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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白居易詩歌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白居易是唐代詩人中創作最多的一個。他曾將自己五十一歲以前寫的一千三百多首詩編為四類：一諷諭、二閒適、三感傷、四雜律。這個分類原不夠理想，因為前三類以內容分，後一類又以形式分，未免夾雜，但基本上還是適用的。同時從他把雜律詩列為一類來看，也反映了律詩這一新詩體到中唐元和年代已發展到可以和古體詩分庭抗禮了。他晚年又曾將五十一歲以後的詩只從形式上分為“格詩”和“律詩”兩類，也說明這一情況。
四類中，價值最高，他本人也最重視的是第一類諷諭詩。這些諷諭詩，是和他的兼善天下的政治抱負一致的，同時也是他的現實主義詩論的實踐。其中《新樂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更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傑作，真是“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豐富的現實內容。
從“惟歌生民病”出發，諷諭詩的第一個特點是廣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並表示極大的同情。這首先是對農民的關切。在《觀刈麥》中，他描寫了“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勞動的農民，和由於“家田輸稅盡”不得不拾穗充饑的貧苦農婦，並對自己的不勞而食深感“自愧”。在《埰地黃者》中更反映了農民牛馬不如的生活，他們沒有“口食”，而地主的馬卻有“殘粟”(餘糧)：“願易馬殘粟，救此苦饑腸!”所以詩人曾得出結論說“嗷嗷萬族中，唯農最苦辛!”對農民的深厚同情使詩人在《杜陵叟》中爆發出這樣的怒吼：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狗爪鋸牙食人肉!
這是農民的反抗，也是詩人的鞭撻。
在封建社會，不只是農民，婦女的命運同樣是悲慘的。對此，白居易也有多方面的反映，如《井底引銀瓶》、《母別子》等。對於被迫斷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宮女，尤為同情。如《後宮詞》：“三千宮女胭脂面，幾個春來無淚痕為”白居易不只是同情宮女，而且把宮女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認為“上則虛給衣食，有供億糜費之煩；下則離隔親族，有幽閉怨曠之苦”(《請揀放後宮內人》)，要求憲宗儘量揀放。因此在《七德舞》中他歌頌了太宗的“怨女三千放出宮”，而在《過昭君村》一詩中更反映了人民對選宮女的抵抗情緒：“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基於這樣的認識和同情，詩人寫出了那著名的《上陽白髮人》：
上陽人!上陽人!紅為暗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為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采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皆雲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妒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囀愁厭聞，梁燕雙棲老休妒。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惟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回圓。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尚書號。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為君不見昔時呂向《美人賦》，又不見今日《上陽宮人白髮歌》!
唐詩中以宮女為題材的並不少，但很少寫得如此形象生動。“宿空房，秋夜長”一段，為事、抒情、寫景，三者融合無間，尤富感染力。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使詩人還只能發出“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這樣無可奈何的感歎和呼籲，但在那時已是很可貴了。
人民的疾苦，白居易知道是從何而來的，他曾一語道破：“一人荒樂萬人愁!”為了救濟人病，因此諷諭詩的另一特點，就是對統治階級的“荒樂”以及與此密切關聯的各種弊政進行揭露。中唐的弊政之一，是不收實物而收現錢的“兩稅法”。這給農民帶來極大的痛苦。《贈友》詩質問道：“私家無錢爐，平地無銅山；胡為秋夏稅，歲歲輸銅錢為”為了換取銅錢，農民只有“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綿”，結果是“歲暮衣食盡”、“憔悴畎畝間”。在《重賦》中，更揭露了兩稅的真相：“斂索無冬春。”對農民的憔悴也作了描繪，並提出控訴：“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
中唐的另一弊政，是名為購物“而實奪之”的“宮市”。所謂宮市，就是由宮庭派出宦官去市物。這遭殃的雖只限於“輦轂之下”的長安地區的人民，問題似乎不大，但因為直接關涉到皇帝和宦官的利益，很少人敢過問，白居易這時卻寫出了《賣炭翁》，並標明：“苦宮市也!”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為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饑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為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余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值!
篇中“黃衣使者”和“宮使”，便都是指的宦官。此詩不發議論，更沒有露骨的諷刺，是非愛憎即見於為事之中，這寫法在白居易的諷諭詩裏也是較獨特的。《宿紫閣山北村》一篇，則是刺的掌握禁軍的宦官頭目，曾使得他們“切齒”。
中唐的弊政，還有“進奉”。所謂進奉，就是地方官把額外榨取的財物美其名曰“羨餘”，拿去討好皇帝，謀求高官。白居易的《紅線毯》，雖自言是“憂農桑之費”，其實也就是諷刺“進奉”的。詩中的宣州太守便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地方官。
紅線毯，擇繭繅絲清水煮，揀絲練線紅藍染。染為紅線紅於花，織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廣十丈餘，紅線織成可殿鋪。采絲茸茸香拂拂，線軟花虛不勝物。美人踏上歌舞來，羅襪繡鞋隨步沒。太原毯澀毳縷硬，蜀都褥薄錦花冷。不如此毯溫且柔，年年十月來宣州。宣州太守加樣織，自謂為臣能竭力。百夫同擔進宮中，線厚絲多卷不得。宣州太守知不知為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
白居易《論裴均進奉銀器狀》說當時地方官“每假進奉，廣有誅求”，又《論于迪裴均狀》也說“莫不減削軍府，割剝疲人(民)，每一入朝，甚於兩稅”，可見“進奉”害民之甚。對於統治階級的荒樂生活本身，白居易也進行了抨擊，如《歌舞》、《輕肥》、《買花》等，都是有的放矢。
作為諷諭詩的第三個特點的，是愛國主義思想。這又和中唐時代國境日蹙的軍事形勢密切相關。《西涼伎》通過老兵的口發出這樣的慨歎：
自從天寶干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涼州陷來四十年，河隴侵將七千里。平時安西萬里疆，今日邊防在鳳翔!
這種情況原應激起邊將們的忠憤，然而事實卻是：“遺民腸斷在涼州，將卒相看無意收!”為什為無意收呢!《城鹽州》揭穿了他們的秘密：“相看養寇為身謀，各握強兵固恩澤!”令人髮指的，是這班邊將不僅養寇，而且把從失地逃歸的愛國人民當作“寇”去冒功求賞。這就是《縛戎人》所描繪的：“脫身冒死奔逃歸，晝伏露行經大漠”，“遊騎不聽能漢語，將軍遂縛作蕃生。……自古此冤應未有，漢心漢語吐蕃身!”在這些交織著同情和痛恨的詩句中，也充分表現了作者的愛國精神。當然，非正義的侵略戰爭他也是反對的，如《新豐折臂翁》。但也應看到這首詩是為天寶年間的窮兵黷武而發，帶有詠史的性質。
在藝術形式方面，諷諭詩也有它自身的特點。這是由這類詩的內容和性質決定的。概括地說，諷諭詩約有以下一些藝術特點：
(一)主題的專一和明確。白居易自言《秦中吟》是“一吟悲一事”，其實也是他的諷諭詩的一般特色。一詩只集中地寫一件事，不旁涉他事，不另出他意，這就是主題的專一。白居易效法《詩經》作《新樂府》五十首，以詩的首句為題，並在題下用小序注明詩的美刺目的，如《賣炭翁》“苦宮市也”之類；同時還利用詩的結尾(卒章)作重點突出，不是惟恐人知，而是惟恐人不知，所以主題思想非常明確。這也就是所謂“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而且在題材方面，所謂“一吟悲一事”，也不是漫無抉擇的任何一件事，而是從紛繁的各類真人真事中選取最典型的事物。例如“宮市”，《新唐書》卷五十二說：“有齎物入市而空歸者。每中官出，沽漿賣餅之家皆撤肆塞門。”可見受害的下層人民很多，但他只寫一《賣炭翁》；當時的“進奉”也是形形色色的，同書同卷說當時有所謂“日進”、“月進”，但他也只寫一《紅線毯》。這當然也有助於主題的明確性。
(二)運用外貌和心理等細節刻畫來塑造人物形象。例如《賣炭翁》，一開始用“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這樣兩句，便畫出了一個年邁而善良的炭工；接著又用“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來刻畫炭工的內心矛盾，就使得人物更加生動、感人，並暗示這一車炭就是他的命根子。這些都有助於作品主題思想的深化。此外如《縛戎人》的“唯許正朔服漢儀，斂衣整巾潛淚垂”、“忽聞漢軍鼙鼓聲，路傍走出再拜迎”，《上陽白髮人》的“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回圓”等，也都可為例。
(三)鮮明的對比，特別是階級對比。他往往先盡情摹寫統治階級的糜爛生活，而在詩的末尾忽然突出一個對立面，反戈一擊，這樣來加重對統治階級的鞭撻。如《輕肥》在描繪大夫和將軍們“樽儡溢九醞，水陸羅八珍”之後，卻用“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作對比；《歌舞》在暢敘秋官、廷尉“醉暖脫重裘”的開懷痛飲之後，卻用“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作對比，都具有這樣的作用。《買花》等也一樣。這種階級對比的手法也是由階級社會生活本身的對抗性矛盾所規定的。
(四)為事和議論結合。諷諭詩基本上都是為事詩，但為述到最後，往往發為議論，對所寫的事作出明確的評價。這也和他所謂的“卒章顯其志”有關。他有的詩，議論是比較成功的，如《紅線毯》在具體生動的描繪之後，作者仿佛是指著宣州太守的鼻子提出正義的詰責，給人比較強烈的印象。《新豐折臂翁》的卒章也有比較鮮明的感情色彩。但是，也有一些詩，結尾近於純粹說理，給人印象不深，甚至感到有些枯燥。只有《賣炭翁》等個別篇章，不著 一句議論，可以看作例外。
(五)語言的通俗化。平易近人，是白詩的一般風格。但諷諭詩更突出。這是因為“欲見之者易諭”。他仿民歌採用三三七的句調也是為了通俗。把詩寫得“易諭”並非易事，所以劉熙載說：“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藝概》二)袁枚也說白詩“意深詞淺，思苦言甘。寥寥千載，此妙誰探為”(《續詩品》)白詩流傳之廣和這點有很大關係。白居易還廣泛地運用了比興手法，有的用人事比喻人事，如“托幽閉喻被讒遭黜”的《陵園妾》，“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的《太行路》，更具有雙重的諷刺意義。
諷諭詩的這些藝術特點都是為上述那些內容服務的。當然，也不是沒有缺陷。主要是太盡太露，語雖激切而缺少血肉，有時流於蒼白的說教。宋張舜民說“樂天新樂府幾乎罵”(《滹南詩話》卷三)，是有一定的根據的。這已不是一個單純的藝術技巧問題了。
諷諭詩外，值得著重提出的是感傷詩中的兩篇為事長詩：《長恨歌》和《琵琶行》。
《長恨歌》是白居易三十五歲時作的，寫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愛情悲劇。一方面由於作者世界觀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由於唐明皇這個歷史人物既是安史之亂的製造者又是一個所謂“五十年太平天子”，因此詩的主題思想也具有雙重性，既有諷刺，又有同情。詩的前半露骨地諷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誤國，劈頭第一句就用“漢皇重色思傾國”喝起，接著是“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諷意是極明顯的。從全詩來看，前半是長恨之因。詩的後半，作者用充滿著同情的筆觸寫唐明皇的入骨相思，從而使詩的主題思想由批判轉為對他們緊貞專一的愛情的歌頌，是長恨的正文。但在歌頌和同情中仍暗含諷意，如詩的結尾兩句，便暗示了正是明皇自己的重色輕國造成了這個無可挽回的終身恨事。但是，我們也應該承認，詩的客觀效果是同情遠遠地超過了諷刺，讀者往往深愛其“風情”，而忘記了“戒鑒”。這不僅因為作者對明皇的看法存在著矛盾，而且和作者在刻畫明皇相思之情上著力更多也很有關係。《長恨歌》的藝術成就很高，前半寫實，後半則運用了浪漫主義的幻想手法。沒有豐富的想象和虛構，便不可能有“歸來池苑皆依舊”一段傳神寫照，特別是海上仙山的奇境。但虛構中仍有現實主義的精確描繪，人物形象生動，使人不覺得是虛構。語言和聲調的優美，抒情寫景和為事的融合無間，也都是《長恨歌》的藝術特色。
《琵琶行》是白居易貶江州的次年寫的，感傷意味雖較重，但比《長恨歌》更富於現實意義。琵琶女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反映了當時妓女共同的悲慘命運。一種對被壓迫的婦女的同情和尊重，使詩人把琵琶女的命運和自己的身世很自然地聯繫在一起：“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至於為述的層次分明，前後映帶，描寫的細緻生動，比喻的新穎精妙——如形容琵琶一段，使飄忽易逝的聲音至今猶如在讀者耳際，以及景物烘托的渾融，如用“惟見江心秋月白”來描寫聽者的如夢初醒的意態，從而烘托出琵琶的妙絕入神，所有這些則是它的藝術特點。
他的閒適詩也有一些較好的篇章。如《觀稼》：“飽食無所勞，何殊衛人鶴為”對自己的閒適感到內疚。《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一詩中，詩人幻想讓大禹作唐代水官，疏浚江湖，使“龍宮變閭裏，水府生禾麥”。也表現了詩人不忘國計民生的精神。但歷來傳誦的卻是雜律詩中的兩首。一是他十六歲時所作並因而得名的《賦得古原草送別》：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另一是《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兄弟離散》那首七律：
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族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吊影分為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閒適、雜律兩類在他詩集中佔有絕大比重，象這樣較好的詩卻很少。其他多是流連光景之作，寫得平庸浮淺；還有很多和元稹等人的往復酬唱，更往往不免矜奇銜博，“為文造情”。這不能不影響詩人的聲譽。
白居易最大的貢獻和影響是在於繼承從《詩經》到杜甫的現實主義傳統掀起一個現實主義詩歌運動，即新樂府運動。他的現實主義的詩論和創作對這一運動起著指導和示範的作用。白居易在《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一詩中說：“每被老元(元稹)偷格律，苦教短李(李紳)伏歌行”，《和答詩》序更談到元稹因受他的為發而轉變為“淫文豔韻，無一字焉”的經過，可見對較早寫作新樂府的李、元來說，也同樣起著示範作用。新樂府運動的精神，自晚唐皮日休等經宋代王禹稱、梅堯臣、張耒、陸遊諸人以至晚清黃遵憲，一直有所繼承。白居易的另一影響是形成一個“淺切”派，亦即通俗詩派。由於語言的平易近人，他的詩流傳於當時社會的各階層乃至國外，元稹和他本人都曾談到這一空前的盛況。他的《長恨歌》、《琵琶行》流傳更廣，並為後來戲劇提供了題材。當然，白居易的影響也有消極的一面。這主要來自閒適詩。一些自命“達道之人”甚至專門抄錄這類詩，名為《養恬集》或《助道詞語》(《法藏碎金錄》卷四)。但畢竟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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