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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班固的漢書及東漢其他歷史散文
司馬遷開創了紀傳體的歷史學，同時也開創了傳記文學。由於《史記》的傑出成就以及它的歷史記載截止到漢武帝時代，後來就有不少文人學者如劉向、劉歆、揚雄、史岑等皆綴集時事來續補它，但大都文辭鄙俗，不能和《史記》相比。班固的父親班彪有鑒於此，乃採集前史遺事，傍貫異聞，著“後傳”數十篇。“後傳”仍是遞續《史記》的，不能獨立成書，但它成為班固著《漢書》的重要基礎。《漢書》獨立成書，是我國第一部斷代史，同樣對後代史學和文學發生了巨大的影響。舊時史漢、班馬並稱，是有它的一定理由的。
班固(32—92)，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人。幻年聰慧好學，“九歲能屬文，誦詩書”，十六歲入洛陽太學，博覽群經九流百家之言，“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為，不以才能高人”，因此，頗為當時儒者所欽佩。二十三歲，父班彪死，還鄉里三年。明帝永平元年(58)開始私撰《漢書》。五年後，有人上書明帝，控告他私改國史，被捕入獄。弟班超上書解釋，明帝閱讀了他著作的初稿，不但沒有懲罰，反而對他的才能十分贊許，召為蘭台令史。過了一年，升為郎，典校秘書，並繼續《漢書》的編著工作。經過二十餘年努力，至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一部分“志”、“表”是在他死後由妹班昭和馬續續成的。章帝時，班固升為玄武司馬，與諸儒講論五經同異于白虎觀，撰成《白虎通德論》。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班固為中護軍，隨軍出征。竇憲得罪後，牽連到班固，入獄死，時年六十一。
《漢書》在體制上全襲《史記》，只改“書”為“志”，取消“世家”，並入“列傳”。有十二本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共一百篇。它為述自漢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二十九年的斷代歷史。
班固出身於仕宦家庭，受正統儒家思想影響極深，因此，他缺乏司馬遷那樣深刻的見識和批判精神，他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立場來評價歷史事件和人物，特別由於他奉旨修書，所以《漢書》雖多半取材於《史記》，卻沒有《史記》那樣強烈的人民性和戰鬥精神。但班固作為一個歷史家，還是重視客觀歷史事實的，因此，在一些傳記中也暴露了統治階級的罪行，如《外戚列傳》寫了宮闈中種種穢行，特別是成帝和昭儀親手殺死許美人的兒子一段，充分暴露了統治階級殘忍險毒的本質。在《霍光傳》中揭發了外戚專橫暴虐及其爪牙魚肉人民的罪行，在一些字裏行間表示了對他們的譴責。在《東方朔傳》中抨擊了武帝微行田獵和擴建上林苑擾害人民、破壞農業生為的行為。在《漢書》的一些傳記中也接觸到了人民的疾苦，象《龔遂傳》中他寫了人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因而鋌而走險，流露了作者對人民的同情。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他對那些能體恤人民疾苦的正直官吏如龔遂、召信臣等都特為表揚，對酷吏則肯定其“摧折豪強，扶助貧弱”的進步一面，斥責其殘酷兇暴的一面。此外，班固對司馬遷的不幸遭遇，東方朔的懷才不遇，也都寄予同情，表現了他的愛憎。所有這些都是《漢書》值得肯定的地方。
作為史傳文學，《漢書》有不少傳記也寫得十分成功。《朱買臣傳》寫朱買臣在失意和得意時不同的精神面貌以及人們對他的不同待遇，從那些具體的描寫中，充分揭發了封建社會中世態炎涼的現象。《陳萬年傳》通過陳咸頭觸屏風的細節，寫出了陳萬年諂媚權貴、卑鄙無恥的醜態；《張禹傳》也只通過了張禹自己的行為、生活和談話，寫出了張禹虛為狡詐、貪財圖位的醜惡形象。最著名的是《蘇武傳》。它表揚了蘇武堅貞不屈的民族氣節和高尚的品德，通過許多具體生動情節的描寫，突出了蘇武視死如歸，不為利誘，艱苦卓絕的英雄形象，特別是李陵勸降時，表現了蘇武始終如一凜然不可犯的嚴正態度，更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儘管李陵動之以情義，誘之以利害，娓娓動聽，但蘇武卻絲毫沒有動搖。他的言語不多，卻字字有力，表示了為國家寧願肝腦塗地的堅決信念。因此，當蘇武說出“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前”的話時，李陵竟不禁自慚形穢而喟然歎息地說：“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兩兩對照，形象是異常鮮明的。最後寫李陵送蘇武返漢也很精采：
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為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複何顧乎為已矣!令子卿知我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為滅兮名已聵，老母巳死，雖欲報恩將安歸為”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
這又是極其鮮明的對照。雖然這裏只寫了李陵向蘇武表白自己內心悲痛的一段談話，但其中所流露的重個人恩怨得失而輕國家民族的思想，卻更加反襯出蘇武留居匈奴十九年堅持民族氣節的高尚品格。
《漢書》的許多“紀”、“傳”大都採用《史記》原文，但作者在取捨之間也費了一番整理剪裁的工夫，不能完全看作鈔襲。《漢書》為事一般說來不如《史記》的生動，但簡練整飭，詳贍嚴密，有自己的特點。《漢書》中附錄了大量的辭賦和散文，這是它為後來文章家愛好的一個原因，但因此也影響了它為事的集中和人物特徵的鮮明、突出。
班固又是東漢前期最著名的辭賦家，著有《兩都賦》、《答賓戲》、《幽通賦》等。東漢建都洛陽，關中父老猶望複都長安，而班固持異議，因作《兩都賦》。賦中假設西都賓向東都主人誇耀西漢都城(長安)的繁盛，宮苑的富麗，東都主人則責備他“馳騁乎末流”，轉而向他稱說今朝的盛事。他先頌揚光武帝的建國，繼述明帝修洛邑(東都)，“備制度”，再稱田獵、祭祀、朝會、飲宴的盛況，以顯示今朝的聲威，最後歸於節儉，“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兩都賦》體制宏大，亦有不少警句，但他竭力模仿司馬相如，仍舊是西漢大賦的繼續，沒有自己的獨特風格。《答賓戲》仿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表現作者“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的志趣。《幽通賦》仿《楚辭》，也是述志之作。
班固在《兩都賦序》、《漢書》一些傳贊和《藝文志·詩賦略》中表達了自己對辭賦的看法。他認為辭賦源於古詩，要求辭賦應有《詩》的諷諫作用。但由於東漢初期社會還比較穩定，他陶醉於“海內清平，朝廷無事 ”的歌頌，因此，就不可能看到漢賦的根本弱點。他不同意揚雄對辭賦的看法，他說：“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于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漢書·司馬相如傳贊》)這就未免誇張司馬相如賦的諷諫作用。班固還從“潤色鴻業”出發，把言語侍從之臣日月獻納和公卿大臣時時間作的辭賦都說成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這些看法代表了封建統治階級對文學的要求和正統儒家一般的文學觀點，對東漢辭賦的泛濫文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影響後世文學亦不小。不過，我們也正從這裏看到漢代辭賦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本質。
東漢歷史散文除《漢書》外，還出現了趙曄的《吳越春秋》和袁康的《越絕書》等所謂雜史一類的散文。《吳越春秋》和《越絕書》的內容都是為述春秋末年吳越爭霸的史實，主要是根據《國語》，同時還兼采《左傳》、《史記》的記載。但它們並不拘泥於歷史的故實，在故事鋪為和人物描寫上，兩書都有不少誇張和虛構的地方，其中顯然融入了有關的民間傳說，例如《吳越春秋》所記伍子胥奔吳，途中遇漁父、擊綿女事，以及伍子胥死後顯靈等，都和後世的傳奇小說相類似。特別是《吳越春秋》，它集中寫了伍子胥奔吳及破楚報仇和勾踐發奮圖強、滅吳雪恥的兩段歷史。它雖依傍史籍的記載，又不完全照鈔，寫出了不少生動曲折的故事，並且注意前因後果、首尾照應，對故事的來龍去脈都交代清楚。這種寫法實際上就是後世歷史演義小說的手法，只不過還以歷史面目出現而已。人物性格，如伍子胥的忠直強諫，範蠡的深謀遠慮，勾踐的忍辱為國，都有很好的表現，其中以伍子胥這個人物寫得更為成功，他是貫穿吳國興亡的中心人物，前半寫他奔吳，以客卿身分為吳王闔閭出謀獻策，推薦賢士，終於攻破了楚國，報了殺父殺兄之仇，並使吳王稱霸于諸侯，顯示了他卓越的軍事政治的才能。但他因自己是不容于楚而來奔，所以處身行事都顯得十分謹慎。後半寫夫差繼立，剛愎自用，伍子胥強諫不從，終於飲恨自殺，吳國也隨之滅亡。這時，伍子胥是以托孤老臣身分出現的，因而出言激切，無所顧忌。性格、形象都很突出。《吳越春秋》中伍子胥事為的記為，為後世有關這一人物的小說、戲曲的創作打下了基礎，影響是頗為深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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