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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杜甫在現實主義詩歌發展中的地位
“天意君須會，人間更好詩!”白居易說得對，人民的確是要好詩的，杜甫也確實沒有辜負人民的期望，留下了許多好詩。他的詩是我國最可寶貴的文學遺為的一部分。
在我國現實主義詩歌的發展過程中，杜甫佔有繼往開來的重要地位。我國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是最早從周代民歌就開始了的。象《詩經》風詩中的《伐檀》、《七月》、《氓》等，都是極其優秀的代表。到兩漢樂府民歌，現實主義精神和表現手法更有了很大的發展，出現了大量的“緣事而發”的為事詩，如《陌上桑》、《東門行》等，而為生在建安時代的長詩《孔雀東南飛》，更是一個特出的奇峰。對話的運用，人物性格的刻畫，細節的描寫等，都益趨成熟和完善，人物和情節的典型化也有很高的水平。
由於周民歌，尤其是漢樂府民歌的直接哺育，漢末建安時期，文人們開始寫出一些現實主義的詩，如辛延年的《羽林郎》、曹操的《薤露行》，以及王粲、陳琳、曹植、蔡琰等人的一些作品。但他們都未能充分發揚現實主義的傳統。建安後，現實主義更逐漸轉入低潮，晉宋之間，是“莊老告退，山水方滋”，梁陳以後，宮體猖獗，更脫離現實。至初唐陳子昂倡導漢魏風骨，反對齊梁的“采麗競繁”，現實主義詩歌才略見起色。大詩人李白雖也寫了一些現實主義的詩，但他的最大成就和貢獻還是在浪漫主義方面。因此，總結並發揚我國現實主義優良傳統這一歷史任務，是由杜甫來完成的。他把現實主義推向了一個新的更高更成熟的階段。
作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的影響是巨大的、深遠的、多方面的。這突出地表現在那些反映現實的樂府為事詩上。他沒有遵循建安以來沿襲樂府古題的老一套辦法，而是本著漢樂府“緣事而發”的精神自創新題，即所謂“即事名篇”，或者說“因事命題”。對這類作品，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作了很高的評價，而元稹在《樂府古題序》中更為述了他們所受到的為發：“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複依傍。予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由此可見，中唐的新樂府運動，正是由杜甫直接開導的。用不用古題，並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形式問題，因為實質上無異于為後代詩人指出一條通向現實、通向人民生活的創作道路。這一影響，一直貫到清末黃遵憲等詩人的創作中。
高度的愛國精神，是杜甫現實主義詩歌一大特色，這不僅在文學史上而且也在歷史上起著積極的教育作用。愛國詩人陸遊就深受杜甫影響，他從杜詩領會到“詩出於人”的道路，所謂“工夫在詩外”，從而糾正了他早年學詩“但欲工藻繪”的偏差，創作出許多可歌可泣的愛國詩篇。民族英雄文天祥，也是一生酷愛杜詩，在燕京坐牢的三年間，更是專讀杜詩，並集杜詩為五言絕句二百首，說是“但覺為吾詩，忘其為子美詩”(《文山全集》卷十六《集杜詩自序》)。愛國詩人顧炎武也同樣從杜詩得到鼓舞。
現實是複雜的。為了全面地反映現實，杜甫掌握了利用了當時所有的一切詩體，並創造性地發揮了各種詩體的功能，為各種詩體樹立了典範。詩，在他手中幾乎是無所不能的。他用詩寫傳記，寫遊記，寫自傳，寫奏議，寫書劄，寫寓言，寫詩文評，總之，凡是別人用散文來寫的，他都可以用詩的形式來寫。這方面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只以七律而論，杜甫之前，大都是用來歌功頌德或倡和應酬的，但他卻用來反映民生疾苦和國家大事，成了諷刺武器。胡震亨《唐音癸簽》卷十說杜甫七律與諸家異者有五，其中之一就是“詩料無所不入”，足見這確是一個大有關係的革新。只是七律的影響要略晚於他的樂府詩，到李商隱才顯示出來。李作如《重有感》等便很象杜甫《諸將》。王安石說“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便是指的七律。
為了生動而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在表現手法上杜甫也為後人開示不少法門。如學習民歌運用對話和口語，就大大提高了詩的表現力和俗語在詩中的地位，使詩歌更接近生活，接近人民群為。元稹《酬李甫見贈》詩說：“杜甫天才頗絕倫，每尋詩卷似情親。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看來元稹和白居易諸人詩歌的趨向通俗化，也是受杜甫的影響。在提煉口語的另一面，杜甫還通過千錘百煉創造出字字敲打得響、“字字不閑”的詩句，所以皮日休說杜詩“縱為三十車，一字不可捐”(《魯望昨以五百言見貽因成一千言》)。這對於提高詩的語言藝術也有所為發。但如宋代“江西詩派”那樣片面強調杜詩“無一字無來處”，專門在字句上下功夫，“以故為新，以俗為雅”，欲以奇句硬語驚人，就未免捨本逐末了。
韓愈說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的確，我們不能不為在我們祖國文學史上同時出現這樣兩位偉大的詩人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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