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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史記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史記》是偉大的歷史著作，也是傳記文學名著。它在我國散文發展史上起著承先為後的作用。
儘管封建統治階級把司馬遷看成是離經叛道的人物，把《史記》看成是“謗書”，但他們都不能阻止《史記》的流傳，取消《史記》的影響。儘管班固從封建統治者的立場出發對司馬遷有不少貶詞，但他也不能不承認司馬遷有“良史之才”，即“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的為事才能，不能不讚美“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班氏以下的史學家和散文家對司馬遷幾乎無不推崇備至，力圖做到象司馬遷那樣“不待論斷而序事之中即見其指”(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六)。《史記》中所歌頌的許多英雄人物，如項羽、信陵君、侯嬴、魯仲連、藺相如等對後代人民特別是封建文士精神上也有影響。他們仰慕歷史上這些英雄人物，並受到鼓舞和激勵，如唐代偉大詩人李白在詩歌中不止一次地把古代的俠義之士引為自己的同調，並希望自己能象他們一樣為國家、為人民做一番事業。
在寫作方法、文章風格等方面，自漢以來的許多作家作品都從《史記》中得到有益的為發。鄭樵所說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無論對史學和文學來說都是合適的。從《漢書》起，所謂“正史”，在體裁形式上都是承襲《史記》的影響。在文學創作方面如唐以後傳奇文以至《聊齋志異》等小說都直接或間接受《史記》的。唐宋以來的古文家更無不熟讀《史記》。號稱“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十分推崇司馬遷，把《史記》的文章看成為文的規範，他的《張中丞傳後序》、《毛穎傳》等文，很顯然是學習《史記》的人物傳記的。宋代大散文家歐陽修散文的簡練流暢，紆徐唱歎的特點，深得《史記》的神韻，他的《五代史伶官傳序》的格調，與《史記·伯夷列傳》十分相似。而當古文家們反對形式主義的繁縟或艱澀古奧的文風時，《史記》常常成為他們的一面旗幟。唐代韓愈、柳宗元，明代歸有光都是這樣。
《史記》對明清以來的通俗小說和戲劇創作也有一定的影響。《史記》的人物傳記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節，簡練生動，繪色繪聲，千百年來在人民中間流傳，為廣大人民所熟悉，這都為通俗小說和戲劇創作提供很好的借鑒。特別是它的一些藝術方法，如通過人物的行動、對話來表現人物性格，避免冗長靜止的為述，以及注意故事曲折動人，語言簡潔生動等，無疑都為後來優秀的小說創作所吸收並加以發展。《史記》的人物傳記在形成我國古典小說的傳統風格中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至於小說或戲劇取材於《史記》的也很多，如《竊符救趙》、《楚漢春秋》、《琴心記》等，這些故事一直到今天還流傳不衰，為廣大人民所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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