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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發展到清代中葉，除少數小說由於自身的繼承關係和一定的社會條件得到進一步發展外，一般傳統文學的趨勢是衰落的。許多詩文流派翻來覆去，只在形式技巧或風格流派上彼此類比，始終找不到出路。
然而到了近代，開始發生了新的變化，呈現複雜的景象。這種變化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開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由於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在一方面促使中國封建社會解體，促使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因素，把一個封建社會變成了一個半封建的社會；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們又殘酷地統治了中國，把一個獨立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國”。而“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從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政變、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都表現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頑強的反抗精神”(《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中國革命和中?共產黨》)。這就是說，在帝國主義侵略的新形勢下，中國封建社會一步一步地變為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同時中國人民也進行了一系列的反帝反封建的舊民主主義的革命鬥爭。八十年的中國近代史，從革命潮流看，大致可分?三個時期：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時期，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和義和團運動時期，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隨著這種社會歷史的發展，在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進一步尖銳化、表面化的情況下，文學從內容到形式逐漸發生了變化，因而出現了新的文學面貌和文學潮流。這是服務於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文學。同時?維護封建統治的各種腐朽文學也在進行著不斷的掙扎。
十九世紀中葉前後(道、鹹)，首先是英國資本主義的大炮，打開了閉關自守的封建帝國的大門，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無能和封建帝國的危機。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加速了中國農村自然經濟的破?。例如包世臣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在《答族子孟開書》中說：“近日洋布大行，價才當梭布三之一。吾村專以紡織?業，近聞已無紗可紡；松太布市，消減大半；去年棉花客，大都折本。”同時也就加深了階級矛盾。洋貨傾銷，白銀大量外流，銀貴穀賤的結果，“米二石方能完條銀一兩，米七八石方能完額曹一石，田內所收，不敷兩稅”：廣大農民日益陷於無以?生的困境。太平天國革命就是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清王朝殘酷的封建剝削的新形勢下激起的。但是也應該看到，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不僅加速了中國農村自然經濟的破?、階級矛盾的尖銳化，同時也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生長和發展。在新的複雜的現實形勢之下，封建統治階級內部開始發生了分化。一部分較?開明的地主階級士大夫，厭棄程朱理學和經史小學考據的空談無用，而研究“經濟”之學，並發出了改革內政、學習外國有用的知識、抵抗外國侵略的呼聲。正是由於新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意識的?生和發展，傳統文學才在理論上出現了新的文學觀點，反對類比，主張文學?現實政治社會服務；在創作上才打破陳腐的面貌，反映新的現實內容，歌頌廣大人民和英雄人物對外國侵略者的英勇抵抗，揭露清王朝及其官僚士大夫的昏庸和腐朽無能，同情人民的生活疾苦等等：因而?生了進步的文學潮流。
傑出的思想家和文學家龔自珍是這個時期首開風氣的人物。他在鴉片戰爭前夕，以其敏銳的眼光和批判的態度，向腐朽的清王朝和官僚士流社會進行了大膽的揭露和抨擊，並提出了改革內政、抵抗外國侵略的主張。他的詩文表現了新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因而他成?近代文學的開山作家。魏源和龔自珍齊名，思想也相近，他們都研究“今文派”經學和實際有用之學，都是近代改良主義運動的前驅思想家。但魏源的詩文作風則比較平實樸素，影響亦較小。後來的馮桂芬、王韜接受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影響較多，改革內政的願望和主張也愈來愈明確、具體，因而成?近代早期的改良主義者。王韜是中國早期的新聞工作者，他的散文沖出了古文辭的門徑，平易暢達，切實有用，開始成?群?的讀物，走上社會化的道路。此外還有許多作家，他們雖沒有萌發改良主義思想，不屬於改良派，但一般反對外國侵略，同情人民疾苦，表現了愛國主義立場。他們的詩文同樣不事類比，反映了新的現實內容。太平天國革命領袖提倡“文以紀實”，他們的詩文直接?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鬥爭服務，打破一切封建文學的束縛，表現了“樸實明曉”的作風。優秀的民間文學，更以歌謠和故事等為人民喜聞樂見的形式，反映了中國近代社會歷史的基本內容，即廣大人民反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反抗封建壓迫和封建剝削的革命鬥爭內容。總之，龔、魏等前驅或早期的改良主義人物，他們的學術思想或文學思想的共同趨向，是和現實政治社會聯繫，使學術或文學?現實政治社會服務。他們的詩文和許多愛國主義者的詩文，以及太平天國革命領袖的詩文和民間文學，構成了這個時期進步的文學潮流。
同時傳統詩文，也還不甘沒落，出現了宋詩運動和“桐城派”古文的“中興”，進一步走上了腐朽或反動的道路。被稱為“倚聲家老杜”的蔣春霖，他的某些著名作品，誣衊太平天國革命，也表現了地主階級的沒落情緒和反動立場。古典小說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則陡然衰落，除個別作品如《三俠五義》外，不僅許多狹邪小說和俠義小說充滿了封建糟粕，而且還出現了企圖撲滅進步思想極端反動的作品。
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到同世紀末(同、光)，是帝國主義列強和封建買辦階級互相勾結，把中國變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時期。在光緒二十年甲午(1894)中日戰爭中國完全失敗後，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達到了空前的緊張階級，亡國之禍，迫在眉睫。同時也是中國資本主義在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和洋務運動的影響下，開始發展的時期。從光緒二年(1876)中國資產階級戴恒、鄭觀應等籌辦上海機器織布廠，到戊戌前後，中國民族紡織工業有了初步的發展。這個時期鬥爭是複雜的，尖銳的。既有封建買辦階級如李鴻章之流的賣國投降，也有人民群眾強烈的反帝愛國運動——義和團運動。同時許多先進人物，努力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和文化，企圖按照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模型來改變中國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於是從鴉片戰爭前後發生的改良主義思潮迅速形成了相當廣泛的政治和文化運動。它代表著一部分由官僚地主階級轉化的資產階級，在根本不改變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呼籲挽救民族危亡，要求發展資本主義。康有為正是這一運動的代表人物。他繼承了龔自珍、魏源的“今文派”經學的思想傳統，並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和文化的影響，不斷上書清王朝，請求變法，提出政治經濟和文化上一系列的積極建議，得到許多人的贊成和擁護。他在戊戌變法以前寫的許多詩文與改良運動配合，有進步意義，作風亦顯然受龔自珍的影響。
由於改良運動的需要，在文學範圍內，也發出了各種改良的呼聲。梁啟超、譚嗣同等於戊戌變法前一兩年內，曾提出“詩界革命”的口號，並試作“新詩”。雖然這時所謂“新詩”只是“尋扯新名詞以自表異”，但還是很有意義的。它反映了人們對新文化，新思想的現實要求。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到日本，著《飲冰室詩話》，繼續鼓吹“詩界革命”，並提出“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或者說“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的主張，要求在不破壞舊風格的前提下，詩歌要反映現實政治社會內容，是近代以來進步的詩歌潮流一個概括和理想。梁啟超極力推尊的黃遵憲，從理論到創作，實際已為“詩界革命”作了準備。他早年即提出“我手寫我口”、反對類比古人的主張。後來他要求“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我”，進一步明確了詩歌創作的現實主義精神。他的創作實踐反映了新世界，特別重要的是反映了一系列的近代史上的重大事變，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他的詩確實是“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是“新派詩”，因而成為“詩界革命”的一面旗幟。資產階級為了“開通民智”，擴大改良運動的宣傳影響，在戊戌變法前後，陳榮袞、裘廷梁等提出語文合一的文體改革的主張。認為文言是“禍亡中國”的一端，“白話為維新之本”，主張“崇白話而廢文言”，“報章宜改用淺說”。同時長江下游各省白話小報紛紛出現。這一白話文運動雖沒有取得全面的、徹底的勝利，代替傳統古文的統治地位，但它從語言、形式上否定了古文的表達作用，對晚清的文體解放運動是有很大的促進作用的。梁啟超提出過“文體革命”的口號。他的寫作實踐打破一切傳統古文的格局，發展馮桂芬、王韜的作風，“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他的散文風靡一時，“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清代學術概論》)。同樣由於改良運動的宣傳需要，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和文學不斷輸入。嚴複、林紓成為這時著名的翻譯家。嚴譯《天演論》一時起了極其廣泛的思想影響。近代商業都市的興起，新聞事業和文學期刊的興盛，促進了小說的繁榮。“經史不如八股盛，八股無如小說何”(康有為《聞菽園居士欲為政變說部，……》)，它成為改良社會、揭露社會政治黑暗的有力工具。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和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則是這時著名的小說作家和作品。梁啟超在小說的創作和理論上也起了積極的作用。他創辦《小說林》，提倡“小說界革命”。他在《小說林》創刊號上發表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極力強調小說的改良政治社會的作用，認為“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一時發生了很大的影響。許多人都來探討小說理論，肯定小說的社會作用，提高小說的文學地位，大大改變了鄙視小說的傳統態度，因而產生了古典小說研究的新評價和新風氣。從十九世紀中葉(道光年間)逐漸流行的“京劇”，具有深厚的民間藝術基礎，集中了許多地方戲曲的優點，在唱腔(以“皮黃”為主)、表演、服色以及唱詞道白等等方面，逐漸超過了已往的各個劇種，最廣泛地吸引了群眾，代替了為貴族文士欣賞的“昆曲”，“居然登了大雅之堂”(《瞿秋白文集·亂彈》)。太平天國革命被鎮壓後，清王朝暫時的苟安，又使北京成為許多地方戲演員集中的地方，於是“京劇”得到進一步吸收各種地方劇精華的機會。十九世紀後三十年代是“京劇”獨立發展的時期，劇目豐富，題材廣泛，不少劇目反映了一定的時代精神；名演員大量湧現，創造了許多生動優美的藝術形象：因而成為有廣泛影響的一個重要劇種。但它也產生了不少反動作品。在改良運動的影響下，個別作家利用雜劇、傳奇的舊形式反映新的現實政治社會內容，有一定意義，但成就不大。
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對封建文化的衝擊力量是不足的。這時傳統詩文的餘波並未平息。在詩壇上，和“新派詩”發展的同時，出現了以陳三立、陳衍為代表的“同光體”。這是宋詩運動的一個發展。其他還有王豈運等不同的擬古詩派。詞在這個時期，則有“常州派”的發展。譚獻、王鵬運是它的早期作家，後來朱孝臧、況周頤被稱為大家。詞學的整理研究也以這時為盛。許多詞人都是詞的整理研究者，其中以朱孝臧的成績為最大、最知名。“桐城派”古文雖然改良派所唾棄，但也出現了黎庶昌、吳汝綸等新的作家。嚴複、林紓以古文翻譯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和文學，也為傳統古文找到了新的思想內容和表現形式。
從二十世紀初到“五四”運動前夕，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取得勝利又轉為失敗的時期。隨著甲午戰爭的失敗，資產階級發生了分化，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中下層，不再寄幻想于清王朝，積極進行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義和團運動被鎮壓後，帝國主義列強侵佔北京，清政府訂立了屈辱的辛醜和約，中國進一步殖民地化，民族危機日益加深。在這個危亡的新形勢下，帝國主義強盜和腐朽無能的清王朝，就成為廣大人民憤恨和鬥爭的焦點。許多愛國青年步武先進人物的足跡，東渡日本留學，尋求救國真理，一時形成了留學熱潮。同時中國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清政府迫於危亡形勢也不得不接受資產階級某些要求，如實行“新政”，廢八股，停科舉，開辦新式學堂，等等。這樣，在日本的留學生界和國內新式學堂，就成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集中的地方，也是革命派宣傳革命、準備起義鬥爭的重要據點。隨著革命運動的興起和發展，國內外先後產生了革命小團體。光緒三十一年(1905)，許多革命小團體的聯合，成立了“中國同盟會”，標誌著中國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已走向高潮。許多革命報刊和文學期刊紛紛出現。它們互相配合，共同為革命服務。文學的群眾性、組織性大大地增強了，出現了文學團體“南社”，這是明末“複社”以後最大的一個文學團體，也是近代以來第一個具有民族民主革命意識的文學團體。它在宣統元年(1909)正式成立的時候，參加者十七人，其中就有十四人是同盟會會員。文學為政治服務的目的更明確了。詩歌、散文、小說、戲劇，以及某些民間文學形式如時調、歌謠、彈詞等等，一時都成為革命鬥爭的工具。進步的文學潮流，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以“南社”為中心的革命詩歌大量地湧現。“南社”最初發起人柳亞子、高旭、陳去病的詩一般激昂慷慨，為民族民主革命而高歌。散文既有章炳麟飽含革命思想、取法魏晉的古文，也有鄒容宣傳革命通俗化的古文，更出現了白話文。小說有新的發展，除揭露黑暗外，也有傾向革命、歌頌革命的作品。但也有愈趨下流的東西。戲劇方面，有以汪笑儂為代表的改良“京劇”運動；在日本留學生中也產生了“話劇”；同時舊形式的雜劇、傳奇，也被利用來為革命服務。陳天華、秋瑾等激進派革命者都曾利用通俗的說唱文學形式來宣傳革命。在革命浪潮中，一切腐朽的文學，受到沈重的打擊。但它還遠遠地沒有被打垮。“同光體”詩人依然活躍一時。他們也在北京創立詩社，隱然和“南社”對抗。同時又出現了王國維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他在西方資產階級哲學思想的影響下，提倡文學脫離現實政治社會，顯然是和文學為革命鬥爭服務的進步潮流背道而馳的。隨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失敗，封建勢力的復辟，革命進步作家有頹唐悲觀的，如“南社”的許多詩人；有的甚至走向反動。前一時期的改良派人物如梁啟超、嚴複、林紓等等也與遺老們合作起來，一時形成了腐朽文學的大合唱。
中國資產階級，由於先天的軟弱性和不徹底性，不可能完成民主革命和徹底打垮封建文化的任務。這個歷史任務不得不落到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肩上來了。在新文化的偉大發展中，一切腐朽文學終於受到更沈重的打擊，潰不成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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