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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枚乘
枚乘(?—約前140)，字叔，淮陰人，漢初重要的辭賦家。他生活在文景時代，初為吳王濞郎中，後為梁孝王門客，“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及武帝即位，乘已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征乘，道死”。《漢書·藝文志》著錄枚乘賦九篇，今存《七發》一篇是他的代表作。
《七發》是假設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的談話。“七發”的意義，劉勰以為“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梁之子也”(《文心雕龍·雜文》)。李善以為“說七事以為發太子”，後一種解釋比較符合作者原意。《七發》首段指出楚太子的腐化享樂、安逸懶惰是貴族子弟的病根，但此病非藥石針灸所能治。這顯然是作者針對當時貴族的腐朽生活而提出的諷刺和勸戒，但未能給予正面的有力的批評。接著吳客分述音樂、飲食、車馬、宮苑、田獵、觀濤等事，目的是由靜而動，由近及遠，一步步為發太子，誘導他改變生活方式。作者特別傾全力于田獵和觀濤兩事的鋪寫，認為田獵可驅散懶惰的習慣，觀濤有“發蒙解惑”的功效。但根本問題並不在此，而在於用“要言妙道”轉移他的志趣。故末段要進方術之士與太子“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而太子即已“渙然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忍然汗出，霍然病已”。作者認為安逸享樂的病，最好從思想上來治療，這具有深刻意義。篇中對這一點雖未加以充分發揮，但通過前面各種事物的逐漸引導，已經可以使讀者有所領悟。
《七發》在藝術上的特色是鋪張，劉勰說：“枚乘離豔，首制《七發》，腴辭雲篝，誇麗風駭”(同上)。但它並不象後來的大賦那樣堆疊奇僻辭彙，讀起來較為平易，而且不乏精采片段。例如：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豈豈，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湧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
這一段用各種比況描寫濤狀，奇觀滿目，音聲盈耳，使讀者精神震蕩，有如身臨其境。此外，如前半篇用誇張、渲染手法表現音樂的動聽也頗為出色。但總的看來，《七發》鋪寫過繁，刻劃有餘，而生動不足，這不能不算是藝術上的一個缺點。
《七發》是標誌著新體賦——漢賦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賦的發展史上有重要地位。新體賦由騷體的楚辭演化而來。屈宋等作家的楚辭富於楚國的地方特色，是一種形式自由、句法散文化，以批判現實、抒發個人憤懣感情為主的詩歌體裁。新體賦首先在內容上改變為對帝王的歌功頌德，勸百而諷一；形式上則改變楚辭句中多用虛詞、句末多用語氣詞的句式，進一步散體化，成為一種專事鋪為的用韻散文。新體賦的根本特色，就是以鋪張為能事，以適應統一帝國的需要。所以劉勰說：“賦者，鋪也，鋪采離文，體物寫志也”(《文心雕龍·詮賦》)。新體賦的散文化以及經常使用排比整齊的句法，都與這一根本特色有關。
《七發》奠定了新體賦的形式，促進了漢代辭賦的發展。它引起後代許多作者的模仿，在賦中形成一種定型的主客問答形式的文體，號為“七體”。例如傅毅的《七激》、張衡的《七辯》、曹植的《七為》等，但都不及枚乘的《七發》。
枚乘的散文今存《諫吳王書》及《重諫吳王書》兩篇，都是為諫阻吳王濞謀反而作。兩篇皆善用比喻，多為排偶句，有明顯的辭賦特點。特別是前一篇幾乎全用比喻構成。又書中多用韻語，全篇僅僅五百餘字，而韻語就有二十多句，這也是本文一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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