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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鍾嶸詩品及蕭統文選
鍾嶸《詩品》是在劉勰《文心雕龍》以後出現的一部品評詩歌的文學批評名著。這兩部著作相繼出現在齊梁時代不是偶然的，因?它們都是在反對齊梁形式主義文風的鬥爭中的?物。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生卒年不詳。他在齊梁時代曾作過參軍、記室等小官。他的《詩品》是梁武帝天監十二年(513)以後寫成的。
鍾嶸的時代，詩風的衰落已經相當嚴重。據《詩品序》描寫，當時士族社會已經形成一種以寫詩?時髦的風氣，甚至那些“才能勝衣，甫就小學”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著寫詩，因而造成了“庸音雜體，人各?容”的詩壇混亂情況。王公縉紳之士談論詩歌，更是“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並起，准的無依”。所以鍾嶸就仿漢代“九品論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寫成這部品評詩人的著作，想借此糾正當時詩壇的混亂局面。
《詩品》所論的範圍主要是五言詩。全書共品評了兩漢至梁代的詩人一百二十二人，計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詩品序》裏，他談到自己對詩的一般看法：“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從這一段話來看，他對詩的看法一是強調賦和比興的相濟?用，一是強調內在的風力與外在的丹采應同等重視。這和劉勰的看法大體接近，僅僅在對比興的解釋和重視程度上略有不同。
鍾嶸論詩還堅決反對用典。他在序裏說：“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並舉出許多詩歌的名句說明“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他並尖銳地斥責了宋末詩壇受?延年、謝莊影響而形成的“文章殆同書抄”的風氣。劉勰並不一般地反對用典，在《事類篇》中他只是主張創作應該以“才?盟主，學?輔佐”，典故要用得準確扼要。不過鍾嶸是論詩，劉勰是兼論文筆，包括鍾嶸所說的“經國文符”、“撰德駁奏”各種文體，因此很難說劉鍾兩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鍾嶸論詩還堅決反對沈約等人四聲八病的主張。他說：“余謂文制，本須諷讀。不要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足矣。至平上去入，餘病未能；蜂腰鶴膝，閭裏已具。”沈約等提出的四聲八病的詩律，人?的限制過於嚴格，連他們自己也無法遵守，鍾嶸批評他們“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鍾嶸看到這種過分拘忌聲病的害處就籠統地反對講四聲、講格律，就未免有點“因噎廢食”了。劉勰在《聲律篇》裏是積極主張文章要講究聲律的，他並且對應用聲律的一些基本原則和難易的關鍵作了扼要的分析。
鍾嶸論詩有一個重大特色，這就是他善於概括詩人獨特的藝術風格。他概括詩歌風格主要是從以下幾方面著眼：一是論賦比興，例如說阮籍的詩“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說左思詩“得諷諭之致”；說張華詩“興托不奇”，都是著眼於比興寄託的。二是論風骨和詞采，例如說曹植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說劉楨詩“真骨淩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說張協詩“雄于潘岳，靡於太沖”，“詞采蔥倩，音韻鏗鏘”；都是風骨和詞采相提並論。三是重視詩味，在序裏他已經說五言詩“是?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說詩應該使人“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反對東晉玄言詩的“淡乎寡味”。論詩人的時候，他又說張協詩“使人味之委委不倦”；應璩詩“華靡可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稱道詩中佳句，在序裏他曾經摘引“思君如流水”，“高臺多悲風”等名句，稱?“勝語”；論謝靈運詩，稱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論謝兆詩，稱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論曹操詩也說他“甚有悲涼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詩句的例子。除以上四點以外，他還善於運用形容比喻的詞語來描繪詩歌的風格特徵，例如評範雲、丘遲詩說：“範詩清便宛轉，如流風回雪；丘詩點綴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語非常新鮮貼切。
鍾嶸論詩也有一定的歷史觀念。他的序裏對五言詩的?生和發展也有概括的論述，這也可以說是他心目中的詩史的提綱，不過他著重?述各代詩人的陣容，與劉勰《明詩篇》著重論述各代詩歌的共同風貌及時代背景有所不同。鍾嶸論每個詩人風格，總是指出其“源出”某人，雖然有認流?源的原則錯誤，但前人的影響也不容否認。在這方面，他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論點。例如他認?陸機、謝靈運“其源出於陳思”，?延年“其源出於陸機”；認?左思詩出於劉楨，陶潛詩“又協左思風力”等等，不僅抓住了這些詩人在風格上繼承前人的某些比較重要的特點，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示了我們劃分詩歌流派的線索。但是，詩人在風格上繼承前代作家，關係是比較錯綜複雜的。鍾嶸卻常常把這個問題簡單化。他說曹植詩出於國風，阮籍詩出於小雅，就是很顯明的例子。他說王粲、曹丕詩出於李陵，嵇康詩出於曹丕，陶潛詩出於應璩，我們幾乎看不出有什?根據。至於說“仗清剛之氣”的劉琨的詩出於“文秀而質羸”的王粲，更顯然有些自相矛盾。他論詩抹殺兩漢南北朝樂府民歌，更是存在明顯的偏見。他對建安詩人所繼承的傳統缺乏正確判斷，正和這一點有密切關係。
鍾嶸論詩一方面是反對某些形式主義的現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義潮流的影響。他品評詩人，往往把詞采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們作品的思想成就。所以，他就把“才高詞贍，舉體華美”的陸機稱?“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詞盛，富豔難蹤”的謝靈運稱?“元嘉之雄”，放在陶潛、鮑照之上。在劃分等級的時候，甚至把開建安詩風的曹操列?下品，把陶潛、鮑照列?中品。這些地方，顯然和他序中所說的風力與丹采並重的觀點並不符合。他摘句論詩的批評方式，雖然反映了當時創作上“爭價一句之奇”的傾向，也開了後代摘句批評的不良風氣。
鍾嶸《詩品》是第一部論詩的著作，對後代詩歌的批評有很大的影響。唐司空圖，宋嚴羽、敖陶孫，明胡應麟，清王士禎、袁枚、洪亮吉等人論詩都在觀點上、方法上、或詞句形式上受到他不同程度的?發和影響。
魏晉以後，由於文學創作的發展，文人們也開始注意文章總集的編選，這些選家往往通過文體源流和作家作品的論述，通過文章的去取體現他們的文學觀點，因此這些總集同樣具有文學批評著作的價值。現在已經佚失的西晉摯虞的《文章流別集》和東晉初李充的《翰林論》就是魏晉南北朝時代著名的總集。
現存的文章總集，以蕭統的《文選》?最早。這部總集是梁昭明太子蕭統(501—531)在東宮時延集文人們共同編訂的。蕭統在文學上主張文質並重，認?文章應該“麗而不浮，典而不野”(《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他曾經?陶淵明作傳和編集，可見他的觀點和蕭綱等人的形式主義觀點並不一致。他在《文選序》裏談到他選文的標準，認?經史諸子等都以立意紀事?本，不屬於詞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的標準的文章，才能入選，這也就是說只有善用典故成辭，善用形容比喻，辭采精巧華麗的文章，才合乎他的標準。可見他編《文選》正是企圖用南朝文筆之辨的理論來劃分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儘管他立的標準並不符合我們的關於文學的科學概念，但也可以說是一個很有積極意義的嘗試。《文選》中選錄了自先秦到齊梁時期的許多詩文作品，所包括的時代雖然很長，但是由於他選文的標準著重辭采，所以選錄的文章仍然是略古詳近，很重視南朝作品的。可見蕭統雖然也主張文質並重，但他對文質觀念的理解以及對文章的實際看法，和劉勰不滿南朝文風浮詭、訛濫的觀點是頗有差別的。此外，我們也應該看到，蕭統所選的文章如孔安國《尚書序》、杜預《春秋左氏傳序》及範曄《後漢書》中的一些序論等，也不盡符合他自訂的體例。他分析文體過於繁瑣，也有形式主義的傾向。
蕭統選文時，選入了《飲馬長城窟行》等漢代樂府民歌，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所選的篇章畢竟太少，南北朝樂府民歌更一首也沒有選。有一些優秀的文人作品也有所遺漏，如陶淵明的詩只選錄了八首，這不能不說是缺憾。但是，他選入的多數作品仍然是經過精挑細揀的佳作，因此，他這部書不失?一部代表當時文學觀點的好文學選本。
此書自唐初李善加以注釋後，就得到廣泛的流傳，唐以後的文人們往往把它當作學習文學的教科書。杜甫教育他的兒子要“熟精文選理”(《宗武生日》)，宋人諺語也說：“文選爛，秀才半”(陸遊《老學庵筆記》)，可以看出它在後代的廣泛影響。後代文人研究《文選》及李善等人的注釋，形成“選學”，也不是偶然的。
徐陵在梁朝編成的《玉台新詠》，是一部現存的較早的詩歌總集。雖然所收的詩只限於“豔歌”，有明顯的局限性，但其中保存了《古詩?焦仲卿妻作》(即《孔雀東南飛》)及其他的一些民歌，還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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