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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西漢後期的散文和辭賦
西漢後期的散文，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桓寬的《鹽鐵論》。這是一種政論文。西元前八一年，漢昭帝召集全國文學、賢良六十余人與禦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討論鹽鐵國營和酒類專賣等問題。桓寬根據這一次會議的文獻進行了加工和概括，成《鹽鐵論》六十篇。它保存了許多西漢中葉的經濟思想史料，也反映了當時一定的社會面貌。在形式上它是散文的新發展，以“文學”、“賢良”為一方，以“丞相”、“禦史”為另一方，進行辯論。在論辯過程中，雙方互相詰難，使論點不斷深化。他們有時是從容不迫的說理，如《取下》篇作者連用了十幾個“不知”把統治者和廣大階層人民的生活作了鮮明對比，行文整齊而有變化，疏朗中又見細密，具有一定的表現力量。有時則是緊緊抓住對方論證的弱點，或以尖銳精密的語言猛擊對方，或用生動的比喻以突出對方論證的鄙陋，都給人以較深刻的印象。《鹽鐵論》是西漢後期政論文的代表作品，它從現實問題出發，針砭時弊，頗中要害，並保持了前期政論文渾樸質實的特點。
宣帝好辭賦，他仿效漢武帝故事，召致了不少辭賦家，有王褒、張子僑、劉向、華龍等。他們的作品大都為歌頌帝王的田獵、遊樂和宮館而作的，現在大都失傳。這時，除歌功頌德的大賦外，一種“辯麗可喜”，“虞說(娛悅)耳目”的詠物小賦大量出現，作品現亦大都不存，《文選》中保存的王褒《洞簫賦》，可見一斑。
和王褒、張子僑等一起向宣帝獻賦的劉向也是西漢後期著名的散文家和今文派經學家。向字子政(初名更生)，漢高祖同父少弟楚元王交的玄孫。他在元帝時代，眼見外戚宦官弄權，皇室衰微，國政日非。因此，他曾數次以今文派的“經術”，解釋災異和當時現實政治的關係，上書皇帝彈劾外戚宦官，曾兩次入獄，被廢多年。成帝即位，又被起用，並受詔校五經秘書，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劉向散文保存下來的主要就是這些奏疏和校書的敘錄。他的散文用意深切，但辭淺理暢，平易近人，在舒緩的為述中流露了作者匡救時弊的熱情。
劉向編著的《新序》、《說苑》，引用了大量先秦的經傳子史中以及流行於民間的故事、傳說和寓言，基本上是舊文，有些經過了加工剪裁。其目的是為了利用這些進行封建倫理的說教，但其中有不少意味深長的寓言故事，如《新序》中載的葉公好龍：
葉公子高好龍，為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宮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于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非龍者也。
這個故事生動地刻劃了喜尚空談，不務實際的封建地主階級士大夫的虛為面貌。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引了這個故事，用以比喻反動派口談革命，實際上則是畏懼革命、反對革命。這個比喻是親切的，有說服力的。此外如孫叔敖、醜女無鹽(見《新序》)等故事也都耐人尋味，是魏晉小說的先聲。
揚雄(前53—西元18)，是西漢末年最著名的辭賦家。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他年輕時極好司馬相如的賦，“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後有人稱頌雄文似司馬相如，被成帝召入宮庭。他侍從成帝祭祀遊獵，作了《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河東賦》。四賦都歌頌漢朝的聲威和皇帝的功德，又處處仿效司馬相如，使辭賦創作走上了類比因襲的道路。但他的賦還是有自己的特點的，如《羽獵賦》、《長楊賦》都還寫得比較流暢，有氣魄。揚馬並稱，說明了在辭賦發展中揚雄還有一定地位。他無心仕進，在成、哀、平三世始終是一個黃門郎，生活比較窮苦。但他不慕榮利，自甘淡泊，埋頭著述，仿《周易》作《太玄》，仿《論語》作《法言》。又作《解嘲》一文，指出統治者用刑罰、詩書禮樂、舉士制度來束縛士人，而士人只圖仕進，依然“雷動雲合，魚麟雜襲，咸營于八方”。結果是庸夫充斥，奇異之士不見容，“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為”。因此他採取了“默默者存”、“自守者身全”的處世態度。《解嘲》縱橫馳說，善為排比，辯鋒頗銳利，雖受東方朔《答客難》的影響，但在思想和藝術上仍有自己的特點。
揚雄晚年認為辭賦是“童子雕蟲篆刻”，無補於規諫，又“非法度所存”，這正是從自己的切身體會中指出漢賦的根本弱點，並由此提出“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的看法。他看到了詩賦“麗”的特點，但他反對“極麗靡之辭，閎侈臣衍”，失去諷諭的作用，而要求辭賦合於諷諭的正道，即所謂“則”。這樣的文學觀點在當時是較有進步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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