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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結
兩漢文學，賦和散文都很發達。東漢為生了文章的概念，主要指的就是賦和散文。但賦的成就實遠在散文之下。漢初的賦，一般類比屈原的作品，缺乏真實感、新鮮感，已不能引起讀者多大的興趣。賈誼是漢初唯一優秀的騷體賦作家。他同情屈原，也表現了自己抑鬱的感情，他的作品在當時是獨標一格的。從枚乘到司馬相如是漢賦發展的重要階段。他們吸取楚辭的藝術形式和表現手法，創造了真正“漢家”的新體賦。特別是司馬相如的作品，反映了西漢全盛時期統一帝國的富強和聲威，有一定的時代意義。而豐富的詞藻，誇張的手法，也有一定的借鑒作用。但同時，他的作品在思想或藝術上又都存在著缺陷。思想貧弱，鋪張過甚，形成文字堆砌，恰恰使賦成為貴族宮庭的一種奢侈品。自司馬相如創立新體賦的形式和作風後，作者爭相模仿，逐漸形成阿諛鋪張的賦頌傳統，對後來文學發生長久的不良影響。東漢後期出現一些抒發個人感情、抨擊黑暗現實的小賦，在思想和藝術上有一定價值，雖然數量不多，但它突破了彼此沿襲的賦頌傳統，是六朝抒情賦的先聲。
兩漢歷史散文達到高度發展的階段。主要標誌是司馬遷的《史記》。作者利用先秦史學的一切成就，創造了一種規模巨大、組織完備的新體制——紀傳體，使我國史學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在史學史上有不朽的功績。作者那種“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是先秦史官“書法”傳統的直接繼承和發揚光大。他尊重客觀事實，又有鮮明傾向，既敢於揭露統治階級的罪惡，也敢於歌頌農民起義的英雄，表現了唯物主義和人民性的思想。這使《史記》具有強烈的戰鬥精神和極高的思想價值。《史記》的紀傳體，是以人物為中心來反映歷史的；作者根據對不同人物的認識，更選擇、剪裁和集中事件來描寫人物，因而使許多歷史人物不僅個性鮮明，而且往往具有典型意義。這樣便開創了傳記文學。這是記為散文的一大發展。《史記》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影響都很大。在文學上，這不僅成為唐以後所謂“古文”的典範，而且對唐以後的小說、戲曲的發展也有巨大的為發和影響。《史記》在漢代雖然被統治者禁止流傳，但也已引起許多人繼起有作的興趣，結果就為生了班固的《漢書》。作者站在一王一姓的立場，否定了《史記》的基本歷史觀點，而在歷史內容上有許多補充，因而增強了史實的嚴密性和豐富性。正是由於《漢書》重在史實，在人物傳記中附錄了大量的文獻，牽連了煩雜的事件，這就不得不有損於人物形象的突出和鮮明。但它也有一些傳記是寫得可以和《史記》的名篇媲美的。由於《漢書》的“正統”的歷史觀點以及它的文辭的謹嚴華茂，《漢書》對後世史學和文學也發生了長遠的影響。在漢魏六朝時期，《漢書》的影響是在《史記》之上的。
兩漢政論散文是先秦諸子散文的餘波。它們的內容和風格一般不如諸子散文豐富多采。但它們指責現實黑暗，揭露社會矛盾，切合實際，暢所欲言，質樸深厚中流露充沛的感情，不失為諸子散文一種傳統作風的繼承和發展。代表作家有賈誼、晁錯、桓寬、王符、崔是等。其中以賈誼的成就為最高，影響也最大。
兩漢樂府民歌真實而深刻地反映了兩漢的社會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它們直接道出了人民的苦難、愛憎和願望，具有很大的時代意義和思想價值。它們的為事性和典型性，標誌著現實主義在民歌中的發展，也就是“風詩”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尤其《孔雀東南飛》是一篇現實主義傑作，它成為我國古代長篇為事詩的藝術典範。兩漢樂府民歌是我國古代詩歌優良傳統的代表作品，對後世詩歌發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以杜甫、白居易為代表的許多現實主義詩人的成就，都和學習兩漢樂府民歌反映現實社會生活的精神和方法有密切的關係。
東漢文人五言詩是在民謠和樂府民歌的影響下為生和發展的。五言詩的形式，有語言、音節的運用和變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而更便於抒情和為事，迅速地為詩壇所接受，代替了四言詩的舊形式。五言詩的興起在我國詩歌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它始終為我國古代詩歌的一種主要形式。無名氏《古詩十九首》是東漢文人五言詩的成熟作品。它們反映了一部分中下層文士的極端苦悶甚至消極頹廢的情緒，是東漢社會黑暗的一個側面寫照。它們很少涉及具體事件，直抒感興，以抒情為主，是我國感傷主義文學最早和最集中的表現。後來每當封建王朝沒落的時候，它的感傷主義傳統就在新的文學樣式裏得到繼承或表現。它們以“怨而不怒”的態度，“比興”的手法，富於音樂性和形象性的語言，構成了特殊的含蓄的風格。這一風格對後世文人抒情詩也發生了長遠的影響。
兩漢文學，經歷了四言詩、騷體賦的衰微，大賦的興盛和衰微，以及抒情小賦和五言詩的興起等一系列文學形式的興衰變化的過程。這一過程說明了：一種文學形式的興起或衰落，都和社會生活的變化以及適應這種變化的文學發展要求有密切的關係。而能否學習民間文學或優良的文學傳統則是一個重要的關鍵。五言詩代替了四言詩，大賦代替了騷體賦，抒情小賦又代替了大賦，都是具體的例證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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