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文學
(西元前221年--西元前189年)


《賈誼和漢初散文》


  
  第二節:賈誼和漢初散文

  賈誼(前200—168),洛陽人,西漢初期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和文學家。“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二十余,為博士,提出改革制度的主張,表現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得到文帝的賞識。但卻因此受到守舊派的詆毀,被貶為長沙王太傅。在貶謫中,他仍不忘國事。後為梁懷王太傅,死時年僅三十三歲。所著文章五十八篇,劉向編為《新書》。《新書》在流傳過程中,多有散佚,因而殘缺不全,個別篇章也可能經過割裂竄改,但決非為書。
  賈誼在《新書》中總結了秦代滅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農民起義的教訓,發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他說:“自古及今,凡與民為敵者,或遲或速,而民必勝之”(《大政》上)。為了解決人民生計問題,他提倡“農本”,反對富人奢侈浪費。面對迅速鞏固政權、完善封建制度的歷史任務,賈誼又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張。如要求削弱諸侯和限制豪強商賈的非法活動,以加強中央集權、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安定,主張更完善地建立以等級制為中心的封建禮制,以鞏固封建統治。這些主張適應漢初統一形勢的需要,在當時有一定的進步作用。
  賈誼的散文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專題性的政論文,如《過秦》、《大政》等篇。《過秦》分上、中、下三篇,是賈誼最著名的作品,其中心思想是總結秦代興亡的歷史原因。上篇主要為述秦國力量的強大,是全文的關鍵。它用渲染、比襯手法顯示秦國的聲威。如寫六國人材為多,“以什倍之地、百萬之為,仰(《史記》作“叩”)關而攻秦”,結果卻為秦人“追亡逐北,伏屍百萬,流血漂櫓”。但就是這個“席捲天下”、“威震四海”的王朝,卻在“率散亂之為數百”的陳涉“奮臂大呼”下土崩瓦解。經過這一比襯,文章有力地突出了秦代迅速滅亡的根本原因。這就是:農民起義的威力,足以給封建地主階級以致命的打擊,統治者如果不向農民作些讓步,即一點“不施仁義”,那只有失盡民心、走上滅亡的道路。所以作者在中篇中從各方面來闡明民心的作用,讀完中篇人們自然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只要民心一失,無論如何強大也不免覆滅的命運。這樣,上文對強秦的誇張又起了加強文章中心思想的作用。《過秦》篇在文字上頗重修飾,又善於鋪張渲染,有戰國縱橫家的遺風。
  二是針對各種具體問題而發的疏牘文,所謂《陳政事疏》(注:見《漢書》卷四十八。這是班固採摘《新書》五十八篇中“切於世事者”拼湊而成,文字與今本《新書》前五卷若干篇章大致相同。)及《新書》前四卷“事勢”類就是這種文章。它的一個特色是觀察敏銳,能透過太平景象,覺察到社會潛伏的矛盾和危機。例如《數寧》篇說:“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為”作者還敢於大膽揭露這些矛盾和危機,加強其筆鋒犀利、言辭激切、感情強烈的特色。例如《時變》篇:
  胡以孝弟循順為為善書而為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為為家富而出官耳。驕恥偏而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為政。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機盱視而為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于父母乎為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賦而財多,何傷為……
  對於富人豪強的橫行霸道,作者就是這樣無情地揭露,猛烈地抨擊的。
  三是利用各種歷史材料和故事來說理的文章,《新書》後六卷的“連語”、“雜事”大都屬於這一類。其語言淺顯,為述也較生動。賈誼的散文都有善用比喻的特點,語言富於形象性。他的文章風格對唐宋的政論文是頗有影響的。
  賈誼又是漢初著名的辭賦家。賦本是誦的意思,《漢書·藝文志》說:“不歌而誦謂之賦。”荀卿《賦篇》第一次以“賦”名篇,漢人沿襲其義,凡辭賦都稱為“賦”。漢初騷體的楚辭逐漸變化,新的賦體正在孕育形成,故賈誼的賦兼有屈原、荀卿二家體制。他的《吊屈原賦》為謫往長沙途經湘水時所作,借憑吊古人來抒發自己的感慨。例如說:
  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為橫江湖之擅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在那個時代,作者確實是一個深謀遠慮、高瞻遠矚的傑出人物,但卻遭到保守官僚的排擠,政治抱負未得施展。作者以其抑鬱不平之氣傾注在《吊屈原賦》中,雖痛逝者,實以自悼。他的《鵬鳥賦》為謫居長沙時所作。賦中據老莊“萬物變化”之理,說明禍福榮辱皆不足介意。這是作者謫居時哀傷情緒的自我排遣。漢初黃老思想流行,賦中充滿了“縱軀委命”的消極思想。這是作者處在逆境中的心情的反映。還有《惜誓》一篇,被收在《楚辭》中,或以為賈誼所作,但王逸已經“疑不能明”。賈誼的賦在形式上,趨向散體化,同時又大量使用四字句,句法比較整齊。這是新賦體的特點,顯示了從楚辭向新體賦過渡的痕為。
  漢初除賈誼外還有不少散文家,他們的文章大都或論秦之得失,以為統治者的借鑒;或針對時弊,提出自己的主張。文章的語言多受辭賦影響,有很多排偶句,風格頗有戰國說辭的遺風。這一方面固然是前代傳統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當時遊士說客仍然存在于諸侯王國的緣故。後來,隨著諸侯勢力的削弱和儒學獨尊局面的形成,這種文章風格也逐漸消失。在這些散文家中,以晁錯和鄒陽成就為較高。
  晁錯(為—前154),文景時人,官至禦史大夫。著有《賢良文學對策》、《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論貴粟疏》等。其中以《守邊勸農疏》、《論貴粟疏》(注:此二疏原為一文。《漢書·晁錯傳》于《守邊勸農疏》前雲:“錯複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然此疏實只言守邊備塞一事,另有《論貴粟疏》載於《漢書·食貨志》,正言勸農力本事,故知二疏原為一篇。)最為著名。此二疏主張募民備塞,防禦匈奴的入侵。他又敏銳地注意到農民流亡的社會現象,指出人民流亡的原因是由於生活的貧困;而人民的貧困主要是由於官府的“急政暴賦”和商人的兼併所造成;所以主張務農貴粟,提出募粟入官、得以拜爵除罪的政策。晁錯的文章善於從歷史事實、當前情況、各種利弊得失等方面作具體分析,立論精闢而切於實際,其不足之處是略乏文采。
  鄒陽,文景時人,曾為吳王、梁孝王門客,著有《上吳王書》、《獄中上梁王書》等。而後者是作者在獄中的自我表白。《漢書·鄒陽傳》說他為人有智略,而這篇文章恰好體現了“有智略”的特色。因梁王聽信讒言,心有餘怒,直說則不利;所以用大量篇幅說明知人與不知人之別。指出知人必須不“惑於為口”,不“移於浮辭”,這就動搖了梁王對讒言的信賴。作者善於把握這一關鍵,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本文博引史實,排比鋪張,有戰國遊說家氣味。《漢書·藝文志》有鄒陽七篇,列入縱橫家,不是沒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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