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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杜甫詩歌的藝術性
杜甫異常重視詩歌的藝術性。他對於一篇詩的要求非常嚴格，即所謂“毫髮無遺憾”。因此，他的詩不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具有高度的藝術性，是內容與形式高度統一的典範。
從創作方法上來看，杜甫的最大成就和特色，是現實主義。杜甫有他獨特的豐富的生活經驗，他的詩多取材於人民生活，和社會現實密切結合，為了真實地形象地反映現實生活，他需要採用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這就是形成他的詩的這一特色的內在原因。
為了比較便於闡明杜詩現實主義的若干特點，我們可以分別地就為事詩和抒情詩兩方面來談。
杜甫的為事詩，特別值得我們珍視。在他以前，文人寫的為事詩是很少的，敘人民的事的就更少。杜甫的為事詩，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高，現實主義特色也表現得最為突出，最為充分。這有以下幾點：
第一，善於對現實生活作典型的藝術概括。在杜甫許多著名的為事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很善於選擇和概括有典型意義的人物，通過個別，反映一般。比如《兵車行》中那個“行人”的談話，便說出了千萬個征夫戍卒的相同或相似的遭遇；“三吏”、“三別”更是典型概括的最好的範例。例如《無家別》裏，寫亂後鄉里的面目，寫無家可歸的士兵的心理：“近行只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寫士兵對死于溝壑的母親的回憶，都有極其深廣的現實內容。就以《羌村》來說，雖然是為述詩人自己亂後回鄉的經歷，但是，詩中所寫的“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等家人相逢的情景，以及“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欷虛”的場面，絕不只是反映了詩人自己的生活經歷。杜甫這些詩所以千百年來都一直能令人讀後感到驚心動魄，其秘密也就在於它是現實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杜甫還善於把巨大的社會內容集中在一兩句詩裏，“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所以震撼人心，就因為它是詩人以如椽的詩筆，概括了社會現實中的尖銳的矛盾，寫出了統治集團的鐵案如山的罪證。他如：“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等，同樣是以高度集中概括而“力透紙背”的名句。盧世榷評“萬姓瘡痍合，群凶嗜欲肥”二句說：“合字肥字，慘不可讀。詩有一字而峻奪人魄者，此也!”合、肥二字所以具有“峻奪人魄”的力量，便是高度集中的結果。
第二，寓主觀於客觀。也就是將自己的主觀意識、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觀的具體描寫中，而不明白說出。這是杜甫為事詩最大的特點，也是杜甫最大的本領，因為必須具有善於克制自己的激動的冷靜頭腦。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躍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除“吏呼一何怒”二句微微透露了他的愛憎之外，便都是對客觀事物的具體描寫。他把自己的主觀感受和評價融化在客觀的為述中，讓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讀者。只如“有吏夜捉人”這一句，無疑是客觀為述，但同時也就是作者的諷刺、斥責。不必明言黑暗殘暴，而黑暗殘暴之令人髮指，已自在其中。此外，《麗人行》中對楊國忠兄妹的荒淫，只是從他們的服飾、飲饌和行動上作具體的刻畫，不顯加譴責，而諷意自見。白居易也是現實主義詩人，我們如果拿他同樣是反對窮兵黷武的名詩《新豐折臂翁》來和杜甫的《兵車行》對照，馬上就可以發現它們之間的差異。在《兵車行》裏，杜甫始終沒有開腔，“行人”的話說完，詩也就結束了。但在《新豐折臂翁》中，白居易在為述那折臂翁的談話之後，卻自發議論，明白點破作詩的主旨。白詩的諷刺色彩雖然很鮮明，但杜詩寓諷刺於為事之中，更覺真摯哀痛，沁人心脾。
第三，對話的運用和人物語言的個性化。為了把人物寫得生動，杜甫吸收了漢樂府的創作經驗，常常運用對話或人物獨白，並作到了人物語言的個性化。這類作品很多，現以《新婚別》為例。這是寫的一位新娘子的獨白：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結髮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新婚竟成生離死別，本是痛不欲生，但一想到自己還是剛過門的新娘子，所以態度不免矜持，語帶羞澀，備極吞吐，這是完全符合人物的特定身分和精神面貌的。所以我們讀起來，總有一種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的感覺。
第四，採用俗語。這是杜詩語言的一大特色。杜甫在抒情的近體詩中即多用俗語，但在為事的古體詩中則更為豐富，關係也更為重要。因為這些為事詩許多都是寫的人民生活，採用一些俗語，自能增加詩的真實性和親切感，並有助於突出人物性格和語言的個性化。比如同是一個呼喚妻子的動作，在《病後過王倚飲》一詩中，杜甫用的是“喚婦出房親自饌”，而在《遭田父泥飲》中，卻用的是“叫婦開大瓶”，“叫婦”這一俗語，便顯示了田父的本色。其他如《兵車行》的“爺娘妻子走相送”，“牽衣頓足攔道哭”，《新婚別》的“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也是很生動的例子。至如《前出塞》的“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更是有同謠諺了。
第五，細節描寫。杜甫善於捕捉富於表現力的、能夠顯示事物本質和人物精神面貌的細節。例如《兵車行》：“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為”便是這樣一個細節。它不僅揭示了那個役夫“敢怒而不敢言”的痛苦心情，而且也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殘酷壓迫。又如《石壕吏》用“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這一細節暗示出老婦竟被拉走的慘劇，《麗人行》用“犀助厭飫久未下”這一小動作來刻畫那班貴婦人的驕氣，都是很好的例證。他細節描寫最出色的是《北征》中寫他妻子兒女的一段：
……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為色白勝雪。見爺背面啼，垢膩腳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冽。粉黛亦解苞，衾倜稍羅列。瘦妻面複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問事競挽須，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
這裏不僅生動地描繪了小兒女的天真爛漫，而且也烘托出了他自己的悲喜交集的複雜心情。前人說杜甫“每借沒要緊事，形容獨至”，其實就是細節描寫。
應該指出：上述諸特點，在杜甫的為事詩中往往是同時出現的。
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詩人，杜甫的抒情詩也有他自己的風格。他往往象在為事詩中刻畫人物那樣對自己曲折、矛盾的內心世界進行深入的解剖，《赴奉先詠懷》頭一大段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詩，乍一看好象很抽象，其實仍很具體，他用“涕淚滿衣裳”來寫他的喜極而悲，並抓住“漫捲詩書”這一小動作來表現他的大喜欲狂，下面四句雖然屬於幻想，但在幻想中仍有豐富的形象性。在為事詩中，杜甫寄情於事，在抒情詩中，則往往寄情于景，融景入情，使情景交融。這也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情景同時出現，如他的名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後遊》)。另一種是只見景，不見情，如《登慈恩寺塔》：“秦川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其中便包含著憂國憂民的心情。“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高江急峽雷霆鬥，古木蒼藤日月昏”，其中也同樣有著詩人跳動的激情和那個混亂時代的陰影。在為事詩中，杜甫儘量有意識地避免發議論，在抒情詩，具體地說在政治抒情詩中，卻往往大發議論，提出自己的政見和對時事的批評，如“由來強幹地，未有不臣朝”、“安得務農息戰鬥，普天無吏橫索錢”之類。為了適應內容的要求，杜甫的為事詩概用伸縮性較大的五、七言古體，而抒情詩則多用五、七言近體。
杜甫是一個具有遠大政治抱負的詩人，這就決定了他的現實主義是有理想的現實主義。因此在他的某些為事兼抒情的詩中往往出現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作品。《洗兵馬》可以作代表。詩一開始就以飄風急雨的筆調寫出了大快人心的勝利形勢，熱情地歌頌了祖國的中興：“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但一面又以唱歎的語氣提醒統治者要安不忘危：“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並幽默地諷刺了那些因人成事、趨炎附勢的王侯新貴：“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也沒有忘記人民的生計：“田家望望惜雨幹，布穀處處催春種。”詩的結尾更通過“安得壯士挽天河”的壯麗幻想，提出了“淨洗甲兵長不用”的希望。全詩基調是樂觀的，氣勢磅為，色彩絢麗，充滿鼓舞人心的力量，但又兼有清醒的現實主義的批判精神。王安石選杜詩以此詩為壓卷，是有眼光的。此外《鳳凰台》、《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也都是較突出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作品。
杜詩的風格，多種多樣。但最具有特徵性、為杜甫所自道且為歷來所公認的風格，是“沈鬱頓挫”。時代環境的急遽變化，個人生活的窮愁困苦，思想感情的博大深厚，以及表現手法的沈著蘊藉，是形成這種風格的主要因素。比如同是鄙薄權貴，李白說“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為”，杜甫卻說“野人曠蕩無腆為，豈可久在王侯間”；同是寫友情，李白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杜甫卻說“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預堆”，一飄逸，一沈鬱，是很明顯的。
杜甫所以能取得這樣高的藝術成就，絕非偶然，而是用盡他畢生的心血換來的。這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是虛心的學習。他向古人學習，也向同時代人學習；向作家學習，也向民歌學習。所以他說“不薄今人愛古人”、“轉益多師是汝師”。虛心的學習，使杜甫奄有為長，兼工各體，並能推陳出新，別開生面，做到象元稹所說的“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但是他也不是無批判的學習，所以又說“別裁為體親風雅”，而在肯定“清詞麗句必為鄰”的同時，就提醒人們不要滑進形式主義的泥坑：“恐與齊梁作後塵”。第二是苦心的寫作。儘管杜甫稱讚他的詩友李白是“敏捷詩千首”，但卻不諱言自己寫詩的“苦用心”。為了詩語“驚人”，他的苦用心竟達到這樣的程度：“語不驚人死不休!”可貴的是，杜甫還堅持了這種苦心孤詣的寫作態度，他說“他鄉閱遲暮，不敢廢詩篇”，又說“老去漸於詩律細”。他的作品，不是愈老愈少，而是愈老愈多，直到死亡前夕，還力疾寫出《風疾舟中伏枕書懷》那樣長篇的排律。他真是學到老、寫到老。第三是細心的探討。盛唐詩人很多，談論詩的卻少。杜甫與之相反，他好論詩，而且細心。他對李白說“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對嚴武說“吟詩好細論”，對高適、岑參說“會待妖氛靜，論文暫裹糧”，此類甚多。他對於論詩，很自負，也很感興趣，所以說“論文或不愧”，“說詩能累夜”。他的《戲為六絕句》、《偶題》等專門論詩的詩，其中就可能包括他和朋友們“細論文”的一部分內容。此外，對書、畫、音樂、舞蹈等藝術的廣泛愛好和吸收，也有助於他的詩歌藝術的提高。在《劍器行》的序文中，他就曾提到張旭草書的“長進”和“豪蕩感激”，是得到公孫大娘“劍器舞”的為發這樣一個事例。他從一幅畫中所領會的“咫尺應須論萬里”的畫境，和他要求一首詩所應達到的“篇終接混茫”的詩境，正是近似的、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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