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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古文運動
唐以前，在文學上無所謂古文。古文概念的提出，始於韓愈(注：見《師說》、《與馮宿論文書》、《題(歐陽生)哀辭後》、《考功員外盧君墓誌銘》等篇。)。他把自己的奇句單行、上繼先秦兩漢文體的散文稱為古文，並使之和“俗下文字”，即六朝以來流行已久的駢文對立。在唐德宗貞元時期，由於韓愈的努力提倡，古文發生了廣泛的影響。許多人向韓愈請教，一時“韓門弟子”甚為。而李為、皇甫提等則都是著名的韓愈的追隨者、擁護者。到了唐憲宗元和時期，又得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業績更著，影響更大。從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間，古文逐漸壓倒了駢文，成為文壇的主要風尚，這就是文學史上所謂“古文運動”。
但是這個運動，並非突如其來，而是有其發展過程的。散文的駢儷化，原是兩漢以來散文和辭賦發展的結果。六朝時代，士族文人以駢辭儷句掩蓋他們生活內容的空虛，駢文逐漸成為文壇的統治形式。但在駢文鼎盛的當時，也就萌發了對立的復古思想。齊梁時劉勰著《文心雕龍》便提出了文學應該“宗經”、“征聖”和“明道”的主張。裴子野的《雕蟲論》，也反對駢儷文的“擯落六藝”，“非止乎禮義”。在北朝，西魏宇文泰提倡復古，蘇綽仿《尚書》作《大誥》，成為無生氣的擬古。北齊為之推，也認為文章應“以古之制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為氏家訓·文章篇》)。隋文帝楊堅統一北中國後，於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當時李諤上書，同樣主張復古(《隋書·李諤傳》)。隋唐之際，王通更以排斥異端，復興儒學正統的繼承者自居，他的《中說》，在論文時就非常強調“道”的內容，已初具文以載道的觀念。唐初文風，沿南朝駢儷之習，王勃、楊炯等雖對當時文壇有所不滿，但他們還是以駢文名重一時。陳子昂出來，又大張復古的旗幟。他的功績，固然是在詩的革新方面，但對文風的轉變也起了一些促進的作用。“今觀其集，惟諸表序猶沿俳儷之習，若論事書疏之類，實疏樸近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九)陳子昂以後，“屬詞皆以經典為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舊唐書·文苑傳》)但唐玄宗開元時期，蘇廷、張說號稱“大手筆”，他們雖主張“崇雅黜浮”，而駢文的陳腐習氣實際還是很重的。直到天寶以後，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等人繼起，復古的思潮才進一步高漲起來。他們研習經典，以儒家思想為依歸，真正成為韓、柳古文運動的先驅。蕭穎士以為“平生屬文，格不近俗，凡所擬議，必希古文”；“魏晉以還，未嘗留意。”(《贈韋司業書》)李華則認為“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系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系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贈禮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沔集序》)。他的文章“大抵以五經為泉源”，“非夫子之旨不書”，是“文章中興”的開為者(獨孤及《趙郡李公中集序》)。元結則從創作實踐上，力變俳偶為散體，多記為山木園亭和表現憤世疾俗之作。獨孤及強調“先道德而後文學”；特別推崇兩漢文章，認為“荀、孟朴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雲爾”(梁肅《毗陵集後序》)。梁肅文論思想受獨孤及的影響，更提出“氣能兼詞”的論點(《李翰前集序》)。柳冕以儒道為根本的文學思想，更系統，惟不善為文，自謂“意雖復古，而不逮古”；“言雖近道，辭則不文”。總之，關於文章必須宗經、載道、取法三代兩漢的思想，在韓柳之前已提得越來越明顯，而且這些主張的基本精神是和韓柳一致的。只是他們在創作實踐中，都還未能徹底擺脫駢文家的積習，卓然有所樹立，從而改變一代的文風。但完全可以肯定，他們在文論上的主張，或創作中的努力，是為韓柳古文運動作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的。
古文運動所以在中唐這個特定的歷史時代發生和發展，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客觀的現實社會條件。天寶以來，蕭穎士、李華、獨孤及、梁肅等人的復古主義思潮，就和安史之亂的現實有關。安史亂後，大唐帝國陡然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貞元、元和時期，號稱“太平”和“中興”，實際藩鎮割據的嚴重局面，並沒有根本改變。而且佛道二教盛行，僧尼道士已成為一種特殊勢力，他們“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唐會要》卷四七)，不但和廣大人民有矛盾，而且由於“使農夫士女墮業以避役，故農夫不勸，兵賦日屈”(《唐書·李叔明傳》)，也和唐王朝的利益發生矛盾。但是貞元時期二十年苟安的太平，不僅使搖搖欲墜的唐王朝得到了暫時的穩固，而且在唐王朝的統治區內也恢復並發展了生為，因而也給統治階級帶來了“中興”的希望。以韓愈為代表的復古主義思潮，在貞元時期發展成為一種廣泛的社會思想運動，正是從意識領域內來挽救這個嚴重的危機，促進“中興”局面的出現，從而加強和鞏固唐王朝統一的封建帝國統治。這是一個美好的願望。除軍閥大地主外，它確是反映了廣大階層人民的現實要求的。韓愈打著復古的旗幟，主張恢復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反對佛道二教，來整飭社會風尚。他清楚地認識到：人們對儒家所謂“君臣之大義”、“夷夏之大防”發生了動搖，就意味著封建等級制度的破壞，就意味著統一帝國的封建統治走向衰落和崩潰。他所寫的《原道》、《原性》、《原人》等篇，就是他所試圖建立的理論體系的重要論著。在這些論著中，韓愈著重提出並論述了與佛老尖銳對立的儒家之“道”，這個“道”，是曆聖相傳、有其悠久的傳統的，也就是以孔孟儒家為正宗的封建思想體系。
韓愈要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儒家思想，而六朝以來“飾其辭而遺其意”的駢文，已經成為表達思想內容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開展一個文體革新運動，也就是反對駢文，提倡古文。古文，指漢以前的散體文，不僅語言長短不拘，抒寫自由，便於表達現實生活內容，而且它本來是載道的，因而也便於學習和宣揚儒家之道。所以韓愈提倡古文總是和學習古道聯繫在一起的。他說：“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答李秀才書》)。又說：“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為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後》)。顯然韓愈學古文是為了學古道，換句話說，要學古道就必須學古文。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內容，文是形式。這就是以韓愈為代表的古文運動的基本內容。這裏應該指出，柳宗元雖也主張文以“明道”，但在“道”的具體內容上，是和韓愈不盡相同的。韓愈所謂“道”，多倫理性質，他的“傳道”文章封建色彩較重。柳宗元雖也談儒道，同樣是為封建地主階級說教，但他的唯物論思想和政治革新的主張卻是很突出的。
韓派古文家和柳宗元關於文體革新的理論，是古文理論的精華。他們的文體改革是建立在散文傳統的繼承和革新的基礎上的。韓愈首先強調作家的修養。他說：“根之茂者其實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所謂根或氣，都是指作家的人格修養。對於文學語言，韓愈重視在繼承散文傳統的基礎上有所革新和創造，堅決反對類比抄襲的不良文風。他主張學古文應“師其意不師其辭”，“唯陳言之務去”，指出“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樊紹述墓誌銘》)。他還認為運用語言，必須“文從字順”，即合乎自然語氣。而且要從實際出發，“因事陳詞”，使“文章言語，與事相侔”；還必須做到“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上襄陽于相公書》)。
韓派古文家李為在《答朱載言》書裏，透闢地發揮了韓愈反對因襲、主張獨創的理論。他認為聖人的《六經》，以及百家之文、屈原之辭，“創意造言，皆不相師”。他以為“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義是共同的原則，也就是道；而意則是各家表現義的具體思想。因此，意是需要各家自己創造的。他以為文章並沒有一成不變的“尚異”、“好理”、“尚對”、“不尚對”、“愛難”、“愛易”等等標準，主要在是否“能極於工”。“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那些“自成一家之文”，“獨立于一時，而不泯滅于後代”之文，一定是“文理義”“三者兼併”的。因此，文章之詞也必須是獨創的。韓派另一古文家皇甫提也同樣主張從意到言的新創。他說：“夫意新則異于常，異于常則怪矣；詞富則出為，出為則奇矣。”但他實在已走到了極端，從要求“新富”而竟至要求“奇怪”了。
柳宗元同樣高倡文以明道，反對“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遒密以為能”的頹靡文風(《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他認為對社會生活作“褒貶”或“諷諭”是文章應有的功能(《楊評事文集後序》)；文學批評必須重視作品的思想價值，那些用美麗的辭藻包藏著錯誤內容的作品，對讀者的危害是更大的。他認為真正優美的作品，不僅應該有完美的形式，而且必須有正確而充實的內容，二者不可偏廢(《答吳武陵論非國語》)。他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對於寫作態度、寫作技巧等有關作家修養的問題，也都有精闢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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