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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遠流長的中國古代文學，到隋唐五代時期，發展到了一個全面繁榮的新階段，整個文壇出現了自戰國以來所未有的百花齊放、萬紫千紅的局面。其中詩歌的發展，更達到了高度成熟的黃金時代。唐代不到三百年的時間中，遺留下來的詩歌就將近五萬首，比自西周到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中遺留下的詩篇數目多出兩三倍以上。獨具風格的著名詩人約有五六十個，也大大超過戰國到南北朝著名詩人的總和。而李白、杜甫的成就，更達到詩歌創作的高峰。在散文方面，由於古文運動的勝利，創造出許多傳記、遊記、寓言、雜說等新型短篇散文。在小說方面，也出現了許多打破六朝志怪小說格局、獨具機杼、富於文采與意想的傳奇作品。除了這些前代所已有的文體在這個時期獲得推陳出新的輝煌成就而外，變文一類通俗講唱文體在民間的廣泛流傳；詞的從民間到文人，從萌芽到成熟；更為後代文學的新發展開拓了道路。
這個前所未有的文學全面繁榮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文學本身不斷發展變革的結果，但更為根本的還是決定于文學發展的社會基礎和歷史條件。
經過了將近四百年的分裂動亂的痛苦之後，隋唐時代終於實現了人民所渴望的國家的統一。隋唐統治者為了鞏固統治的地位，不得不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在政策上不得不照顧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限制豪門士族的勢力。自隋代開始，士族勢力逐漸削弱，隋末農民大起義更給士族以沈重的打擊。隋唐實行均田制，把國家掌握的官田、無主地、荒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一部分農民。對地主豪族過多地佔有土地也有限制，某些豪族逾限佔有的土地曾被沒收，一部分農民就從地主豪族的部曲轉為政府的均田戶。在生為發展中，租佃剝削方式的莊園地主經濟，逐漸代替了奴役部曲剝削方式的豪門地主經濟。租庸調稅法的實行，賦稅、徭役負擔有所減輕，中小地主階級逐漸為頭，勞動人民的處境也有一些改善，再加氏族志的重修，戶等的重新劃定，士庶界限逐漸消失，豪門士族的勢力更日益衰微了。正由於這一系列生產關係的調整變化，唐代國家迅速強大起來，從貞觀至開元一百多年中，農業、手工業生為不斷上升。貞觀時期，鬥米值三四錢，成為歷史佳話。手工業方面，綾綿、陶瓷、紙張、金屬製品等都達到很高的水平。杜甫《憶昔》詩描寫說：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唐代極盛時期勢力所及的範圍，東北至朝鮮半島，西北至蔥嶺以西的中亞，北至蒙古，南至印度支那，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封建帝國。城市的空前繁榮，更標誌著當時封建經濟的發展水平。唐代首都長安城，周圍約有三五.五公里，其規模之巨大，為當時世界所少見。全城人口共三十多萬戶。南城商業區佈滿“邸店”(旅店)和“商肆”(店鋪)，聚居著中亞、波斯、大食等國的外商。長安有五條大道通往全國各方。水路則“旁通巴漢，前詣閩越”，“控引河路，兼包淮海”。除長安外，洛陽、揚州、廣州、成都、涼州等城市也都非常繁華富庶。對外交通也非常發達，陸路有北、中、南三條路通往中亞和印度。水路上，中國海船可以遠航至紅海、印尼、日本。當時所有的亞洲國家都和中國有經濟文化上的往來。而朝鮮、日本、印度、中亞各國和中國的關係尤為密切。
隋唐統治者為了擴大統治基礎，除經濟方面採取措施而外，在用人方面也一反魏晉以來保護士族特權的九品中正制，實行科舉，通過明經、進士等常科以及其他種種名目的制科考試，選取官吏。許多宰相、大將都是科舉出身，這就在許多中下層地主階級文人面前展開了比較寬廣的出路，激發了他們對功名事業的種種幻想。在宗教和文化上，唐統治者對儒、道、釋三家思想都很重視，儒、道經典都列為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佛教也得到武後、憲宗等的提倡，其他宗教和學說也未受排斥，這對文人思想的活躍也是很有利的條件。作家的隊伍擴大了，許多作家都來自中下層地主階級，生活上都經歷過不同程度的磨煉，他們對社會情況、人民生活都比魏晉六朝那些上層文人更為熟悉，思想感情、精神面貌也比他們充實而健旺。“遍觀百家”、“好語王霸大略”、“喜縱橫任俠”成為唐代許多文人共同的風尚，在政治上，他們更往往高談“濟蒼生”、“安社稷”、“致君堯舜”。韓愈的辟佛老，儼然以天下為己任，柳宗元的《封建論》更在肯定君權前提下倡言“公天下”。這種思想活躍的狀況，對文學有相當深刻的影響。儒家的仁政思想，對杜甫、白居易等現實主義詩人的創作有明顯的好影響，道家蔑視禮法，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思想，在李白等浪漫主義詩人的作品裏也煥發了光彩。此外佛教的流傳，除對王維等作家的思想有影響外，對變文及其他講唱文體也有很大的作用。當然，儒道釋思想對文學也各有消極的影響。
國家空前規模的統一，對文學繁榮也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過去由於南北對立，文化發展殊途。在學術上是“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在文學上是“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但自隋代統一，雙方就開始互相吸收。唐初文人更明確地提出南北文學應“各去所短，合其所長”(《隋書·文學傳敘》)的要求。這種願望終於在統一局面下實現了。盛唐的詩歌，中唐的古文，正體現出南北文化匯流的汪洋浩瀚的局面。同時國家的統一，水陸交通的發達，也使作家生活視野擴大了。唐代作家如李、杜、高、岑、元、白、韓、柳等都走過很多地方，都有許多出身地位、思想性格不同的朋友，這是六朝文人，乃至許多兩漢文人所不及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國內各民族關係比過去更為融洽，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比過去更為活躍。中國傳統的音樂、舞蹈、繪畫、雕塑乃至日常生活的飲食、服飾，都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響而有重要的發展。唐代在中國各民族音樂的基礎上吸收外來音樂，建立了燕樂、清樂、西涼、高昌等十部樂曲。舞蹈方面，劍器舞、胡旋舞等也來自西域。繪畫方面也吸收外國色彩、暈染的技巧，出現了敦煌許多壯麗的壁畫，也出現了閻立本、吳道子、李思訓、王維等繪畫大師。各種藝術的發展，大大地促進了文學的發展。王維的山水詩，號稱“詩中有畫”，顯然受到山水畫的積極影響。音樂的發展，不僅有助於詩歌的入樂傳唱，還直接促成了詞的誕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華，使唐人精神生活大大地豐富了。我們讀李頎、岑參、杜甫等人描寫音樂、舞蹈、繪畫的詩歌，可以看出當時藝術創作飽滿的內容，新鮮的活力，也可以看出當時作家們勇於接受新鮮事物的時代精神。魯迅說：“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唐人也不算弱。例如漢人墓前石獸，多是羊、虎、天祿、辟邪。而長安的昭陵上，卻刻著帶箭的駿馬，還有一匹鴕鳥，則辦法直前無古人。……漢唐雖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絕不介懷。”(《墳·看鏡有感》)這種魄力和信心，正是來自國家的強大和統一。
唐代文學的繁榮，也是文學本身不斷發展的結果。從先秦到漢魏六朝，文學經歷了長遠的歷史發展過程，詩歌、散文、小說等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遺為。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光輝傳統的建立和發展，不同思想傾向的表現，不同題材領域的開拓，不同文體特徵的探索，以及聲律的運用，語言風格的創造，手法技巧的革新，都為唐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值得借鑒的財富，同時，也留下了不少深刻的教訓。這些都是唐代文學繁榮的必要條件。但是，更值得重視的是唐代作家對文學遺為所採取的批判繼承、推陳出新的態度。隋及初唐時期，齊梁形式主義詩風雖然還占統治地位，但初唐四傑已開始對它表示反對，到了陳子昂，更大力掃蕩齊梁詩風，標榜“風雅比興”、“漢魏風骨”的傳統，在復古之中實現革新。李白繼承著陳子昂的革新精神，一面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一面又學習楚辭和樂府，創造了獨特的浪漫主義的詩風，完成詩歌革新的使命。到了杜甫，更總結自己的創作經驗，明確提出“別裁為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的主張，既有批判，又有繼承，既注意內容精神，又注意聲律形式。正因為如此，他的現實主義的詩歌才能夠“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負起了繼往開來的任務。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理論，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國詩歌的現實主義的傳統。在散文方面，韓愈一方面指責六朝文風：“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但是他並不全廢駢儷，而且他的“陳言務去”的主張，也受南朝文人“辭必窮力而追新”的為發。這些唐代傑出作家在對待遺為上，都體現了一種既批判又繼承的共同精神。雖然他們批判的標準、繼承的目的和我們顯然不同，但是這種既不拜倒在古人腳下，又能虛心向古人學習的精神，使他們借鑒而不流于摹仿，繼承而又能有所創造。這是非常值得珍貴的。
唐代的君主，很重視詩歌，也大都能詩，太宗、玄宗的詩曾為某些文人所稱讚。武後宴集群臣，宋之問賦詩最佳，曾獲禦賜錦袍；王維死後，代宗曾關心他詩集的編纂工作；宣宗並曾寫詩悼念白居易，這對倡導作詩風氣，提高詩人聲譽，是頗有作用的。我們知道，唐代特重進士之科，故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摭言》)的諺語。在進士科考試中，詩歌是重要內容之一，所謂“丹霄路在五言中”。這種制度對一般文人普遍重視詩歌技巧的訓練及詩歌形式的掌握，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唐代人民群為愛好詩歌成為普遍風氣。《全唐詩》中收錄了很多和尚、道士、尼姑、宮人、歌妓，以及無名氏的作品，可以看到詩歌在唐代的確不是少數文人的專利品。唐代小說不少引用詩歌，變文和其他通俗文學大量應用五言、七言詩歌作唱詞，都說明群為對詩的喜愛。高適、王昌齡、王之渙在旗亭聽歌妓唱詩的故事，以及白居易的詩傳誦于“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的事實，更可以想見著名詩人作品在人民群為中廣泛流傳的盛況。這種詩歌和群為之間的親密關係，是過去的詩人所無法想象的。這固然是唐詩繁榮的結果，但反過來對詩歌創作也是一種促進的力量。
上面是隋唐五代文學(主要是唐詩)所以繁榮的一般原因。但是，隋唐五代文學的發展過程中，不同時期還有不同的特色。
隋文帝統一全國，結束了漢末以來四百年的分裂混亂局面，社會一度出現繁榮的景象。到了隋煬帝繼位，卻窮奢極欲，又多次發動侵略戰爭，嚴重地破壞社會生為力，不數年便弄得經濟雕敝，民怨沸騰，隋王朝也就在四面八方的人民起義中滅亡了。
隋朝前後只統治三十多年，作家大半是南北朝舊人，受南朝文風影響極深，加上隋煬帝大力提倡梁陳宮體，因此浮豔淫靡文風仍然泛濫文壇。但是，由於隋初國勢增強，對外戰爭取得一定勝利，隋文帝又曾提倡改革文風，隋初的一些詩歌，尤其是邊塞詩歌中也曾出現了一些比較清新剛健的作品。這又表明隋代文風開始向唐代過渡的特點。
唐開國以後，唐太宗吸取了隋末農民起義的教訓，並採取了隋文帝行之有效的均田、租庸調、府兵、科學等一系列的減輕人民負擔、緩和階級矛盾、安定社會秩序、發展經濟生為、加強國家力量的措施，同時整頓吏治，改革政府機構，使社會很快走向安定和繁榮。從貞觀到開元一百多年中，國家政治、經濟達到了我們前面所描述的昌盛繁榮的頂點。
伴隨著經濟的繁榮，國家實力也日益加強。從太宗、高宗到玄宗時代，取得了一系列對外戰爭的勝利，解除了東、北邊境的威脅，並使廣大的西域地區各國紛紛內附。在帝國四境先後設置了六個都護府，使邊境長期保持鞏固安定的局面，並以積極友善的種種政策措施，促進了和各民族經濟、文化的交流，促進我國文化的全面繁榮發展。
但是封建社會不可調和的矛盾也繼續存在，繼續發展。這首先突出地表現在土地兼併問題上。唐代雖然有過均田的措施，占田的限制，但到高宗時代，洛陽豪貴占田逾限者已很多。到玄宗天寶年間，更“法令弛壞，兼併之弊，有逾于漢成哀之間”。在經濟繁榮外衣下面階級矛盾日趨尖銳。玄宗早年雖頗能“勵精圖治”，晚年卻沈湎酒色，信任奸相李林甫、楊國忠，內政日趨腐敗，對外窮兵黷武。天寶十載、十三載兩次征南詔，全軍覆沒，更給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玄宗為加強邊防，設置節度使，更種下了邊鎮節帥擁兵作亂的禍根。天寶十四載(755)終於爆發了“安史之亂”。這一變亂持續了八年，唐帝國的統治力量受到嚴重打擊，開始由盛而衰，逐漸走向沒落。
唐初詩歌，並沒有隨著政治經濟的統一繁榮而迅速轉變，相反地齊梁詩風憑藉著帝王的勢力還繼續統治著詩壇。唐太宗時的虞世南、高宗時的上官儀，都是皇帝優寵的專寫浮豔的宮廷詩的代表人物。武後時的沈全期、宋之問也寫了大量宮廷詩，但是他們繼承前人的成績，完成了五、七言律詩形式的創造，對詩歌發展有一定的貢獻。唐代詩風轉變的關鍵，在於代表中下層地主階級利益的新起詩人和宮廷詩人展開了鬥爭。高宗時，“初唐四傑”崛起於詩壇，他們雖然還沒有脫盡齊梁詩風的影響，但是已經提出了輕“綺碎”，重“骨氣”的主張，對以上官儀為代表的宮廷詩風，深表不滿。他們的詩或表現從軍報國的壯志，或揭發貴族生活的荒淫空虛，或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悲憤，題材內容擴大了，思想感情也開始變化了。武後時代，陳子昂更高地舉起了詩歌革新的旗幟，有破有立，提出了在復古中實現革新的主張。而且在創作實踐上完全擺脫了齊梁浮豔習氣，反映了當時社會、政治上存在的種種矛盾。顯示了剛健的風骨。終於改變了齊梁詩風統治的局面。端正了唐詩發展的方向。
盛唐時代，唐詩的發展達到了繁榮的頂峰。充滿蓬勃向上精神的浪漫主義的詩風是這時期詩壇的主流。以高適、岑參為主，並有王昌齡、李頎等人共同形成了邊塞詩派，這是浪漫主義中一個重要流派。他們的詩表達了將士們從軍報國的英雄氣概，不畏邊塞艱苦的樂觀精神，描繪了雄奇壯麗的邊塞風光，也反映了戰士們懷土思家的情緒，揭露了將士之間苦樂懸殊的不合理現象，使唐詩增加了無限新鮮壯麗的光彩。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山水詩派，受佛老消極思想影響較深，在政治失意後過著退隱生活。他們的作品以描寫悠閒寧靜的山水田園生活為主，思想雖然不高，但藝術上很有成就。他們的詩使晉宋以來形成的田園、山水詩更加豐富，在文學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地位。
偉大的詩人李白，具有進步的理想，宏偉的抱負。但他生活在唐代統治階級開始走向腐化，社會各種矛盾逐漸顯露的時代，理想無法實現。他寫出許多熱烈追求光明理想，猛烈抨擊黑暗現實，極度蔑視腐朽無能的權貴人物，勇敢衝擊封建禮教制度的光輝詩篇，表現出強烈的叛逆精神。他的詩風壯浪縱恣，擺脫拘束，豐富多彩，千變萬化，不愧是屈原以後另一個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
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生在唐代社會由盛而衰的時代。在天寶年間，他已經密切注意社會的種種矛盾，揭露了統治階級的專橫驕奢、窮兵黷武以及貧富對立的黑暗現實。安史之亂發生後，許多盛唐詩人的浪漫豪情消失了，對動亂的現實也很少反映，杜甫卻和人民一起經歷了一段饑寒流浪的生活，寫出了很多驚心動魄的詩篇，憤慨外敵的入侵，期待國家的中興，描繪了人民深重的災難。他的詩象一面鏡子，照見了安史之亂前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贏得了“詩史”的稱號。巨集深博大的思想內容，海涵地負的藝術才力，“轉益多師”的學習態度，“毫髮無遺憾”的嚴肅創作精神，使他成為中國現實主義詩人的偉大代表。
安史之亂，是唐代社會由盛而衰的轉捩點。這次動亂雖然最後被平定，國家元氣已經大傷。原來存在的社會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而且隨著歷史的發展日趨尖銳。首先，王朝統治的力量衰微了，無力改變藩鎮割據的局面。這些藩鎮擁有土地、人民、甲兵、財富，“喜則連衡以叛上，怒則以力相並”。王朝權力所及的地域大大縮小，百姓們飽受他們的屠殺掠奪。在王朝內，宦官也掌握了軍政大權，任意廢立皇帝，政治極度腐朽混亂。在官僚中，舊門閥世族的代表和新科舉出身的代表又分成兩派，勢同水火，這就是所謂“牛李黨爭”。這一鬥爭一直延續到晚唐，對許多文人的生活也有很大影響。宦官和官僚之間，有時互相勾結，有時又彼此對立，使中唐以後中央政權長期處在動蕩不安的局面之下。帝國的邊患，也日益嚴重，使唐王朝疲于應付。
為安史之亂所破壞的社會經濟，雖然到貞元、元和時代逐漸恢復，但整個北方已今非昔比，經濟重心逐漸轉向南方。德宗時權德輿說：“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于東南。”(《新唐書·權德輿傳》)南方的揚州、蘇州、杭州、廣州、鄂州、洪州、成都等城市比以前更加繁華，歌樓妓館，更加發達。但是這種畸形的繁榮，更助長官僚、地主的享樂欲望。安史亂後，由於土地兼併的加劇，地主的莊園經濟日益發展。以前的許多均田戶，逐漸淪為莊園地主的佃戶，有很多農民則流亡道路，衣食無著。王朝的稅收辦法，也不能不適應土地兼併迅速、無數田園易主的形勢，在德宗建中元年，改租庸調為兩稅法。這個新的稅法解除了一部分失去土地的農民的負擔，一度保證了國家財政的收入。加以航運的恢復，江淮物資能夠順利北運。憲宗時，國家實力有所增強，曾經先後平定了劍南、淮西兩個藩鎮，其餘藩鎮也開始表面上歸附中央。這就是史家所謂的“中興”，對中唐文學的繁榮有很大的刺激作用。但這個局面沒有維持很久，隨著政治的日益腐敗，兩稅法的弊端百出，人民的負擔又越來越加重了。到穆宗時，人民的賦稅負擔比德宗時增加了三倍。其他雜稅徭役，更有增無已。皇帝公開獎勵各地官僚進奉“羨餘”，立“月進”、“日進”等名目。各地藩鎮官僚更借進奉為名，殘酷搜刮，“唯思竭澤，不慮無魚”。人民起義反抗的浪潮，此伏彼起，終於在僖宗乾符元年在山東爆發了王仙芝、黃巢的大起義。這支勢力雄厚的起義軍，風馳電掣地掃遍了黃河、長江、珠江流域的各個地區，誅殺貪官、摧毀暴政，並攻入長安，沿途受到人民的熱烈歡迎。起義雖然被唐王朝和藩鎮的聯合力量鎮壓下去，但唐帝國也終於在藩鎮割據勢力更加倡狂的火拼中滅亡了。
初盛唐文學主要是詩歌，中晚唐文學卻有多方面的發展。除詩歌風格流派更加複雜多樣而外，古文運動在這時期取得了勝利，傳奇小說也發展到了全盛的時期。變文等通俗民間文學也有更大的發展，從民間誕生的詞，也逐漸轉入文人手中成為新的詩歌形式。
在社會矛盾複雜尖銳的形勢下，詩歌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潮流形成了波瀾壯闊的局面。安史亂後，元結、顧況等揭發社會矛盾的詩歌，成為杜甫的同調。中唐時代，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等更繼承杜甫的傳統，進一步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掀起新樂府運動。他們的新樂府詩揭發了統治階級的驕奢淫逸、殘酷剝削，對人民的深重疾苦表示同情，對國勢的削弱也深感不安。他們的詩在當時就為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除了以白居易為首的現實主義詩派而外，中唐時代詩歌的風格流派比盛唐更多了。大歷年間，劉長卿、韋應物的山水詩，李益、盧綸的邊塞詩，都是盛唐詩風的餘響。貞元、元和之際，韓愈、孟郊以橫放傑出的詩筆，開創了奇險生新的新風格。青年詩人李賀，更融合楚辭、樂府的浪漫幻想的傳統，以濃麗的色彩，出人意表的想象，寫出了精神上的種種苦悶和追求。劉禹錫的學習巴楚民歌，柳宗元的借山水以抒幽憤，藝術上也有獨到的成就。
晚唐詩歌，隨著國勢的衰危動亂，風格面貌也有很大的變化。杜牧、李商隱的詩歌，在藝術上有一些新的發展，但無論寫憂國憂民，或寫愛情生活，都有相當濃厚的感傷情調。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在黃巢起義前後寫的一些揭露社會黑暗的詩篇，繼承了白居易新樂府的傳統，但感情更憤激，批判的鋒芒也更尖銳，從他們詩裏，我們看見了唐朝國勢搖搖欲墜的景象。
古文運動的勝利，也是中唐文學發展的重大成就。六朝駢文統治文壇的局面，雖然自隋代李諤、王通，到初唐陳子昂、盛唐李華、蕭穎士等都曾經努力反對，卻一直很少改變。到中唐時代，由於社會矛盾的發展，政治思想的鬥爭趨於尖銳，駢文已經無法適應這種要求。韓愈首先發起了復興儒學的運動，幻想通過加強儒家思想的統治，遏制佛老思想的流行，加強中央集權，並改變藩鎮割據的局面。在文章上他也反對六朝駢儷的文風，主張恢復先秦兩漢的散文傳統。他的政治主張雖然受到一些人擁護，並沒有獲得成功。但是在文體改革上，卻得到和他政治見解頗不相同的柳宗元等人的支援，為生了更大的影響，形成了規模宏大的古文運動。韓、柳二人除寫了許多政論外，還寫了不少傳記、雜文、寓言、遊記之類的文學散文，以深厚的功力，獨特的風格，錘煉精粹的語言，顯示了散文在藝術表現上的優越性，終於使駢文在文壇上失去了統治的地位。
晚唐駢文雖然繼續流行，但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人繼承韓、柳散文的傳統寫出了許多富有戰鬥鋒芒的諷刺小品，也顯示了散文的藝術力量。
唐代傳奇小說，其源出於六朝志怪。初盛唐時期的傳奇，作品不多，並且還有六朝志怪的濃厚影響。到了中唐時期，作者增多，創作達到了極盛階段。由於城市的繁榮，社會生活的複雜，作品也更多地表現社會現實生活，志怪的色彩漸漸淡薄。文人對功名富貴的夢想，文人和妓女的愛情，成為新的題材，有的作品還流露濃厚的市民生活情調。情節的委曲細膩，人物的生動鮮明，也大大超過了初盛唐時期。這是我國短篇小說達到成熟的標誌。
由於唐代帝王提倡佛教，當時寺廟中講唱佛經故事之風相當盛行，於是為生了變文。後來更為生了講唱歷史故事和時事的變文。這種講唱文學，初盛唐已經存在，中晚唐更為盛行。除講唱結合的變文外，還有只唱不講的詞文，以及只講不唱的話本。這些通俗講唱的文學，故事情節多想象誇張，語言多鋪排渲染，藝術比較粗糙。但對後來的白話小說、講唱文學有較大的影響。唐代民歌流傳下來的雖然不多，但形式短小，現實性很強，值得我們重視。
在唐代城市繁榮，音樂發達，歌樓妹館大量出現的情況下，出現了配合“胡夷裏巷”歌曲的曲子詞。現存敦煌曲子詞，多數是中晚唐時代歌妓們傳唱的民間詞。內容相當廣泛，有歌樓妓女的辛酸，也有征夫思婦的痛苦。中唐時代開始有文人詞出現。到晚唐時代，以溫庭筠為代表的文人詞，內容偏於豔情，成就不大，但藝術上有獨創性，影響較深遠。
唐亡後，藩鎮割據的局面延續下來，成為五代十國分裂混戰的局面。當時北方戰爭頻繁，文學毫無成就。南方十國之間，雖然也有戰爭，局勢仍相當穩定。南唐、後蜀兩國國勢較強，歷史較久，經濟、文化都有所發展。
五代十國時期，詞的創作成就有新的發展。後蜀在溫庭筠直接影響下，出現了花間派詞人。他們的作品絕大多數是綺羅香澤之詞，但有少數詞人風格頗有變化。韋莊詞有較多個人抒情意味，風格清麗疏雅，有一定意義。南唐詞人有馮延己和李景、李煜。他們的詞內容仍然很狹窄，感情也不夠健康，但較少濃豔的脂粉氣。李煜在亡國以後寫的一些詞，能直抒胸臆，寫個人國破家亡的感受，擴大了詞的表現範圍，藝術上也有獨特的成就，對詞的發展有一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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