﹐沒有必要發一槍一砲。 各樣非妥協態度經過人們的嘗試而失敗以後﹐折衷與穩健得到了成功。 新王是荷蘭人﹐帶來了他本國著稱的商業上和神學上的英明睿智。英格蘭銀行創立 起來了﹔國債成了牢固的投資﹐不再會有君主一時性起拒絕兌付的危險。“信教自由令” 雖然讓舊教徒和非國教會派仍舊要受種種資格限制﹐卻結束了實際的迫害。外交政策變 得堅定地反法蘭西﹐除開一些短暫的中斷期之外﹐一直維持到拿破侖覆敗時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