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使將軍王賁攻齊，得齊王建，最後滅了齊，完成中國的統一，結束了二百年七國紛爭的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這是地主階級建立的第一個統一的封建帝國。
隨著統一帝國的形成，秦王朝統治者進行了政治經濟和文化上一系列的改革。廢除西周以來分封侯王的舊制度，統一行政區劃和組織，“分天下以?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一法度衡石丈尺”，使田疇、車塗、衣冠建制統一；簡省“史籀大篆”?小篆，又作便於獄務、更趨簡化的隸書，“罷其不與秦文同者”，使文字統一；此外，法令、曆法等等，也得到了統一。這些改革，對中國的歷史發展無疑是有進步的作用的。
同時?了鞏固和加強統一帝國的統治，秦王朝也實行了一系列的反動措施。它企圖消滅人民的反秦武裝，“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鍾璩、金人十二”；並打擊舊貴族、地主的反秦力量，“徒天下豪富于咸陽十二萬戶”。更有甚者，是企圖消滅一切反秦意識，“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它不僅焚毀古書，消滅歷史文化，而且也一舉坑殺儒生四百六十餘人。
秦王朝利用戰國晚期鄒衍的“五德終始”的學說，即一種歷史循環論，來解釋它的統治的合理性，而實際執行商鞅以來一套極嚴酷的刑法統治。
在箝制思想、摧殘文化和刑法統治之下，秦代文學沒有什?成就。完成於西元前二三九年(秦王政八年)、由呂不韋門客集體著作的《呂氏春秋》，有一定時代意義。它取材很廣，包含春秋戰國以來的各派思想，組成自己的完整的體系，是戰國末年的統一形勢在文化上的要求和反映。它和先秦其他子書一樣，有不少片斷借寓言故事來說理，明晰生動，富於文學意味。秦代文學的唯一作家是李斯。統一前他的《諫逐客書》，指出秦統治者“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之非計，不僅表現了政治家的遠見，而且也真實地反映了戰國晚期鬥爭劇烈、各國統治階級爭取人才的歷史。這是一篇富於文采、趨向駢偶化的政論散文。統一後，秦始皇巡狩封禪，?生了不少石刻文，其中也有李斯的作品。一般是四言韻語，阿諛歌頌，對後世碑誌文有影響。此外秦有《仙真人詩》和“雜賦”，今俱不傳。
由於秦始皇和二世濫用民力，築長城、治馳道、修驪山墓等等，暴虐無比，賦稅無度，奢侈無窮，階級矛盾迅速尖銳化，不到十五年，秦王朝便被六國殘餘貴族和廣大人民的起義反抗所推翻。經過五年的楚漢戰爭，代之而起的，是統一的漢封建王朝。
漢初統治者承戰亂之後，汲取秦王朝短期覆滅的教訓，一方面恢復分封侯王的舊制度，鞏固統治階級的基礎，一方面“約法省禁，輕田租”，對廣大人民放鬆了壓迫，減輕了剝削。因而初步取得了社會安定、有利生?的局面。“孝惠、高後之間，衣食滋殖。”(《漢書·食貨志上》)文、景時代，統治者不斷強調“農，天下之大本也”(《漢書·景帝紀》)，進一步減輕勞役、賦稅，恢復農業生?。這時土地尚比較平均，“未有並兼之害”(《漢書·食貨志上》)，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也活躍了工商業。在社會經濟獲得恢復和發展的安定局面下，景帝迅速削平了七國侯王的叛亂，進一步鞏固了統一的封建統治。
漢初除秦挾書律，“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又除所謂“誹謗夭言之罪”，促進了學術文化的發展。在戰國以來百家之學的影響下，漢初的哲學、社會思想，還是比較活躍自由的。由於安定社會、鞏固封建王朝的需要，漢文帝、景帝、竇太后和相國曹參等俱好黃老，因而黃老思想成?漢初主要的統治思想。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對儒、墨、名、法、陰陽五家都有所批判，而完全肯定了道家，就是在黃老思想影響下?生的著名論文。
同時由於建立封建王朝秩序和制度的需要，漢初統治者也注意到制禮作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樂的傳統作用，統治者是認識得很清楚的。在作樂的要求下，?生了相應的舞和歌詩，同時也初步建立了管理音樂(當然包括歌舞)的“樂府”機關。《安世房中歌》便是高祖唐山夫人作的祭宗廟的歌詩，它共有十七章，一般模仿雅頌，很少現實內容。
漢初文學的成就，主要表現在散文和辭賦的發展上。漢初文士承戰國遊士的餘風，一般積極參加現實政治生活，並從現實政治的需要出發，圍繞著如何汲取秦王朝短期覆滅的教訓，促使封建政權迅速鞏固和上層建築不斷完善等問題，發抒所見，解決現實政治社會問題，這就促進了政治散文的發展。著名作家有賈誼、晁錯等。他們的政論文大抵富有感情，暢所欲言，有戰國說辭和辭賦的影響。其中賈誼的某些文章如《過秦論》、《陳政事疏》等更著名，文學性亦較強。辭賦主要繼承騷體傳統，也開始向新賦體轉化。漢初騷體賦的作者，由於時代和生活的不同，多缺乏屈原那樣先進的思想和強烈的感情，往往只是強?呻吟。但階級矛盾的緩和，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繁榮，以及統治階級驕奢享樂風氣的形成，也引起了封建文士社會生活和思想感情的變化。因而辭賦的思想內容也不免多少引起了變化，即由抒發個人的強烈感情變?鋪張宣揚統治階級的華貴和享樂生活，由嚴峻的諷刺責斥變?溫和的諷諭勸戒。辭賦思想內容的變化，必然引起體裁、形式的逐漸變化。賈誼是漢初騷體賦的唯一優秀作家。標誌著新賦體正式形成的作品是枚乘的《七發》。
漢武帝即位後，由於漢初以來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漢王朝的經濟力量已十分雄厚，“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史記·平准書》)。在漢初的政治經濟日益發展、日益鞏固的基礎上，漢武帝施展雄才大略，內外經營：鎮壓了陰謀叛亂的宗室藩王；平定了割據東南沿海的東甌閩越等地；鑿山通道，開發並控制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不斷地集中豪強於茂陵，削弱他們在地方上的封建勢力；堅決實行鹽鐵國有的政策，更打擊強豪和富商大賈的經濟壟斷，這就進一步加強了漢王朝的封建集權制。同時大力抗擊匈奴，通西域，伐大宛，既打擊了匈奴的侵犯，也擴展了帝國的邊疆。正是由於“外事四夷，內興功利”，以及統治階級無窮的奢侈浪費，以致民窮財盡，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化。?了鎮壓貴族、豪強的叛亂和廣大人民的起義反抗，漢武帝極端信任酷吏，不斷加強嚴酷的刑法統治。人民日益陷於痛苦的深淵。
漢武帝時代，西漢封建王朝進入了全盛時期。和政治經濟的發展相適應，思想文化也表現著變化和發展。武帝即位，即逐斥“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武帝“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並由於董仲舒、公孫宏的建議，興太學，立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員，因而儒學大興，完成了思想的統一。這對偉大帝國的形成和封建集權制的鞏固是有促進的作用的。但從此也結束了百家論爭，思想定於一尊，嚴重地束縛著學術文化的發展。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學派的大師，是武帝時代最大的思想家。他以陰陽、災異說明“天人相與之際”即天道和人事的相互關係，認?天命對帝王有最後的決定權，“王者欲有所?，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德，陰?刑，刑主殺而德主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但“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漢書·董仲舒傳》)，則刑亦不可少。董仲舒的思想顯然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含著陰陽家和法家的思想，統一了統治階級內部的思想，確實代表著當時的統治思想。它不僅解釋了漢王朝的所以統治，而且也教導了漢王朝怎樣鞏固統治。
武帝對思想文化的發展也採取了重要的措施，“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隨著偉大帝國的出現和百家論爭的最後結束，以及物質條件的日益具備，總結古代以來的歷史文化並從而給大一統局面以哲學和歷史的解釋，就成?統治階級迫切的現實要求。偉大的《太史公書》即《史記》，“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就是這種要求最充分的一種表現形式。作者司馬遷不是從陰陽家的神學概念出發，而是從客觀的歷史事實出發，在家世史官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他以五種不同的體例，“略推三代，錄秦漢”，全面反映三千年的歷史發展，完成空前的一部歷史著作。它以人物?中心，不僅開創了“紀傳體”的歷史學，而且其中許多篇人物傳記又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因而也開創了傳記文學。這是歷史散文的重要發展。
以武帝?首的漢王朝統治者，隨著偉大帝國的日益隆盛，不僅需要哲學和歷史來解釋現實統治的合理，而且也需要祭祀天地鬼神，慶太平，告成功。這一需要與儒家的指導思想相結合，進一步制禮作樂就成?必不可少的文化措施。於是“樂府”有更大的發展。“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漢書·禮樂志》)。所謂武帝立樂府，只是意味著他自覺地把樂府機關擴大，充實內容，規定具體任務，即采詩、制訂樂曲和寫作歌辭。“采詩”是?了“觀風俗，知得失”，這就使那些“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趙、代、秦、楚等等地方民歌，有了紀錄、集中和提高的機會。可惜除《鐃歌》十八曲外，西漢樂府民歌絕大部分都沒有流傳下來。由於文字訛誤過多，《鐃歌》一般很難讀，其中少數言情和反映戰場慘狀的篇章，明白可誦，表現了一定的現實意義。樂府除搜集、歌唱民歌外，也創作詩篇以備歌唱，作詩者有宮庭文人“司馬相如等數十人”，可見一時之盛。但今存《十九章之歌》，卻很少文學價值。樂府作曲者則有“佞幸”和“外戚”的李延年。他能歌善舞，尤其善制“新聲變曲”。他原是民間樂人；他的“新聲變曲”的來源是西北外民族和民間的音樂。可見武帝時代的樂府，不僅規模宏大、內容充實，更重要的是，它充滿了民間歌詩、民間聲樂的氣味。這是樂府的重大發展，有劃時代的意義。
由於“潤色鴻業”的需要，武帝時代的辭賦同樣有很大的發展。武帝好辭賦；他的“言語侍從之臣”，如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等，“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公卿大臣”，如兒寬、孫臧、董仲舒等，亦“時時間作”。司馬相如則是這個時期最大的辭賦家。他的作品歌頌了統一帝國偉大的氣魄和聲威，也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無比的驕奢和荒樂，有一定時代意義。他的作品典型地代表著新體賦發展的成熟階段。
武帝以後，西漢封建王朝逐漸轉入了衰微的時期。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並詔令“方今之務，在於力農”。昭、宣承之，不斷減免賦稅，並選用“良吏”，使“政平訟理”，社會安定，恢復和發展農業生?，因而出現了宣帝的“中興”局面。但土地日益集中，大地主、大官僚與廣大農民的深刻矛盾，根本不可能解決。哀帝時的限田之議，既無法實行；王莽改制，更加深了人民的災難。這樣，西漢封建王朝便不得不在農民大起義中結束了自己的統治。
武帝立五經博士，經學已成?士人仕進的工具。到了西漢後期，它自然更加興盛和深入人心。榮顯一時的今文經學家，大抵受董仲舒的影響，以陰陽、災異說政治時事，日益荒誕迷信；而家法森嚴，章句煩瑣，更多的士人皓首窮經，則越來越變得空疏無用：這樣便嚴重地窒息著思想文化的發展。今文經學家用的經書是當時通行的隸書寫本；但自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發現了用漢以前文字(古籀文)寫的“古文經傳”，經學已有今古文之分。到西漢末，以劉歆?代表的古文學派開始揭穿了今文學派的盲目性和偏私的內幕，這在學術思想上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
西漢後期的文學也呈現著停滯或衰落的狀態。一般政論文(如奏疏)，大都蒙著神秘的今文經學說教的外衣，迂腐板滯，絕少生氣。宣帝時，桓寬根據昭帝始元六年鹽鐵會議的文獻，剪裁、組織而成的《鹽鐵論》是唯一可貴的作品。它不僅反映了西漢中葉許多重大的政治經濟問題，而且形式新穎，語言淨潔流暢，通過對話論辯，也刻劃了不切實際、迂腐可笑的儒生形象。劉向著書，引歷史傳說或寓言故事以說明一理的某些片段以及少數政論文或學術文有一定價值。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辭賦，認?“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因而辭賦又盛極一時，王褒、劉向等都是著名的作者。實際此時辭賦已成?帝王貴族的娛樂品，如倡優博弈之類，極少文學價值。今存王褒《洞簫賦》一篇，可見一斑。西漢後期最大的辭賦家是揚雄。他的賦初以類比司馬相如?貴，曾不斷作賦以諷；後來始悟辭賦的諷諫作用實在微弱無力，“勸而不止”，遂不再作。揚雄對辭賦的批判的觀點較之他的類比作品要有意義得多。倒是他的雜文如《解嘲》，雖形式上也多少出於類比，但它指出封建取士制度對士人的束縛，有一定現實意義。西漢後期，樂府事業繼續發展，哀帝時樂府人員增加到八百二十九人。丞相孔光、大司農何武審核的結果，認?“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因此哀帝就裁減了樂府半數以上的民間樂人。但“豪富吏民，湛沔自若”，樂府民間聲樂的影響是深遠的。
漢光武帝劉秀利用西漢末農民起義軍，並依靠豪強勢力，推翻了王莽的新朝，建立起東漢封建王朝。光武即位後，屨次釋放官私奴婢，並減輕田租，興修水利，實行一系列修養生息的政策，因此階級矛盾暫時緩和。但東漢豪強勢力很盛，西漢遺留下來土地高度集中的問題，依然不能解決。建武十五、六年的“度田”，由於不敢觸動豪強，終於宣告失敗。但光武“頗以嚴猛?政”，信任酷吏，也打擊了一些豪強。明帝效法光武的統治，曾出現“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的年代。東漢初期，封建王朝對豪強勢力還有一定的控制力量。所謂豪強，就是上層的地主階級和商人，他們的政治代表，就是大貴族和大官僚。中葉和、安以後，皇帝都幼年即位，不能掌握權力，於是開始了外戚和宦官爭奪王朝統治的混亂局面。他們?了保持自己的統治，都要依靠豪強的支援，因此豪強勢力遂得不斷地擴張。外戚或宦官與豪強勢力相勾結，就形成牢不可破的王朝黑暗統治。他們援引子弟徒党或門生故吏，把持官僚系統，胡作非?，毫無忌憚。外戚梁冀伏誅，除諸梁及妻孫氏中外宗親一網打盡外，“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空”。“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後漢書·梁冀傳》)。宦官專權，則“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篝害明賢，專樹黨類。……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敢單書”(《後漢書·宦者列傳序》)。在外戚或宦官勾結官僚集團的統治之下，廣大人民既遭受無窮的災難，社會到處呈現饑餓、流亡的慘狀；而一般中下層地主階級出身的士人也仕進無門，或滯留太學，或窮居野處，或周遊郡國，逐漸形成了士人集團。桓、靈之世，在宦官專權的壓迫下，士人集團便與一部分正直的官僚結合，“互相題拂，品檄公卿，裁量執政”，成?廣泛的“清議”力量，一時影響很大。因而引起宦官的恐懼和仇恨，終於釀成兩次“黨錮之禍”。這些“党人”代表廣大的中下層地主階級的利益，一方面要求政治上的出路，一方面要求罷逐宦官，改良朝政，挽救統治階級的嚴重危機。但接著而來的是以“黃巾”?首的農民大起義，豪強統治集團迫於情勢危急 ，解除了黨禁，轉而鎮壓黃巾，並開始了豪強集團之間的大混戰和社會的大動亂，終於覆滅了東漢王朝，形成三國鼎立的分裂局面。
今文經學特別是稱緯之學代表著東漢王朝的統治思想。由於統治者的提倡，東漢經學極盛。官、私學都很發達，太學生到東漢末增加到三萬人，不少私學門徒常達千人，“編牒不下萬人”。今文經學西漢末已開始稱緯化。東漢稱緯大行，光武因稱記中的天命的預言，崇信非常，曾“宣佈圖稱於天下”，並“多以決定嫌疑”。明、章承之，於是“儒者爭學圖緯，兼複附以妖言”(《後漢書·張衡傳》)。統治者利用稱緯迷信來欺騙人民和束縛士人的頭腦，反映統治思想的愚昧和無力，東漢一朝政治不得不越來越黑暗。但從東漢初年以來，也不斷地?生反稱緯的科學思想，桓譚、王充、張衡都是著名的代表人物。特別是王充，他的《論衡》，舉起鮮明的“疾虛妄”的旗幟，對一切神學迷信進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表現了唯物主義精神，在當時的思想界最有進步意義。同時，古文經學也繼續和今文經學展開了鬥爭，今文經學終因附會稱緯的愚妄和章句的煩瑣，力量越來越虛弱，而古文經學的影響則越來越擴大，終於壓倒了今文經學。
東漢的文學，在今文經學和稱緯的迷霧籠罩之下，雖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不良的影響，但也出現了新的現象，表現了一定的變化和發展。
由於西漢以來散文和辭賦的發展，東漢開始出現“文章”的概念，賈誼、司馬遷、司馬相如等散文家和辭賦家都被目?文章家。同時不少文士“以文章顯”，文章和學術著作主要是和經學的區分愈來愈顯著。“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也。”《後漢書》在《儒林傳》之外，特立《文苑傳》，更具體地反映了文章家和經學家的分化。既有今古文經學家的對立和分化，又有經學家和文章家的對立和分化。這是統治階級內部複雜的矛盾在學術文化上的反映。隨著文章家的出現，文章與生活的關係更密切，用途更廣泛了，文學形式的運用和變化也愈來愈複雜了。文學思想仍以王充的觀點最?明確和進步。他注意到文章和經學著作的區別，強調“造論著說之文”(諸子或政論散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的創造性和政治性；認?文章應起“勸善懲惡”的批評教育作用，“豈徒調墨弄筆，?美麗之觀哉?”他從“疾虛妄”的思想出發，反對一切“華?之文”。
在《史記》的影響下，東漢?生了不少歷史著作，班固的《漢書》則是它們的傑出的代表。它沿《史記》的體例，“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反映西漢一朝的歷史，是我國最早的斷代史。它的某些人物傳記，?事細密準確，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政論散文繼承西漢的傳統，以王符的《潛夫論》、崔是的《政論》、仲長統的《昌言》?最著名。它們反映了東漢中葉以後複雜的社會矛盾和激烈的政治鬥爭，有時代意義。但思想文采俱遜于西漢政論文。
東漢的賦不如西漢的興盛。司馬相如的影響還存在，如班固的《兩都賦》。中葉以後，政治極端黑暗，賦風亦開始轉變。張衡《兩京賦》在誇張鋪?中引入針砭現實的議論，《歸田賦》則突破了舊傳統，抒發抑鬱的感情，有一定的開創意義。桓、靈之世，更出現一些強烈抨擊社會黑暗的抒情小賦，如趙壹的《刺世疾邪賦》。趙壹是漢末名士，其作品憤世疾俗，完全是“黨人”精神的體現。
東漢“樂府”繼承西漢的傳統，也採集民間聲樂與歌謠。現存漢樂府民歌大都是東漢的作品。它們以多樣的形式，現實主義的方法，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東漢人民的苦難生活和思想感情。特別是真實地、典型地反映了東漢中葉以後在外戚、宦官、地主豪強的殘酷壓榨下，人民饑餓貧困、流亡漂泊的痛苦生活。東漢末年，還有不少謠諺，揭露政治社會的黑暗腐敗，直接痛快，簡短有力。偉大的長篇?事詩《孔雀東南飛》，正是在活躍的民間故事、民間歌唱的基礎上的?物。它創造了一個反抗封建禮教壓迫的典型婦女形象。
東漢文人詩有四言的舊形式，也出現了五言的新形式。由於漢以來社會和語言的發展，西漢民謠即有整齊的五言形式。東漢樂府民歌中保存了更多的五言形式。東漢的文人五言詩是在樂府民歌的影響下?生和發展的。今存無名氏《古詩十九首》是東漢文人五言詩的代表作品。它們的基本內容反映了沒落時期剝削階級的思想情緒。它們是漢末黑暗動亂社會中一般下層文士毫無出路的痛苦呻吟，反映了漢末尖銳的階級矛盾。它們以“比興”的方法，諧和而鮮明的語言，創造了“怨而不怒”的含蓄的風格，成?所謂“溫柔敦厚”一派詩風的源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